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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彭湖湾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亡，以人为鉴，可以明得失”，让历史“不走进同一个圈套”的根本做法，正是实行政企分开，使各地盐业管理职能部门从盐业公司中分离出来，打破盐业公司的垄断销售，引入竞争机制。
盐乃“国之大宝”。对世界上无论任何国家和地区而言，盐既是民生之必需，也是国家财政赋税收入的一项重要来源，甚至是一项重要的战略资源。近日，被列为中国私盐第一大案、一度轰动全国的河南省商丘市盐业总公司干部贩卖私盐案终于尘埃落定，经过法院的终审判决，有关责任人也均受到了法律的制裁。但案子结了，却给我们留下了一连串的思考。
其实，类似案件在全国范围屡见不鲜。卖盐的管盐、管盐的卖盐，以及在这种体制弊端下的私盐泛滥、囤积居奇和盐业人员自己倒卖私盐的现象，都应该引起决策者们足够的重视。盐政改革需要的已经不仅仅是体制下的“修修补补”和“亡羊补牢”。
在中国，从古至今，盐政体制都是国家政治体制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历史有着惊人的相似，今天的盐业管理制度与过去封建体制下的盐业专卖，虽然不可同日而语，但“卖盐的管盐、管盐的卖盐”下的“盐业人员自己倒卖私盐”现象，却在历史的任何一个时期都曾大量出现，甚至可以说是成为了中国古代历史盐政体制中一个不可打破的悖论。说“不可打破”，并不是说中国古代思想家和政治家没有这种智慧，而是特定的封建政治体制使这个命题长久以来都成了一个禁区。许多颇有作为的思想家都曾涉足，但最终却又适可而止。清朝雍正时期的李卫就是一例。《李卫当官》估计许多人都看过，这位不畏权臣的“好官”给人们留下的好印象太多。
李卫当官最重要的一任就是云南盐道。当时，云南盐政是一个烂摊子，弊端重重。其中最具危害性的有两条，一是官卖之弊，二是私盐之弊。“云南盐政，旧系商人行销，因堕误课银，方归府厅州县及总兵借名贩鬻，并盐道就省卖销。”也就是说，李卫出任驿盐道时，云南井盐为官运官销，但是，实施这项工作的政府官员，他们都多煎私盐，私卖获利。从这里来看，这与今天“河南私盐”案的“卖盐的管盐、管盐的卖盐”，其实并无多大差别。而至于私盐之弊，很大程度上是由官卖之弊造成的，“官盐价既高，百姓则难免食私”。
面对这样的状况，李卫一上任就迅速采取了措施。除了追补盐课、减价拨销、严行缉私外，李卫还实行了一条有着浓厚商品经济思想的“招商行盐”。为了制止“卖盐的管盐、管盐的卖盐”这种体制下的种种祸害，他试图招商行盐，“就所出之地抽取课税，给引听其运卖，于民有益”。这条闪烁商品经济思想的决策最终因为不符合财政收入的要求而没有实行。虽然招商行盐的办法对国课不利，却对人民有利。在当时的君主专制政治体制和特定的阶级立场下，注定了李卫会放弃这种改革，也最终使李卫的云南盐政体制改革无法取得重大突破，并最终回到改革之初的原点。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是谁也挡不住的，70多年后的嘉庆朝，云南的官运官销体制终于走到了尽头，人民的暴动使得民运民销这种更彻底的自由贸易形式得以实施。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随着改革开放逐步深入，中国的盐业体制改革也慢慢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1990年的税改方案，盐税被取消了，改为资源税和增值税。国家更注重的是人民的健康。但是，“河南私盐案”的发生，应该引起我们足够的警惕。“以史为鉴，可以知兴亡，以人为鉴，可以明得失”，对历史考察的目的就是希望我们不能再一次跨进同样的圈套，而“不走进同一个圈套”的根本做法，正是：实行政企分开，使各地盐业管理职能部门从盐业公司中分离出来，打破盐业公司的垄断销售，引入竞争机制。这是历史的结论，也是建国以来的重要教训和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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