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丽生谈水政新篇

　　本报记者 张雁

　　没带一个随从，索丽生独自穿过大厅走来。

　　北京京都俱乐部，国际水日“中国人与水”纪念活动现场。满眼的西装革履、衣香鬃影之中，几乎没有人注意到这个戴眼镜的清瘦的中年人，就是中国人民共和国水利部的副部 长。

　　这个一年有120天在外为水奔波的共和国最高级别水利官员之一，坐在我的对面，却沉静如坐惯冷板凳的老学究。

　　他本来就是一名学者。他的履历上写着：1961年9月至1966年7月华东水利学院学生；1967年9月在水电部第九工程局工作；1970年7月在水电部贵阳勘测设计院工作；1978年10月华东水利学院研究生；1982年1月华东水利学院教师；1984年9月美国密执安大学博士研究生；1989年1月美国密执安大学博士后；1990年8月在河海大学先后任水电系教师、水电系副主任、水电系主任、水电学院院长；1997年10月任河海大学副校长，民盟江苏省委委员、河海大学主委；2001年6月任水利部副部长、民盟中央副主席。

　　一条典型的工程师——学者——官员的从政之路。

　　在采访间隙，他还接待了两位外籍人士，用英文和他们低声交谈。

　　走市场化治水之路

　　媒体熟悉索丽生，应该是在今年3月份的两会期间，他与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副主任叶青、国家建设部原部长郑一军、中国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叶文虎一起出席以保护环境为主题的专场新闻发布会。事实上从去年开始，首次当选新一届政协常委的他就开始向外界宣讲水利部门关于治水的新思路。

　　时代人物周报：你在讲话中经常会提到治水的新思路，它的具体内容是什么？

　　索丽生：现代水利已经体现在人们生活的每一个细节之中。水利工程要在生态系统恢复、湿地保护、地下水回补、城市环境美化、水体水质改善、雨洪资源利用等方面发挥特有的作用，这就使水利和我们整个经济社会的关系更加密切。新时期治水思路的核心内容之一就是把水资源的开发利用与生态环境建设紧密联系起来，水利工作的长远目标也是为生态环境建设服务。

　　随着治水思路的变化，人们对水利建设的认识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水利工程的优化目标由惯常的“技术经济最优”改变为生态、经济、社会效益统筹兼顾，强调人与自然和谐共处；水利工程运行方式开始与保护生态、改善水质及高效利用雨洪资源相适应。

　　时代人物周报：目前国家投入了大量的资金治理水污染，但水污染却有日益加剧之势。各地的污水处理企业也常常陷入经营困境。这是为什么呢？

　　索丽生：目前污水处理企业的亏损主要来源于非市场化。污水处理厂的所有费用全靠国家拨款维持，国家负担沉重，企业效率低下。很多城市的污水处理设备没有充分使用，甚至没有使用。解决的办法是使城市自来水、污水处理市场化。政府通过收取污水处理费，用这笔钱向污水处理厂买处理过的污水。这个处理费要反映治污的成本。使治污的效果有一个客观的市场化评估。

　　时代人物周报：水务管理体制的变革可能会有怎样的方向？

　　索丽生：目前的水资源管理现状主要有几个方面的分割：城乡分割，地表水和地下水分割。水务行政管理体制不畅，是造成水资源低效率使用和浪费的制度根源，这极大加重了我国面临的严峻的水危机。传统的水务行政管理体制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了。成立水务局的目的在于解决长期以来部门互相掣肘、用水效益低下的顽疾。比如大家知道去年北京市水务局成立，把北京用水的各种事务统一由一个部门管理，这样更加便于协调各类的使水事务，做好统一的规划，推进各种节水的措施。

　　涨价的背后

　　时代人物周报：水价的问题是公众关注的焦点之一。您认为一个合理的水价形成机制应该包含哪些部分？

　　索丽生：对水价形成机制进行合理的调整，在水资源短缺的状况下适度调高水价，是利用经济杠杆来促进节约用水的一个措施。水价的构成要反映供水的成本，它应该包含五个方面：一是资源费，它反映一个政府的管辖权；二是工程管网成本，维护成本；三是要有水务企业的微利和再投入的资金、包括税收；四是排污、治污成本；五是政府保有一个从宏观上调控的自由度。

　　政府可以把水价作为一个宏观上调节的杠杆。比如太湖流域、杭嘉湖一带本来地面水源丰富，但因地下水便宜，很多企业过量抽采地下水，带来地面沉降。政府就可以按水的来源规定不同水价，提高地下水的水资源费。让企业更多地利用地表水资源。

　　水价的另一个目的是促进节水。在统一管理的基础上，制定阶梯水价、累进水价、按不同行业加价等手段，限制一些非生活必需的高耗水行业发展。

　　时代人物周报：水价要涨到什么时候？会有多大幅度的上涨？

　　索丽生：水价从长期来看是一个上涨的趋势，但也不是无止境的。我们估计，到2030年，我国人口达到一个高峰，此后规模不再扩大；水资源的利用也停止高速增长，经济增长方式更多地采用节约能源、内部调整来进行、变粗放式增长方式为利用高科技环保水段实现经济的增长；这时水价会迎来一个相对平稳的时期。预计用水量大约是7000到8000亿立方米，农业用水会下降，生活用水和工业用水都不再大幅增长。整体上用水量趋于零增长。就北京市而言，到2006-2007年，在南水北调成功之后，北京人用当地水的价格要和使用南水北调的水持平，估计综合水价应该达到6元/吨的水平。居民用水价格要低一些。

　　时代人物周报：水价反映成本，那么贫困缺水地区的吃水不是更难了吗？

　　索丽生：我刚才说了，水价要反映成本。那么缺水地区的水价肯定要高出水源丰富的地区的水价。在贫困地区，政府会拿出财政投资铺设管网，解决当地居民的用水问题，但不是直接补在水价上。比如在陕北洛川，当地居民以前到远处河里买水，一吨要25元钱，后来政府帮助他们在当地铺设了自来水管网之后，一吨水价格约为7-8元。虽然还是比沿海城市贵，但他们很满意。近几年来国家财政每年拿出100多亿资金帮助贫困缺水地区解决吃水困难的问题。

　　时代人物周报：水价的制定应该是一个怎样的决策过程？

　　索丽生：水价的制定有一个协商、听证的机制，这个机制主要由各城市的政府来牵头，会听取各方的意见，也包括水务企业的意见。当然在此之前要有一个政策的研究机构来评估、测定各项成本、指标，为决策提供切实可行的依据。这个钱应该由政府来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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