为达成纺织品协议中国游说国会山

　　第六轮中美纺织品贸易谈判又失败了，和之前中海油收购优尼科的失败有相似之处：受雇于中国“利益”的美国人发挥了作用，但是，这种作用发挥的还不够

　　□ 本报记者 易强

　　杰姆士·默兰想澄清一些“误会”。在美国司法部的档案记录里，这位国会议员曾在 6月23日，即众议院否决中海油竞购优尼科的前一周，与中国驻美大使周文重见过面。

　　这份档案附有丹尼尔·斯俾格的证实签名。斯俾格是游说公司阿金·甘的合伙人之一。为推动这项高达185亿美元的收购，中海油聘用了6个一流游说公司，而这个“阿金·甘”是其中的一个。

　　美国的法律有规定，替外国进行游说的公司，都要向司法部或者国会，提供与游说有关的详细资料。

　　“误会”了默兰的，就是这种档案资料。他否认曾与周文重大使见面，只承认曾造访阿金·甘公司，而且时间并不在6月23日，而是在7月8日，众议院通过决议一周后。

　　他说，那天他正好驾车经过这家公司，于是就顺便拜访了一下，并在那儿听了30分钟的关于中海油收购可能性的简报。但他不认为存在游说一说，因为众议院已经投票表决了。

　　斯俾格随后给出的解释是，他把具体的星期记混了，所以才造成司法部的“误会”。不过，他并没有提供补充材料，以向司法部纠正这个“误会”。

　　开放的游说体制

　　7月25日，默兰议员收到阿金·甘捐献的1000美元，以帮助他进行国会议员竞选。其他三个支持中海油的议员，马克·斯蒂文·科克、保罗·里恩及汤母·戴维斯，也收到这家公司的捐赠。

　　“当然，这并不包括平常的捐赠。”默兰坦言，“

雪佛龙也花费了数百万美元，在这件事情上进行游说。他们最终购买了优尼科。对议员们的游说，使雪佛龙节省了一大笔钱。”

　　根据司法部的档案记录，在6月份的最后八天——受雇于中海油公司——包括阿金·甘在内的6家游说公司，共联系联邦和州的官员近250次。不过，中海油收购优尼科的计划最终还是失败了。

　　——这就是美国的游说体制。议员默兰和游说专家斯俾格等人，是活跃在这个体制中的角色。

　　在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委员麦克·韦塞尔看来，美国的游说体制是开放式的，只要依照游戏规则进行，就不会有任何政治问题，它还会促进国会对特定事务的了解。

　　如今，中海油收购案已经远去。但还有20多个与中美关系相关的议案——从台湾问题到贸易问题——仍在等待国会议员们审议。如何争取对自己有利的结果，成了摆在中国面前的难题。

　　中国“积极”的变化

　　在争取国会山支持方面，中国政府公布的最新消息是，从今年7月初开始，驻美使馆将雇佣派顿·博格斯公司进行游说，每月的费用是2.2万美元。

　　《财经时报》了解到，这家公司将就“国会事务”问题，给中国驻美使馆充当顾问。公司已经指定三位游说专家——都曾经担任政府高官——来具体执行这项工作。

　　这三位游说专家是马克·科文、勃伯·和恩，以及迪摩斯·科巴，前两位分别是前里根和布什政府的官员，科巴则是1994年-1997年间美国驻新加坡大使。

　　国会山已经注意到，中国的游说态度起了“积极的”变化。“我以前从没见过驻美大使在国会山出现。但是在过去4个月中，驻美大使却在积极联系国会议员。”议员里克·拉森说。

　　里克·拉森是美国国会美中工作小组(UCWG)的领导者。这个工作小组将中国看作潜在的合作伙伴，致力于发现“新的促进战略关系的机会”。

　　而他所说的驻美大使，是于今年3月接替杨洁篪的周文重。从今年6月底到7月中，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他曾与国会议员会面两次——6月30日，在UCWG的成立大会上，周文重曾应邀发表讲话。7月20日，即雇佣派顿·博格斯公司后不久，他又与几位议员会面，讨论汇率问题以及国家防务问题。

　　美国司法部提供的数据是，从1997年7月开始，中国政府和香港特区政府，以及由政府控制的公司或者组织，已经花费了至少1900万美元用来游说美国政府。

　　更多在政治领域

　　不过，和台湾省的游说活动相比，大陆的游说行为还比较“稚嫩”，而且更多集中在政治领域。台湾省的游说势力在国会根深蒂固，在全美少数族裔中，台湾省移民的募款数目排行第二。

　　“但中国正在扩大自己的影响和网络。他们在尝试直接地、间接地或隐秘地影响国会。”在接受《财经时报》专访时，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委员麦克·韦塞尔说。

　　为了使国会、政府以及公众了解自己，中国聘用了华盛顿最顶尖的游说公司、公关专家和律师事务所进行宣传，包括派顿·博格斯、荷根&哈森，以及维科斯勒和沃克公共政策联合会。

　　聘用合约覆盖的范围，既有一次性的活动安排，比如安排驻美大使与参议员见面，讨论与台湾有关的安全法案，也有长期的工作计划，比如在贸易和关税等问题上，去游说国会和政府。

　　从2003年10月开始，荷根&哈森公司开始接受聘用，在WTO谈判以及美国法律及政策咨询方面，向中国政府提供建议。主持这项工作的是珍妮·阿奇鲍德，在20世纪90年代的早期，她曾担任美国

财政部的总顾问。这家公司已与中国政府签大约50万美元的合约。

　　在仰融诉辽宁政府案中，荷根&哈森曾代表辽宁政府应诉，并最终赢得了这场官司。

　　实际上，中国雇佣专业公司游说国会，并非从1997年7月开始。早在1986年，琼斯·德公司已经代表中国政府，在从意识形态到争取奥运会举办权等方面，游说联邦政府和国会。

　　总部设在克里夫兰市的琼斯·德公司，是美国第二大律师事务所，在中国的北京、上海，以及香港都设有办公室。从1997年开始，中国政府已经向它支付了100万美元。

　　但是这样的“游说”，更多是出于政治目的，在经贸领域，尤其是摩擦最为严重的

纺织品贸易领域，这样的“游说”还严重缺乏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