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BD雕塑灵魂

　　本报记者 陈文雅 综合报道

    为什么一个城市要有CBD？在西方国家似乎并不非要有这么一个商业平台，因为经过多年的发展，西方城市化已至均质状态，没有必要再画蛇添足。但对于发展速度极快，而资源又分散的中国城市来说，一个集中商务功能的CBD确有其必然性。对北京、上海等部分城市而言，CBD已经不是该不该建的问题，而成为现实生活的一部分。

　　CBD的核心价值是什么？如何使CBD富有活力并可持续发展？当我们的能量在拥挤的交通中消耗掉的时候，人们的视线被百米级的大楼屏蔽掉的时候，人们的情感在紧张的商务活动中变得麻木的时候，我们不得不对CBD的活力之源产生忧患意识。

　　那么，怎样避免让CBD异化为一个冷漠的、僵化的、机械的城市空间？基于创造商务与人文平衡的考虑，《经济观察报》、中央美术学院和“光华国际”项目共同发起了光华国际-CBD人文论坛，并于2005年9月17日举办了以“人文-平衡”开放空间雕塑展为主体的论坛活动，就CBD艺术街这样一个探索性的产物展开话题，探讨了CBD核心价值、人文公共空间、艺术与城市建设等问题。

　　公共空间人文忧思

　　CBD，中央商务区，高节奏、高密度的商务活动区域，一个城市地价楼价最高的区域，一个城市人口密度最大的区域，甚至成为国家经济形象的象征。在这样一个标准化、程序化的城市空间中，身处其间的人类仿佛成了一个精密的螺丝钉，效率像一个堂皇的借口，可以淹没身处其间的人类的诸多基本需求。拥挤的交通，越建越高的大楼，以分钟为计量单位的商务节奏，成了人们每天习惯面对的宿命。

　　“物的增值与人类的贬值成正比。”对西方国家的资本原始积累阶段，马克思曾有这样一句精辟论述。人类的发展模式建立在对资源的无节制消耗及快速的生产消费上，作为经济及商务活动主体的人发生了“异化”，人和周围的环境发生疏离，人的情感和直觉能力受到挤压变异，物质需要和心理需要严重失衡，直接的后果就是想像力、创造力的降低和工作效率的下降。这种现象特别突出地反映在经济及商务活动最集中的北京CBD区域，商务人群紧张的工作节奏、强大的工作压力、突出的亚健康状态，拥挤的交通、缺失的城市公共空间，文化和艺术的沙漠……使这个区域的价值与活力大受影响。新浪、搜狐、摩托罗拉等著名公司的迁出，已经给北京CBD敲响了警钟。

　　当我们不得不面对CBD时，无法选择的是高密度的财富聚集，而可以选择的只有自己的态度。“如果流动的财富只是原因，那我们期望它的结果是能够造福于更多的人；如果一定要行走于这个嘈杂的空间，那么我们期望这里还可以有心灵呼吸的声音。”“CBD艺术街”的设计者如是说。

　　中央美术学院殷双喜博士感觉到，目前全国城市对艺术，特别对雕塑有一种极度的渴望。我们的艺术，是仅仅给城市增添一个标志性的建筑，贴一个金，戴一个帽子，还是更深地要从事日常生活中去，为所在的区域居住者带来一些实实在在的精神享受，以免情感生活成为一种很苍白的奢华？

　　“中国的当代艺术基本上是一个展览语境的东西，基本和社会不发生关系，这是我第一次看到一个公共的社区环境里出现的雕塑，试图跟城市发生深刻的关系。”城市建筑研究评论家、《今日先锋》编委史建这样评价CBD艺术街。

　　这大概正是发展商的本意。北京商务中心建设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常务副总，北京龙泽源置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赵泽辉表示，CBD缺少文化艺术，“应该把建筑群跟街道，跟历史人文公园有机衔接起来。光华国际做一个以文化艺术为中心的主题商业，想推一个概念，就是‘平衡创造价值’。我们的功能是想做一个国际化，平衡性的商务综合体。”

　　中央美院殷双喜认为，对于目前中国城市公共空间的缺失，艺术家应该反思，“现在中国是一个大工地，在这样的工地建设的前期，艺术家不应该远远地观望，无所作为。”而在史建看来，从城市角度谈雕塑的问题，实际上远远不是一个雕塑语境的问题，必须是一个公共艺术的问题，“公共艺术必须走到更当代的一个语境当中，每个作品的设计不是以我为中心设计出来的雕塑作品，而是雕塑家把内心的对都市中心环境的深刻体会，跟环境形成一个互动，启发或者是激活这个城市空间。”

　　重寻活力之源

　　城市景观是人类的欲望和理想在大地上的投影，那么，如何让艺术赋予城市公共空间以活的灵魂，洗涤那些被商务活动冲击得疲惫不堪的心灵？

　　“一厢情愿指望艺术家、专家、政府把我们带到美好的未来去，是不可能的。”史建的警言毫不留情。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院长助理周榕则提出了三个反问：什么是城市？实际上城市就是每一个身处其中的人所面临的具体的生存环境而已，但现在的现实是城市仿佛跟我们日常生活越来越疏离，成为一个类似于宿命一样的既定框架；谁对城市的命运有决定权？现在的状况仿佛是一个很抽象的力量在主宰一个很抽象的城市，每个人都在抽象的框架中顺服这个操作逻辑，城市也越来越成为一个跟人无关的独立运行的系统；这个城市的魅力从哪里来？在我们现行这套以工具理性为特征的城市运作框架里，是生产不出来的，北京很多有活力吸引力的地方，已经被现行

城市规划和管理的手段消除了，比如秀水街，比如簋街，包括三里屯服装街。

　　我们究竟怎样才能摆脱这种可怕的“异化”？“我觉得城市的话语权需要解放，不能再垄断在一些看不见的官僚体制中，而要归还给每一个普通人，其中也包括我们的艺术家。在城市规划之外，应进行一个城市的再定义。城市最重要的魅力来源是多样性、差异性，艺术在城市里应该有这种自觉和自信，不应像长期以来这样，完全处于城市的操作链末梢。”针对自己的反问，周榕给出了回答。

　　“我希望我们通过共同努力，能把这个问题纳入一个法律系统去解决。其实美国在1954年最高法院已经有了一个宣告，说城市的建设应该是精神与实质兼顾。1959年费城成为第一个出台公共艺术百分比法规的城市，整个城市的建设资金，要拿出1%做公共空间的艺术，所以公共艺术有时也叫百分比艺术。”中央美术学院雕塑系教授王中提出的“百分比方案”让大家感觉眼前一亮。

　　王中认为，这个法规可以从局部城市开始实现，逐渐辐射到别的城市。“深圳规划局已经在上报公共艺术百分比了，上海也在做，而且不止1%，已经批下来一亿元资金。”

　　这一做法的可行性得到中国规划设计研究院总规划师杨保军的认可。“英国、美国、中国台湾都实施了百分比艺术经费制度，我们国家还没有通过。我觉得现在到了推动这项工作的时候了，当然这个比例可以根据我们国家的经济实力来定，不一定都得定1%，但我觉得有这个规定比没有要好。”

　　除了呼吁建立更完备、更科学化、更公正的城市规划的体系以外，史建和杨保军还提出，需要有足够强大的民间力量，对城市发展形成一个修正理念。杨保军进一步给出了具体的方案：“我建议把城市规划的决策权交给规划委员会。委员应来自这个城市的不同力量，有政府官员，有部门的，有专业技术人员和非专业技术人员，规模一般在15-17人。这种做法其实有些城市已经开始尝试。另外，我倡议将来应该由艺术家们参与到城市规划委员会的工作中，一些重大的决策应该有他们的声音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