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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需要在政府和市场的角色之间建立一种平衡。一个国家既可能从过度管制中遭受损失,也可能从缺乏管制中遭受损失,既可能从过多的公共开支中遭受损失,也可能从公共投资不足中遭受损失；政府能够帮助稳定经济——但是设计不当的政策也可能使得经济波动火上浇油。
政府与市场的博弈
——读斯蒂格利茨《喧嚣的九十年代》
○ 朱明星
斯蒂格利茨1964年获得阿墨斯特学院学士学位，毕业后继续深造于麻省理工学院，在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萨缪尔森的指导下进修经济学。获得麻省理工学院博士学位后，执教于普林斯顿大学和斯坦福大学。1979年他获得美国经济学会专为40岁以下青年经济学家设立的克拉克奖。1993年，经济学教授斯蒂格利茨离开了宁静的斯坦福大学，前往华盛顿，进入克林顿政府的经济顾问委员会，后来成为主席，一届任期结束后他转到世界银行，担任了三年的副行长和首席经济学家。2001年因为对“充满不对称信息市场的分析”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正是这种独特的经历和视角使得他的发言有理由让全世界都停下来倾听。在《全球化及其不满》之后，这位因研究市场信息不完全和非对称导致市场失灵现象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大师，再次推出了《喧嚣的九十年代》一书。
《喧嚣的九十年代》是斯蒂格利茨在美国政府和国际组织任职的经历和体验以及对美国经济和世界经济的了解，是一部对政策制定和经济发展过程进行回顾和反思的著作。这本书不仅深刻地分析了里根和老布什任期期间，美国经济衰退和政策出现变化的原因，而且也全面地提供了克林顿执政期间，美国经济政策的出台背景以及这些政策的利弊得失，并根据近期的经济结果，犀利地批评了其中的错误。从书中分析使我们看出，美国的经济发展远非完美可言，美国经济面临着种种问题，这些问题甚至远比其他国家复杂。这些普遍经验和教训不仅对于美国很重要，对于世界上其他国家和地区来说也同等重要。美国作为世界上最强大和最成功的经济体一直以来被广为效仿，而美国作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也不遗余力地将关于自身经济中政府所扮演角色的特定观点向全球推广,特别是通过诸如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国际经济机构来推广，但美国努力向国外推广的思想与自己在国内的实践又是何等大相径庭。本书的主旨就是要帮助人们解读美国的成功和失误。斯蒂格利茨的这本书可以说是首次为我们提供了美国经济的另外一个深刻的、不同寻常的视角。本书并不仅仅是一部重写的经济史，而是一部探讨经济发展的过去和未来的思想著作——它关注的是美国和其他国家身在何处和走向何方；如何在政府和市场之间、在地区、国家和全球水平的集体行动之间以及在政府行为和非政府行为之间保持适当的平衡。
在阅读这本书时，我们还可以深深感到，斯蒂格利茨提到的美国经济中的许多现象都在中国不同程度地上演着。不幸的是，我们在很多时候并没有认真追究这些问题的原因是什么，往往简单地将其归于改革转型期的问题，或不够市场化而出现的问题。同时，我们还在不断地从西方国家，其中主要是美国寻找解决问题的药方。通过斯蒂格利茨的视角，我们却发现这些药方可能正是“毁灭的种子”，甚至有可能把我们拖入难以自拔的深渊。例如，美国政府对于证券部门和金融市场的妥协与纵容，使得股市节节攀升和一派繁荣，最后却出现了安达信、安然、世界通信的轰然倒塌。有时，我们也在不断地向股市妥协，不断出台利好以安抚市场，而对于路人皆知的一些违法行为视而不见。希望对国外现成的东西照搬照抄，而不是自己下力气研究我国的实际情况，使得许多措施往往与初衷南辕北辙甚至成为笑谈。
在美国的经济发生波动之时，也是经济学界纷争四起之日，在放松或加强政府管制问题上，学界中两派的势力不断地此消彼长。十分有趣的是，强调加速市场化进程、减少政府管制的势力在中国往往被称为激进派，在美国却正好相反，这些人被称为保守派。这也正好说明了中国的经济发展处于一个十分重要的时刻。在本书中，斯蒂格利茨猛烈地抨击了美联储、私有化、股票期权、会计准则等等，这些美国经济中的制度都是过去我们视为先进的和需要仿效的。这也在某种程度上告诫我们，在选择中国经济改革的方向时要多一些谨慎，少一些盲从。特别是对于私有化和放松政府管制的问题，“市场原教旨主义”认为公有部门和政府管制必然导致效率低下，这种观点在中国学界其实也是颇有市场的，例如去年的“郎顾之争”就是一次集中的体现。而斯蒂格利茨却以世界上市场化程度最高的经济体为例，对“市场原教旨主义”进行了毫不留情的驳斥，这无疑可以使解除政府管制和私有化的狂热拥护者冷静一些。
今天的挑战在于,如何在政府和市场之间,在地区，国家和全球水平的集体行动之间以及在政府行为和非政府行为之间保持适当的平衡。一旦经济环境改变,平衡就不得不重新建立，政府需要采取一些新行为方式来替代旧做法。我们已经进入了全球化时代,世界各国和人民前所未有地紧密结合在一起。但是全球化本身意味着我们不得不改变平衡:我们需要在国际层面上采取更多的集体行动,在全球竞技场上我们不能逃避民主和社会公正等问题。
喧嚣的90年代已渐行渐远，现在的美国也不太可能重演过去的历史，斯蒂格利茨的讨论更多的也只是引起美国人的回顾和反思。但是，对于中国而言，喧嚣的年代可能正在经历或者即将来临。如何在这样的年代创造更多的“奇迹”而不是种下更多“毁灭的种子”，这不仅是经济学者们需要思考的问题，也是政府决策者需要警惕的事情。我们需要在政府和市场的角色之间建立一种平衡。一个国家既可能从过度管制中遭受损失,也可能从缺乏管制中遭受损失,既可能从过多的公共开支中遭受损失,也可能从公共投资不足中遭受损失；政府能够帮助稳定经济——但是设计不当的政策也可能使得经济波动火上浇油。对于这些问题更加广泛的理解,意味着各国在经济政策的选择方面应该享受到更大的自由，世界上并没有所谓的最佳道路,也没有所谓的完美制度。美国版本的资本主义存在很多的缺陷, 我们需探索选择一个更加关注社会中这些问题以及其他问题的经济和社会制度,而且在这样做的过程中,可以选择一条与目前在美国国内流行的所不同的市场经济模式,能够实现一个更加平等，更加安全且具有更好的健康和教育水平的社会。斯蒂格利茨的讨论使我们对于自己目前的发展状况有更加全面的认识，让我们更加冷静地应对面临的问题，提醒我们更加谨慎地选择经济改革的道路和方向。因此，这本书对于中国的价值可能远远大于它对于美国的价值，甚至使得笔者觉得这是一本专门写给中国人看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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