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资进入服务业将带来新机遇

　　对话者：

　　成建三 研究员，广东省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

　　杨柏 深圳商报评论员

　　WTO后过渡期结束之后，可能会出现新一轮服务业外资集中进入的过程，而深圳极有可能成为服务业外资进入的主要城市之一。我们要创造条件，把握这个历史机遇，为深圳更长远的发展做好准备。

　　杨柏：最近不少专家都注意到WTO后过渡期即将结束，过渡期后如何探索市场经济建设已经成为一个关键问题。参照WTO的相关条件，后过渡期后必须有一个更适应更开放的新的市场经济体制。不知你对此持什么看法？

　　成建三：还有两年的时间，WTO后过渡期将结束。在这个过渡期中，中国的开放都是比较容易把握的，而后过渡期结束后的开放，就得更多地考虑没有后退的余地。这等于是说在过渡期中，中国都处于一个转型的前夜。

　　这种转型首先意味着目前中国资源消耗过度的增长模式将发生转变。比如当前

能源资源出现紧张，至少说明了两点：一是原来的增长方式已经走到尽头；二是这种资源依赖的形势逼着我们走效益型

节约型经济的路。

　　第二、过去我国的对外开放是逐步推进的，而WTO过渡期结束后，我们将实现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这种开放，一是全方位的，意味着开放没有退路，很难有所保留；二是开放的主动权不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上，而需要WTO成员之间增加协商。第三、政府需要更深入的改革。当前政府制定方针政策、游戏规则的同时，本身又受到很多约束。要尽快适应，就必须要改革。从总体上看，新一轮改革和以前的改革肯定不一样。以前的改革是试验性的，过渡期后的改革在推进的方法上，更多地依靠积小胜为大胜，改变某些习惯性思维，避免落入“路径依赖”中。

　　杨柏：在整体转型的要求下摆脱“路径依赖”，你觉得眼下最该关注什么？

　　成建三：有几条需要现在特别关注。WTO过渡期结束可能会出现新一轮外资即服务业外资集中进入的过程。现代服务业的集中进入，可能会出现当年制造业外资集中进入时所产生的那种带动效应。

　　但服务业外资和制造业外资不一样。制造业外资寻找的是成本低的地方，服务业外资不可能到山沟沟去，它更讲究在空间上的聚集，因而肯定在城市，而且是在大城市。深圳就很有这种潜力。

　　杨柏：几天前，我刚参加了一个深港穗经济论坛，论坛上香港中银集团研究部研究员谢国梁介绍了他做的一项研究。谢国梁的研究表明：在香港的三次产业结构比重中，服务业已占88.5%；可能还有1-2个点的提升空间。香港中文大学教授杨汝万说，这个比例创了世界之最，比纽约还高。

　　成建三：这一点或许对我们有个提示：服务业注定要到大都市来。而且，服务业外资和当地服务业结合之后，它的附加值将远远超过一般制造业。当然我的意思并不等于要片面地强调发展服务业，而否定制造业，只是说在一个大城市，特别是在一个有分工的都市圈，现代服务业的发展已经进入到了更深层更高级的阶段，它已经能深刻地影响大都市产业结构、甚至空间布局的调整。

　　杨柏：如果真的出现新一轮服务业外资集中进入的过程，我们怎样做才能把握这一机遇？

　　成建三：首先是我们要对现代服务业的发展有个正确的了解与判断。

　　一、进入服务业的主要是外资机构，而不单是资金本身。机构背后有一个网络，即国际联系的渠道，这是我们最缺的东西。

　　二、产业积聚的特点也很明显。服务业机构要扎堆，同时还需要一些特殊条件，即非常好的制度环境。现代服务业和政府的联系要远远超过制造业。服务业和政府层面、社会层面、经济层面要经常性的、长久的打交道。在制度上保障这几个层面互相协调很重要。相应地，制度层面的调整不仅仅是适应国际规范，在近期还需要促进现代服务业机构的进入。这是当务之急。这个问题也可以结合政府的职能转变来进行。

　　三、服务业的发展，实际上会成为政府职能转变的一个外部条件。今天，在政府承担很多责任的情况下，政府的职能转变实际上也需要有动力。如果没有实在的需要，政府职能转变也就不可能有紧迫性，也就不容易转过来。

　　四、发展现代服务业应注意政策的空间回旋，以利于整合资源。要注意用先进的服务业，带动存量的服务业升级，使制度创新的能量充分发挥出来，从而最大限度把握机遇、利用机遇，为深圳的更大发展提供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