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明园事件成引子 环保总局整肃800家环评机构

　　本报记者 柯志雄 北京报道

　　“如果是为了圆明园的事，你打他的电话也没有用。”记者5月19日致电北京国环清华环境工程设计研究院白庆中院长时，一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圆明园事件由一场公众信任危机转入神秘的静默，期间究竟发生了何种曲折？

　　5月14日，国内首次环境影响评价工程师职业资格全国统一考试开考，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亲赴考场监考。他表示，环保总局不久将对整个环评行业进行规范整顿。

　　这将是近年来环保总局对环评机构的第二次整顿。上一次整顿发生在5个月前，有8家环评机构被吊销证书，4家降低评价范围，11家被暂停业务并限期整改。

　　在短短的时间内两次整顿，已有先兆。

　　潘岳在不久前召开的第一届环境影响评价国际论坛指出：有些环评单位不坚持科学评价，不敢以客观的事实和科学的数据说话，将项目的环境可行性结论推给审批部门，甚至极个别的环评单位弄虚作假，编造、伪造数据，或者隐瞒事实，使环评流于形式，丧失了第三方咨询机构起码的科学性和公正性。

　　目前，全国有802家有资质证书的环评机构。这一次整顿，是否会肃清行业弊端？

　　打“擦边球”的利润逻辑

　　“为什么大家不愿意接手这个外界关注的项目？为什么相关的几家多是大学？”一位环评专家在采访中反过来问了记者这两个问题。对前一个问题，他的回答是透明操作和成本。

　　按照我国现有的制度设计，《环境影响评价法》作为法律保障，各级环保局作为“主裁判”，专家作为“边裁”，环评机构作为“球员”，资质证书规范了环评机构的资格与方向，构成了环境评价一整套体系。

　　但一位不愿公开姓名的专家称，在实际操作中，来自地方政府、环评机构迁就客户配合经营等各种原因形成的压力，使得帮助不尽合规的项目通过环评、环评机构借用资质证书及挂靠、超证书允许范围经营业务、客户以“报酬递减”方式诱使项目加速通过审批、压价收费等现象屡有发生，“潜规则”使框架有所变形。

　　据了解，目前全国环评机构环评收入多数在百余万到千余万元不等。环评收费尽管时常有压价现象，但通常仍以项目建设投资规模作为计费基数，能否获得大建设项目的单子，成为环评收入“开源”的重要因素。

　　专家们透露，成本开支方面，主要分为三块：交给监测站的监测费；设备、办公等日常营运的费用，在一般院所中表现为管理费；环评人员的人力成本。第一项相对固定，一般占项目收入的30%～35%左右；第二项弹性较大，在10%～30%的较大区间振荡；第三项则视机构本身严格程度有非常大的弹性。多数“灵活”的经营者从后两项上动脑筋，尤其是人力成本。

　　记者在调查中发现，在长三角营运较好、管理比较严格的环评机构中，每个有证书的工作人员可以为单位带来25万～40万元环评收入。而对于善于打“擦边球”的机构或个人来说，收入比前者更高。在同等收费标准情况下，毛利反可以比前者高20个百分点。反过来说，可以以更低的成本做到同样的利润率。

　　环评界津津乐道的一个故事说，南宁一家环评机构的院长告诉下属：“搞环评，就像开动了一架印钞机。”

　　不仅如此，打“擦边球”的个人或机构有较大的利润空间，使得即便价格打6-7折都可获得与前者相同的毛利水平。但接手社会关注的项目，“擦边球”很难玩转——问题在于公众的参与。

　　公众参与：隐约的森林

　　不少环评专家预计，圆明园环评接下来还将碰到一个巨大难题：是否让公众参与，以及以何方式让公众参与？

　　在一个完整的环评程序中，环评机构接单是最初的一环，而公众征求意见则是最后一环。近期备受关注的“深港西部通道深圳侧接线”项目中，沿线居民和环评单位的一个争执焦点是，环评过程中需要让多大范围的居民参与进来。

　　该项目中承担环评任务的环境科学研究所对外解释是，他们曾在其间的一个小区内发放了50份调查问卷，完成了对公众征求意见的程序。

　　多年从事环境影响评价的高级工程师易海涛说，我国差不多要等项目被行政主管部门认可后，到了“环评报告书编制阶段”才开始公众参与的调查，而这时候已明显不利于公众对工程提出意见。

　　其中的一个关键症结是，公众参与权实现的前提是具有知情权，但并无明确的法律条文规定由谁、如何将项目信息、采取什么方式公布于众。因而无法解决多数公众明明白白参与环评的问题。

　　国家环保总局南京环科所科技处负责环评的贺昭和告诉记者，按规定的话，公众参与有听证会以及专家论证会等形式，但没有规定具体的方式与约束。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公众参与度低并不是个别情况。西柏坡电厂扩建三期工程环评中吸收公众参与调查，在河北省被作为典型案例。尽管该项目位于石家庄市上风向、又紧邻黄壁庄水库水源地——对公众影响度不可谓不大，但实际上只有20名“公众代表”，其中多数为省市的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只有一名没有投赞成票。

　　“独立第三方”的困境

　　在国内为示独立公正，政府项目很多选择的是大学，而外资企业则倾向于选择公司或研究所。在目前的不同类别中，记者了解的一些意见认为，目前一股拥有明显成本优势的力量来自大学，“他们用学生做免费劳动力，学校里的办公地点和设施校方收费很少甚至不收，开出来的价格可以比我们低很多。”

　　据记者从环境工程评估中心得到的信息，环保总局去年10月通过的第一批170家甲级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资格证书考核合格单位中有21家归于大学名下，632家乙级资质单位中有34所大学，甲级资质比例中大学占12%，但其中只有东北师范大学环境科学研究所一家资质证书关联到具体的操作单位。

　　贺昭和的看法是，50多所大学环评技术水平与操作上并不一致，一些大学可能只在个别点上比较熟悉，“以后可能还是需要脱钩”。如果具体实施环评的是学生，缺乏经验也就难免了。

　　去年初，全国环境影响评价技术评估机构共同签署了行业自律公约。国家环保总局环评司司长祝兴祥表示，鼓励环评机构在技术评估时一定要敢于亮“黄牌”、“红牌”。“但是，你亮牌，下次还有哪家敢找你做？”

　　一位福建环评人士告诉记者，“我们正在谈一个印染项目，环保部门不让上，当地政府坚决要上，而且还强制当地环保局和环评单位限时办好手续，我们哪推得掉？”

　　地方政府的压力只是一部分，市场竞争恶化的也是造成环评机构“动作变形”的重要原因。例如，在日益增大的经营压力下，价格走低，生存的压力成为最后的约束，而一些客户也不失时机地从中挑选能让环评报告更快通过的机构。“比如一个月通过可支付100万元，40天通过就只支付80万元”。

　　资格与资质认证仍是“尚方宝剑”

　　环评行业管理法规《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资格证书管理办法》颁布于1999年3月，出台背景就是希望规范化，解决市场化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问题，例如业务范围划分、专业特长、无序竞争、收费混乱等问题。当时的状况是环评队伍“过大”，一些持证单位无事可做。

　　6年后，持证单位无事可做的现象已经极为鲜见。记者调查中发现，多数环评机构“生意红火”、“来不及做”。与之相伴的是，一些拥有上岗证的个人以及没有资质证书的机构联合有资质证书的环评机构“抢食”扩大的“环评蛋糕”——工作由前者完成，与后者分成即可。

　　但是，资格与资质认证仍是最有威慑力的“尚方宝剑”。解振华在上述会议上同时提出，严格环评队伍监管，推行职业资格制度，积极稳妥地推进环评市场化改革，加大责任追究力度。

　　记者从环保总局了解到，主管环评的副局长潘岳已在严格环境影响评价资质管理上进一步完善了监管办法，核心是通过量化等科学手段，建立有效的抽查和考核机制和责任追究机制。

　　此外，目前环保总局已在着手准备的两项措施是，修订《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资格证书管理办法》，严格环评资质的准入条件，强化环评责任追究，以及推进并严格实施环评工程师职业资格制度建设。另外，还开展了首次环境影响评价工程师职业资格考试，负责资格考试的环保总局环境工程评估中心独立出来，颇具“独立第三方”的意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