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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科龙董事长顾雏军被捕，科龙已由政府托管。坊间流传顾的被捕理由是涉嫌挪用上市公司的资金，不过据积极“倒顾”的名律师严义明称，“顾雏军的问题远非外界所说的挪用上市公司资金这么简单，可能还涉及披露虚假信息这一罪名。”《每日经济新闻》说：随着顾雏军的被捕，近来著名的三大挪用上市公司资金案：创维黄宏生案、金正万平案、科龙顾雏军案，终都走上了被惩罚的道路。
法网疏而不漏，欺诈者一个个进了该进的地方，这彰显出法律的威严——由此折射出的问题是非常沉重的：这些人可都曾被舆论追捧为企业家、以企业家的辉煌名号在市场中腾云驾雾啊！可我们的“企业家”怎么一个个都如此德性——坑蒙拐骗、投机成性，在公众面前缺乏起码的诚信，对社会缺少起码的责任感，这种反差在顾身上表现得最为明显。
说到企业家缺少企业家精神，很多人肯定会想到制度环境：企业家并非天生是伟大和高尚的，只有在一系列制度的约束下，才能使得他们在自己利益的驱动下行动，又在客观上对社会负责任——这种诊断当然没错，不过笔者想就顾雏军的落马，谈谈经济学家阶层的品质对企业家精神的重要性：一个市场环境中，没有一个独立求真的经济学家阶层，就不可能“熏”出企业家精神来。
2004年8月，香港学者郎咸平“炮轰”格林柯尔，一桩郎顾公案引发了国企产权改革的大论战。如今，郎咸平所罗列的“七宗罪”一一得到验证。遥想当初争论最高潮时，主流经济学家排出了豪华阵容力挺顾雏军，张维迎更是在一个企业家论坛上公开为顾雏军“挡箭”：称当下中国企业家生存的舆论环境是1992年以来最不好的，称有些教授打着学术自由、保护国有资产的旗号不遗余力地否定企业家队伍，称全社会要感谢企业家——可现实表明，我们的“主流经济学家”们捧出来的都是些什么东西，热乎乎的赞美熏出怎样一个“经不住法律推敲”的企业家阶层——全国人民感谢顾雏军的忽悠啊！
谈到孕育企业家精神制度环境时，我们惯常想到的都是由政府安排的种种制度，其实，经济学家也应是孕育企业家精神的制度环境之一——如果缺乏一个有着坚定知识信仰和良知的经济学家阶层，即便外在的监管制度再严密，企业家精神也难以形成。
因为相对于成文制度的刚性和静态，由知识人格构成的经济学家阶层是一种动态的制度力量。即使是最虔诚的制度原教旨主义者也承认，制度的设计者纵然已绞尽脑汁，终究只能防君子，而不能防小人，再完备的制度总有一些可为自私自利的小人有机可乘的弱点——而经济学家因掌握专业知识，他们能在动态中敏锐地洞察到企业家经济行为的实质做出及时的披露，从而对企业家行为形成约束。我们常看到发达国家经济学家动辄在报章上撰文训斥某企业的违规和不负责任，这种如影随形的监督是很重要的。
因为经济学家掌握对市场理念进行阐释的专业话语权，所以一个社会对市场经济诸种理念的信奉，很大程度上是经由经济学家传播的——上梁不正下梁歪。如果经济学家自身缺乏独立的人格，缺乏对真的信仰，在金钱的诱惑下甘愿做企业的婢女或企业家的家奴，毫无原则地为企业家唱赞歌，如何能熏出企业家的市场精神——可以看到，企业家顾雏军们的“中国式恶习”正是那些所谓的“主流经济学家”们捧出来的。
只有经济学家独立求真的姿态，才能形成对企业家经济行为动态的驯服，才能为塑造企业家精神提供精神供给——当再有经济学家把“中国缺少企业家精神”归咎于监管制度缺失时，建议先反省自己这个阶层做了些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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