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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评论员 龙希成
7月26日，温家宝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全面整顿和规范矿产资源开发秩序。29日，国土资源部部长孙文盛表示，《国务院关于全面整顿和规范矿产资源开发秩序的通知》将于近日下发。此次整顿与规范将对中国未来的矿产资源开发格局与体制架构产生极为深远的影响。重构矿产资源体制或发展矿业经济所遭遇的难题将更加错综复杂，概而言之，挑战来
自于三个方面。
首先是监管体制面临的挑战。应该说，一些随意性的无证勘查和开采、乱采滥挖、浪费破坏甚至掠夺性开发矿产资源、非法转让探矿权和采矿权等违法违规行为的出现，矿山安全事故及破坏生态环境事件的频发，与一些基层矿产资源管理部门和官员不执行、不遵守或违反矿产资源管理法律法规不无关系。所以，当务之急是改革监管体制本身。传统的监管体制让矿产资源管理部门集掌本应分立的数权。
最先分立的应该是规划权，即矿产资源勘查与开发规划、矿业权设置方案的权力应归国家单独部门行使。这种总体规划与方案设置应体现国民经济发展的全局利益。
为了提高资源开发的集约度和安全度，减少污染，确保资源永续利用，矿山开发涉及更复杂的技术标准。制订资源回采率或安全生产等“标准”的权力也应单立，监管部门只有从既自定规则又监管规则执行的双重身份中解脱出来。
更重要的是，国家行使资源所有者的职能要从监管部门独立出来。目前国资部门监管的是投入企业的经营性资产。但在资源饥渴型的经济增长中，矿产资源已成为盈利性极高的国有资产。国家除以资源税费的形式获取收益外，作为所有者还要获取出让资源一级探矿权或转让二级探矿权与采矿权的收入。这就要求有单独的国资部门对矿产资源行使所有者权利，实现国家股东资本收益的增值。
矿业经济面临的另一项挑战则是资源的开发体制与市场机制。要提高矿业资源的开发与利用效率，市场配置而非行政配置是惟一出路。只有平等的市场主体进行充分竞争，才能逐步形成“矿业权价款”的市场发现机制。而矿业权的有偿取得和市场转让，实现国家收益和矿业资源有效配置的前提。
这就要求发育出一个矿业权资产化或股权化的资源产权市场，要有资源产权交易的规则和对执行这些规则的监管。其中关键是资源开发企业要建立规范的现代企业制度及公司治理结构。国家决定建设13个亿吨级煤炭基地，从中央预算或国债资金安排投资，并支持其上市融资或发行企业债券。其实，除国家投资形成国有股权外，更应打破所有制界限，开放融资平台，培育混合所有制经济的资源开发企业集团。
提高产业集中度的同时，应防止重蹈国有股或国企“一股独大”的旧路。其实，在一个法规清晰、标准与布局合理和监管严格的资源开发体制中，国有股并非益于控股。现代公司治理结构应能实现资源供给增加、资源效率提高和国有股增值的目的。
第三重挑战是理论上的。现代经济学或资源经济学并未给中国的矿产资源市场化道路提供现成答案。与一般企业理论或市场理论不同，矿产资源市场化进程充满了经济学所谓的“外部性”：它不可再生，涉及“后代的发展权利”；它污染和破坏环境的外部成本极大；它生产安全的系数较差，技术标准复杂，现场监管难，等等。
所幸的是，这次整顿对“规范”的强调，正是立意于构筑新的资源开发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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