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房价狂飙游戏：公共汽车上演生死时速难停

　　

姜晓明／摄

　　□本报驻京记者　李海鹏　□本报驻沪记者　柴会群

　　编者按

　　随着上海市“房产新政”的开始，上海楼市确实进入到了一个微妙时刻，而人们关心，这种微妙背后，是意味着一场房价狂飙房产游戏的结束，还是在为未来的重新启动积蓄力 量？

　　无论如何，关于要满足民生住房需求的观点，已经前所未有地高扬。而这一需求能否得到基本的满足，已经被提到与构建和谐社会能力相关的高度。

　　上海房价的持续上涨，引起了广泛关注。而针对这些问题，上海市政府及时出台了相关对策，特别是最近启动的面向中低收入阶层的“两个一千万”工程，引起了多方的关注。不过，要让一辆高速行驶了多年的公共汽车停下来，“有形之手”与“无形之手”需要彼此之间的共同努力。

　

上海楼市的风云变幻牵动着许多人的神经　　姜晓明　摄

　　4月15日，上海市闵行区莘松路，100多名被华夏、民生和浦发三家银行拒绝了按揭申请的炒房者，不得不把325套房子退给了“上海康城”售楼处。退房行为如果出现在20天前，就会被视为自残一般不可理喻的行径，因为“一房难求”正是当时景象的写照，可是现在谁都觉得合乎情理。从4月7日到10日，中心城区卢湾区的几个新建楼盘连续3天以“零签约”告收。4月10日，在静安、徐汇和黄浦三个中心城区，日签约总数仅有8套。

　　热闹已久的上海楼市终于有了安静的时刻。

　　“房市新政”

　　“以居住为主，以市民消费为主，以普通商品住房为主”。

　　3月26日国务院关于稳定房市的8条意见出台之后，上海楼市的空气骤然紧张。业内纷纷传言，中央调研组已经抵达上海。一度活跃的上海本土专家也三缄其口，“我现在不方便讲话了。”一名以“唱空”上海房市著称的房地产专家在电话中说。

　　与此同时，上海市就稳定房市接连出台措施。先是上海房地局通过变更房产登记手续叫停“转按揭”，后有上海市工商局推出16项举措监管房市。在此之前的3月初，上海地税局出台文件，对一年内交易的房子征收5%的利差税。一连串的措施，被称作是上海“房市新政”，抑或“组合拳”。

　　4月5日，正在美国芝加哥访问的上海市市长韩正对国务院办公厅的意见作出了回应，他表示，不希望上海的房价太高、增长太快，房地产首先是以居住为主，而不是以投资炒作为主。

　　从2005年年初开始，在房价上涨、百姓忧虑的气氛中，上海市政府有关部门已很少再像以往一样坚持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的观点。2005年1月中旬，市长韩正向上海人代会所作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及了三项房地产市场调控原则，即“以居住为主，以市民消费为主，以普通商品住房为主”。

　　上海市房地局局长蔡育天3月31日在接受《人民日报》记者采访时，承认从2002年起，上海房市出现了市场需求过热、房价上涨过快的势头。

　　然而，三周后，没有多少业内人士认为上海楼市真的就会从此走上回落的轨道，走进任何一家正规中介公司，都会有人告诉你，只需要半年时间上海房产市场就会再次回暖。

　　事实上，正如一年前一样，上述限制政策一出台，下面很快就有了对策。一名中介人员透露，最近房市正在流行一种“垫资”服务：因为银行和税务部门要求还清银行贷款才能转让，中介公司和急于炒房的下家就联手替上家还清贷款，然后照炒不误。

　　这一景象与一年前上海市出台的期房限转政策时相当类似。当时为了打压期房炒作，政府出台文件规定，自2004年4月26日起，预购人购买的预售商品住房只能在取得房地产权证后才能转让。然而文件出台后并没能真正限制住期房转让，炒房族们迅速发明出新的操作模式，比如，上家为了尽快让房子出手，与下家私下签订协议，由下家帮其还贷款，待取得房产证后，再直接去房管局办理相关手续。

　　不过，这种钻空子的做法显然充满了风险。一年来，随着房价的迅速上升，上家深感一年前订出的价格吃了亏，遂找出种种理由不去办理房产证，下家也因此傻眼：出了钱，却拿不到房产证。

　　应对银行紧缩住房贷款的政策，相当多的小炒房者正在做最后的搏斗。10天来，小炒家梁建芳想尽了办法，也没能从银行里借出一分钱。“你能帮我吗？有没有什么办法？”她问记者。另外她很关心媒体对房价的态度，“你站在我这边吗？”像她这样的小炒房者们都很气愤，因为他们被游戏抛弃了，而资金充裕的高级炒家却能在楼市里继续玩下去。

　　楼市盛筵

　　围绕着楼市的盛筵一开就是8年，座上客风卷残云，替补者暗自生恨，而那些只想分一杯羹的普通人却为之付出了最大的代价。

　　在房市“新政”之前，上海楼市的逻辑是：只要有房，就有大把钞票可赚。楼价近年的狂升，给炒家提供了充分的腾挪空间。在1998年，上海住宅平均销售价格还只有3026元／平米，到2004年底，按照上海市统计局的数据，上海商品房平均价格已经升至8124元／平米，其中静安、长宁、徐汇、虹口等6个中心城区的平均价格均超过1万元／平米。

　　上海楼价从远低于北京到大大反超，只用了两年多的时间。2003年和2004年，市区房价涨幅更是狂飙突进，每年超过30%。

　　与官方统计数据相比，民间认同的真实楼价还要高得多。在2004年末，本地楼价的所谓“321格局”在上海几乎无人不知：内环内3万元／平米，内环外环间2万元／平米，外环外1万元／平米。

　　如此昂贵的房子，对于普通市民来说已经高不可攀。实际上从2002年开始，这些真正需要住房的人就已经在游戏中全面出局。留下来的，就是各种资本，各种巧妙勾联，各种追求利润的企图心。

　　在精神层面上，高涨楼市起到的作用仿若“二桃杀三士”。围绕着楼市的盛筵一开就是8年，座上客风卷残云，替补者暗自生恨，而那些只想分一杯羹的普通人却为之付出了最大的代价。无力购买城区新房的城市居民要么忍受落后的居住条件，要么流向远郊区，而投机者群体越来越大，社会生活中的诸多纷争由此而起。

　　2004年末，为了认购浦东新区的一处中高档公寓楼“美丽苑”，旷日持久的排队竟然达到了一个月，最高峰时超过2000人加入了长龙。很难查证的数字是，其中有多少人是真正的购房者，多少人是炒家，乃至多少人是开发商和中介公司雇佣的民工。

　　雇人排队买楼花早已不是上海地产业的秘密，只是这个价格已经由两三年前的500元降到100至200元而已。

　　与楼市升温相伴的一个新变化是，即便是排队拿到了号，也得通过抽签才能取得购房资格。为了增大概率，有大户借几十张身份证，雇同样多的民工星夜排队。即便如此，因为许多开发商暗中早将房源转出，他们最终往往还是两手空空。

　　楼市太热，议论蜂起，观点对立的专家们互相温文有礼，旁观的市民们却火气十足。某地产商提出“富人买房论”，指出穷人买不起房子是正常现象，虽然获得一些经济学者的理解，却被网上愤青们斥为“FP”。对于楼价走势，有人唱多，有人唱空，各自成理，可是谁都知道，在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市场上，形势比人强。

　　这些人，被方万昌认为是失败者，是最应该反思的人。“他们该想想，2002年自己为什么不买房？”他说，“有机会摆在你面前。”

　　利益刺激

　　高频率、大剂量的利益刺激，渐渐提高了接受者的兴奋阈值，更敢冒险的人也就应运而生。

　　可是机会注定只属于那些狠角色。从2001年起，一俟外地炒房团突袭上海楼市，见猎心喜的本地市民立刻尾随而至。与外地人的想象不同，在楼市如此炽热的时期炒房根本不需要什么房产知识，因为楼价大涨长红，见楼就收永远不会大错。至于资金，有十多万元就可以入门了，缺口自有银行的帮忙。

　　这样一来，上海本地的小炒房者就以中年妇女居多。她们资金实力有限，但是靠着精明勤快、喜欢短线的作风，把整个楼市烘托得人气沸腾。

　　高频率、大剂量的利益刺激，渐渐提高了接受者的兴奋阈值，更敢冒险的人也就应运而生。

　　2004年10月份，为了购买“瑞仕花园”的住宅，A先生不明不白地向中介公司交纳了10万元的好处费，“连个条子也没打”，然后被领到售楼处当场签订了购房合同。事后A先生才得知，中介人员仅从这10万元中拿到1000元，中介公司拿了2万元，剩下的全都返给了开发商———后者才是这一切的主谋。可是之前当他第一次去售楼处时，售楼小姐说房子已经没有了。

　　只赚一笔就算吃亏，“一鱼多吃”才算个中高手：欺诈和敲诈可以获利，它们带来的翻炒效果还可以获利。A先生购买瑞仕花园的住房时的价格为1.8万／平米，现在则涨到了2.7万／平米。

　　“我敢保证，大多购房者都交了好处费，只是有多有少的问题。”现在，A先生对本报记者说。

　　在上海，一个名叫李欣的人花了1亿多元买下“天赐公寓”49套房子的故事已经尽人皆知，问题是，这个人不仅是位不存在先生，而且在购房定金合同填写的住址、邮政编码、身份证号码和联系电话都是“1”。徐汇区“颐峰苑”的开发商卖掉了一套建筑面积140.61平方米、价值180多万元商品房，预售合同上的交易价格为11元，相当于小女孩吃的两盒优酪乳。在另外一些被“抓捕归案”的开发商那里，类似的奇闻怪事也是层出不穷。

　　在浦东，某知名开发商公然把二手中介请进了售楼处，纵容销售人员炒卖期房，在网上登记虚假合同。他们与客户签订的定金合同颇有文学色彩，其中一个购房者的地址是“无可奈何花落去”。

　　几乎每天，上海东方正义律师事务所的律师王展都能接到房产问题的投诉电话。“最多时一天五六个。”与日新月异的房价相伴而生的，是层出不穷的诉讼，使得王展这类偏爱房产官司的律师们分外忙碌。

　　在闵行区法院，房产纠纷案有时一天能开庭5个，通常用于审理此类案件的“民三庭”成了全法院最忙的地方。

　　2002年春节，虹口区市民祁辉花了2万元买了“金轩大邸”的楼花，未几楼价从6200元／平米上扬到9000元／平米，开发商突然提出先前卖给祁辉楼花的行为属于违规，自愿退还2万元订金，另外再赔10万元。包括祁辉在内的180个购房者愤然兴讼。“金色贝拉维”的开发商更为老辣，房价飙升之后，他们主动出击将购房者告上法庭，请求判定原来与购房者签的内部认购合同无效。

　　类似的纠纷数不胜数。在徐汇区，“骅艺按摩院”的老板以卖房为名，骗了盲女人岳红和她的丈夫25万元，却因证据不足而从容脱身。最后的结局是温情的，“法官与败诉当事人结对帮困”。

　　开始缓慢下来的公共汽车

　　至此，楼市已经像是一辆上演生死时速的公共汽车，车上的玩家被刺激得血脉贲张，所有影响速度的东西都要抛掉。

　　楼市之火愈演愈烈，诸种神话也就应运而生。坊间盛传着一个女子用1万元炒楼迅速增长到100万的故事，用来证明投资楼市具备百倍增值的可能，经查证却不准确，因为银行贷款的基数并未计入在内。

　　太多的神话，反而遮蔽了楼市残酷无情的本来面目。今年年初，上海市长宁区法院以企业人员受贿罪判决一名售楼小姐有期徒刑3年。小姑娘做事不高明，向售房者索要了9万元的好处费，后来退还了4万元，最终被所服务的公司向公安局报了案。在地产界业内，这位售楼小姐普遍被认为“很冤”，因为相比之下，不少工作一两年的售楼小姐，搞到两三套房子并不是多稀奇的事。

　　没有人认为楼市中缺少违规违法的行为，不过这却是记者能够查到的上海市唯一一起因好处费问题被判刑的公开案例。

　　至此，楼市已经像是一辆上演生死时速的公共汽车，车上的玩家被刺激得血脉贲张，所有影响速度的东西都要抛掉。公平、怜悯、道义、契约甚至法律，只要有人拿起来，都毫不犹豫地往下扔。有人形容说，“血溅当场”。

　　随之房产新政的推出，楼市疯涨似乎也停了下来。连日来的奇景是，有关楼市的一切都缓慢起来。市民们引颈观望，小投资者抛盘不多，喊冤声却很大，大投资者则“不战不降不和”，摆出一副昏昏欲睡的姿态。这使得像江聪明这样最乐观的市民也不得不陷入迷思。他是一位30岁、正在犹豫买不买房的联通公司职员。

　　“不怕他们炒，就怕他们琢磨。”在博邦地产投资公司飞虹路分行里，他把玩着手里的一大沓中介公司名片说。

　　两周来，这家中介门市生意清淡，物业顾问薛晶说，这是因为炒房的人暂时停了手，真正买房自己住的人又买不起。在他看来，市民们没有那么多钱，“小青年有几个钞票？了不起自己交35%，还是要靠银行。”

　　小型中介公司被一些上海市民称为“鬣狗”，在楼市生物链中名声不佳。不过不得不承认的是，它们的服务非常出色。这是在上海而非别的城市，比较职业化的楼市玩家们都有英文名，即使是最小的经理也永远西装领带，把文明的行为方式与原始的逐利冲动结合得非常完美。

　　“有形之手”出手

　　上海今年将全年确保新开工配套商品房1000万平方米，中低价商品住房1000万平方米。

　　上海地产市场的供求关系被严重扭曲的后果已经显现，专家们的意见大同小异：银行资金流入楼市炒作，带动金融风险；房价虚高将影响城市消费的稳定增长；本地公司外迁，对人才流动造成货币门槛等等。

　　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的报告显示，2004年，上海全市个人住房贷款累计增加728亿元，同比增加106亿元。中资金融机构人民币房地产贷款累计增加1023亿元，同比增长204亿元，占全部贷款新增额的76%。

　　3月26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出了《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切实稳定住房价格的通知》，提出抑制房价过快增长八大措施，即“国八条”。其中最引人关注的一条是，“对造成当地房地产市场大起大落，影响经济稳定运行和社会发展的地区，要追究相关负责人的责任。”态度严厉，直指各地政府撑盘托市的“有形的手”。

　　最近，上海市政府发言人焦扬在一次会议上表示，探究上海房价为何虚高，历史原因不可忽视。

　　1998年，上海房地产市场低迷，政府推出“购房退税”政策以鼓励人们购房。政策内容简单概括起来，即在1998年6月1日至2003年5月31日期间，在上海购买商品住房并在上海缴纳个人所得税的房屋主人，可享受个人所得税抵扣。同一年，上海又修订蓝印户口制度，从户籍制度上鼓励人们购买上海住宅，直到2002年4月废止。

　　这两项举措代表着上海市政府在楼市低迷时期的努力。后来，尽管上海市政府采取了一些调控措施，却无法压下炽热的楼市。这也造成了一个奇怪的景观，尽管一些大型国际投资公司频频对上海楼市泡沫提出警告，却仍有大量海外热钱，包括这些投资公司本身，不断寻求渠道涉足这个市场。有评论认为，这是对政府态度的揣摩带来的信心。

　　而现在，形势为之一变，上海市政府接连推出被称之为“组合拳”的一系列措施，而这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是上海市政府在增加中低价普通商品住房的供应量，其中的两个“1000万”工程，也意味着上海今年将全年确保新开工配套商品房1000万平方米，中低价商品住房1000万平方米。上海市还计划推出配套商品房的“租赁机制”，以帮助更多中低收入家庭解决住房问题。而对房市交易中的弄虚作假、哄抬房价的不法行为也在打击中。

　　然而，对于“房市新政”，近两周来，上海的10万名房产从业者还不断做着同样的猜谜游戏：政府到底会干预到何种程度？另外，消息灵通的炒房巨鳄会有何动作？4年来令人亢奋的楼市风云史，让他们懂得了谁说了算。

　　现在的问题是，如果这个城市的楼市在6个月内出现新一轮的疯涨，会怎么样？

　　然而，“有形之手”出手了，“无形之手”将会对楼市产生何种影响还难于预测。但是民生多艰，化财为水，这不仅是可以预见，而且已是可以触及的结果。

　　在一幢幢水晶般的摩天大楼与拥挤不堪的“下只角”之间，在F1与900万辆自行车之间，这座城市的社会结构正在变化。就在上海市政府此次抑制楼价政策出台前几天，一篇为楼市“鼓吹”的报道引发了不少市民的不满。

　　3月22日发表的这篇报道有着一个浪漫的标题：“微量气泡并不影响香槟的美妙”。报道中，高纬物业大中华区CEO柯锦睿说，“在我看来，上海的经济发展良好态势足以支撑上海地产10年内继续向上。”

　　仅仅半个月之后，本报记者联系高纬物业公司，提出再次采访柯锦睿时，却被对方婉言谢绝。

　　“说应该涨的人都没见识过真正的上海。”作为普通市民，江聪明肯定地说。不过他的自信很快又消退了，承认说，自己其实很迷茫。上海市社科院则说，如果把楼市比作公交车，有房产者就像车上人，想购房者就像等车人，车上人希望车快一点，等车人希望车停下来。站在各自的立场，都有各自的理由。政府的角色就像交警，调节好车速，尤其是要使等车的人乘上车。上海市的“两个1000万”，表明政府注意到了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