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务输出地频现技工荒
“今年一季度，劳动力市场对裁剪缝纫工的用工需求是6200人，到我这里登记求职的缝纫工只有69人。”
南通市劳动局职业介绍服务中心主任王益年提供的数据表明，该市自去年以来逐渐显现“技工荒”现象在进一步加剧。2004年，南通市裁剪缝纫工的求人倍率达37．46（需求人次数与求职人次数之比），也就是说，在劳动力市场上平均每一位缝纫工有37．46个岗位在虚席以待。而今年以来，这一比率已攀升至89．85。
“春节后民工返城的时候，长途汽车站简直成了企业招工的战场。”王益年说，“大巴一进站，举着招工牌子的人就一拥而上，堵在车门口抢人。”
南通是江苏省的第三人口大市，总人口780万人，其中农村劳动力总量约350万人，是江苏省重要的劳务输出地。2004年南通市劳务输出总量达92．85万人，是全省劳务输出第一大市。
同为传统劳务输出地的盐城、泰州等地，也不同程度地出现了“技工荒”现象。江苏省副省长吴瑞林在去年底的一次调研中发现，2004年1至3季度，仅盐城市建湖县，机械、皮革等行业熟练工人缺口竟达8000人。泰州市劳动力市场登记招聘1507个印染、挡车等岗位，基本招不到人。
我国现行职业资格管理制度规定，技术工种职业资格认定分为初级工、中级工、高级工、技师、高级技师等五级。在现实的劳动力市场上，持证就业制度远未普及，一般来说，能够“一般或熟练掌握相关劳动技能”的工人即被用工企业视为“技工”。然而正是在这一最低等级的用工层面上，2003年始于珠三角地区的“技工荒”现象正在不断向北泛滥、蔓延，从苏南地区、长三角地区，到苏北地区、安徽、江西等地，均不同程度地发生了“技工荒”现象。
按理说我国农村劳动力严重过剩，却缘何“技工荒”愈演愈烈？
缝纫女工李海华经历
折射财政资金投入之缺
缝纫女工李海华，现年30岁，陕西省汉中市勉县武侯镇莲水村人，现为南通文峰爱琴海服饰有限公司员工，南通市近4万名缝纫女工中的一员。从1993年初中毕业到现在成为爱琴海公司总经理陈益眼中“最出色的缝纫女工”，普通农家女李海华转型当技工的经历，耐人寻味。
李海华1975年出生，在她的记忆中，9年义务教育期间，家里总计替她交了学费1200元。初中毕业后，李海华在家里闲了一年，1994年开始外出打工。
第一站是投奔在无锡打工的姐姐，正巧红豆集团招工，李海华进了整烫培训班，一个月的培训，厂里包吃包住，还另发200元生活费。学了一个月，却因“厂里只有我一个是陕西的，太落单”，不想干了。李海华换了一家厂，和老乡一起学缝纫。培训一个月，厂里同样包吃包住，另发的生活费涨到300元。
1995年，李海华成为一名熟练的缝纫工，她跳槽进了红豆集团的衬衫厂，一干就是4年，月工资从四五百元，逐渐涨到七八百元。1999年至2000年，李海华回老家结婚生子。2001年，她再次外出打工，去了东莞的一家电子厂，花了一个月，她又适应了新工种。可是“东莞太热了，受不了”，2003年，李海华进了南通爱琴海服饰公司，月收入800元，一晃3年了，月收入涨到1300元。如今已是爱琴海公司老员工的李海华，顺利完成了从农家女到现代产业工人的惊险一跳，她的劳动力价值在不断提高。
在“人力资本理论之父”、197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舒尔茨看来，劳动力价值的提高是教育、培训等人力资本投资的结果。纵观李海华的人力资本投资经历，以1993年初中毕业为界，李海华的人力资本投资异常清晰地分为两个阶段：初中毕业前，是9年义务教育阶段，投资主体包括李海华本人和财政公共资金。其中李海华的直接教育投资为1200元；财政公共资金的投资为1890．3元（按1993年全国教育经费执行情况计算）。
初中毕业后，投资主体则由李海华本人和用工企业共同担当。李海华本人在这一阶段的投入并未表现为“现金支出”形式，她支付的是机会成本，即培训期内所领生活费与熟练工工资的差价，约为300元×3个月＝900元。
而企业培训的投入又是多少呢？李海华并不是在爱琴海公司学的手艺，但爱琴海公司总经理陈益算的一笔账，却也能说明企业培训缝纫女工的一般投资水平：培训期内，企业包吃包住一个月的花费约为每人180元；发给培训女工的生活费每月为300元；另外还要调派熟练工、缝纫机搞培训，企业支付的培训成本至少在每人600元／月以上。以此计算，李海华先后参加不同企业的培训共3个月，总计接受企业对她的人力资本投资1800元。
我们由此可以得出：
舒尔茨在他的题为《人力资本投资》的演说中指出，资本主义国家能够在60年代进入黄金发展期，其原因在于各国纷纷实施劳动力教育培训计划，通过大量的人力资本投资进行职业和非职业教育训练，整体性地提升了劳动者素质。
反观李海华的人力资本投资清单，作为一名普普通通的农家子弟，在她初中毕业以后，财政公共资金对她的人力资本投资却就此中断，至今已长达12年。
李海华是“技工荒”的生动缩影
像李海华这样的农村初中毕业生，全国有多少？他们与“技工荒”又是什么关系？
2003年全国初中毕业生为2018万人，高中阶段（含各类普高、职高、中专、技校、成中专等）实际招生为1268万人，也就是说，2003年全国约有750万初中生毕业生终止了学业。按我国的城乡人口比例推算，这其中农村初中毕业生约为500多万人。
据农业部副部长张宝文披露，我国每年新增农村劳动力转移人数约为600万人，换句话说，在我国每年新增农村劳动力转移人数中，像李海华这样的初中毕业“辍学”生所占比例有可能高达83％。
可怕的是，正是这些每年新“冒”出来的500万李海华们，构成了目前我国产业工人、技术工人最为庞大、最为现实的基础。教育部长周济披露的数据显示：2002年全国共转移农村劳动力2385万人，其中初中毕业生占62．7％。张宝文披露的数据则显示：目前农民工在全国第二产业从业人员中占57．6％，在加工制造业中占68％，在建筑业中占80％，在第三产业从业人员中占52％。
一方面，在李海华们初中毕业以后，财政公共资金就对这每年新增的500万劳动大军断绝了人力资本投资；另一方面，客观上他们又是技术工人最主要的来源，正在成为我国产业大军中越来越庞大的用工基础。当物质资本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迅速膨胀，人力资本的匮乏，尤其是技术工人在总量上的严重缺短，便不可避免地暴露出来。
南通市教育局培训处处长苏大伟认为，“技工荒”大面积发生，“说明以前靠廉价劳动力、靠大量消耗资源来实现经济增长的粗放式发展在东部发达地区已走到了尽头。竞争与发展要求发达地区的企业迅速提高技术含量，但现在的问题是，企业有钱投资、买设备、搞技改，却找不到能够与新技术相匹配的技术工人，这是长期以来我国对技工培训投入严重不足的必然结果。”
近年来，提高农村劳动力质量、推进农村劳动力转移正逐渐成为各级各地政府的共识，农业部等六部委共同制定、实施了《2003-2010年全国农民工培训规划》。2004年中央财政共安排2.5亿元专项资金，对参加培训的农民进行直接补贴；全国省级财政安排的转移培训专项资金3亿多元。然而，即使将这5.5亿元财政公共资金全部用于培训每年新增的600万农村劳动力，每个劳动力所分享的财政公共经费投资也只有92元，仅为普通缝纫女工李海华初中毕业后人力资本实际投资额的1/30。李海华们的人力资本投资、增值之路，依然严峻而漫长。
用工“金字塔”
呼唤人力资本投资“正三角”
作为人力资本最重要的投资来源，我国现阶段财政公共资金对教育的投入呈现出显著的“哑铃型”特征，义务教育、高等教育投资庞大，而处于中间阶段的职业教育、技能教育投资很少。这与我国劳动力市场的“金字塔”型的用工结构和市场需求产生了严重错位。
以南通文峰爱琴海服饰有限公司为例，该企业现有200多名员工，其中企业管理层、办公室有5人，技术部专职技术人员7人，贸易部销售人员3人，除此而外约190名员工都是一线技工。由于企业规模和行业特点不尽相同，不同企业的用工结构、比例不尽相同，然而“招技工多、招ＣＥＯ少”的“金字塔”型用工结构和市场需求，却是相同的。
记者依据《2003年全国教育经费执行情况统计公报》、《2003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两份公报计算，2003年全国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为3851亿元；其中，预算内义务教育经费（小学、初中）约为1974亿元；高中阶段教育经费约为610亿元（其中：普通高中教育经费368亿元，中等职业教育经费242亿元）；普通高等教育经费约为901亿元。
在2003年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总额中，普通高中、普通高等教育分别占9．55％和23．4％，而中等职业教育仅占6％。此外，两份公报还显示，我国中等职业教育经费投入与潜在的职业技能教育需求之间的巨大落差。
2003年全国初中毕业生为2018万人，其中升入普通高中752万人，升入中等职业教育学校516万人，未能继续升学750万人；与此同时，2003年全国至少有150万高中毕业生未能升学，转入社会就业。
据此计算，2003年全国约有1416万人（即中等职业教育学校招生516万人；初中毕业后、未继续升学的750万人；高中毕业后、未继续升学的150万人）需要经由职业技能教育进入社会就业环节，占初中毕业生总数的70％。而在2003年的总额为1511亿元的非义务教育阶段经费支出中，中等职业教育所占比重仅为16％。
换句话说，在某种意义上，现阶段我国教育事业的“稳定”和“辉煌”，恰恰是通过过早地剥夺每年新增的约750万名初中毕业辍学生对财政公共资金的分享权来实现的。按照我国城乡人口比例和教育水平分布特点推算，这750万人中至少有70％分布在农村。
记者对比研究1998年至2003年六年来的《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还发现，在这六年里，以高等教育为导向的学历教育在迅速膨胀，以职业教育为导向的技能教育却在不断萎缩。
六年间，中等职业教育在校生人数一路走低，直至2003年触底反弹。2003年全国中等职业教育在校生人数仅为1998年的85％。而普通高中教育、高等教育的在校生人数则持续保持高速增长，2003年普通高中教育、高等教育的在校生人数分别是1998年的2．1倍和3．25倍。
我们由此可以得出结论：我国非义务教育阶段的财政教育经费支出偏重于学历教育、偏重于为高等教育输送生源的目标导向近年来在不断强化。而与这种“遴选”机制如影随形的“淘汰”机制，以及职业技能教育财政投入的严重匮乏，则使全国城乡每年的近千万未能升入高一级学校的初、高中毕业生，断绝了、甚至是过早断绝了继续分享财政公共资金的机会，公共财政资金对他们的人力资本投资就此终止。这种“淘汰”与“断链”，不仅为现代公共财政理念所不容，更与劳动力市场的现实需求相悖。 今天的李海华，每小时能够为50件衬衫“卷底边”。在她从初中毕业的农家女到产业工人的惊险一跳中，公共财政未直接对她投资一分钱。但愿今后每年新增的500多万位李海华不再遭遇同样的命运。
周国洪 摄（来源：经济参考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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