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和第三大经济体爆发经济战，谁会是这场战役的赢家输家？

　　中国和日本之间的经济联系主要体现在贸易、投资和金融三大领域，中日之间如果出现经济对抗，这三大领域将会是主要的战场。

　　中日贸易，40年的此消彼长

　　如果以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为起点，在中国和日本40年的贸易史上，一个非常明显的趋势就是，日本曾经作为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其对中国的重要性正在不断下降，而曾经无足轻重的中国，逐渐成为日本最大的贸易伙伴。

　　从1993到2003年，日本曾经连续11年成为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随着日本经济实力的削弱、其他经济体的崛起，日本在中国贸易伙伴名单上的排名不断下滑。2004年，欧盟和美国先后超越日本，成为中国的前两大贸易伙伴；2011年，东盟超过日本，成为中国的第三大贸易伙伴，而日本则退居第四位。如果中日贸易出现长期对抗，日本作为中国第四大贸易伙伴的地位还将继续下滑，韩国和澳大利亚等国都有超越的可能性。与此同时，中国对日本的重要性却在逐步提升，2007年，中国超过美国，成为日本最大的贸易伙伴并保持至今。

　　贸易伙伴名单上的排名只是一个表面现象，背后体现的是中日双边贸易对各自重要性的变化。上世纪80年代初，中日双边贸易额约为80多亿美元，占中国贸易总额的比重高达24%，对日本贸易总额占比仅为3%。而到了2011年，中日贸易总额达到3400多亿美元，占中国全年贸易总额的比重下降到9.4%，占日本贸易总额则大幅上升至20.6%。随着双方经济实力的不断扩大，这一比例还会继续呈现此消彼长的趋势，中日双边贸易对谁更重要一目了然。

　　不仅如此，在中日双边贸易中，日本还始终保持着顺差国的地位，这更凸显出中日双边贸易对日本的重要性。虽然中国一直被视为国际市场上的顺差大国，这种印象其实多少给人以误导，事实上，中国的顺差主要来自美国和欧盟市场，对其他很多国家，中国都是保持逆差，其中包括日本。从2002到2011年，中国对日本已经连续保持10年逆差，逆差规模从50亿美元扩大到500多亿美元。以2010年的数据看，当年日本实现贸易顺差854亿美元，其中557亿美元来自中国，占比高达65%。通常而言，在双边贸易中，顺差国对逆差国的依赖性更强，如同中国离不开美国和欧盟市场，同样的道理，中国市场出现风吹草动，日本同样也难以承受。

　　2011年，由于日本大地震以及欧美经济减速等因素的冲击，日本当年出现320亿美元的贸易逆差，这也是从1980年第二次石油危机以来，贸易大国日本31年来的首次年度贸易赤字。在2005年小泉执政时期，日本曾经出台过一份《日本21世纪蓝图》，当时预期日本会在2030年变为贸易赤字国，但现实情况远比日本执政者预期的更加悲观，仅仅在6年后，日本就沦为了贸易赤字国，比预计时间提前了近20年。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欧美市场需求出现严重萎缩导致日本沦为贸易赤字国，但日本在2011年对中国的出口依然实现了460多亿美元的贸易顺差，如果不是中国市场的支撑，日本去年的贸易赤字和GDP增长率将更加难看，出口引擎的疲软使得日本去年的GDP出现了0.7%的负增长。

　　但是，进入2012年之后，随着中国主动调低经济增速目标，中国从日本的进口开始出现萎缩，今年1~8月，中国从日本的进口同比下降6%。9月11日日本政府非法“购买”钓鱼岛后，中国从日本的进口加速下滑，前9月同比减少6.5%。如果钓鱼岛事件无法得到妥善解决，预计中国今年对日本的进口额还会继续减少。

　　得益于去年大地震之后的灾后重建，加之去年日本经济的低基数，外界普遍预计日本今年的GDP有望实现2%左右的正增长。但是如果中日贸易急剧恶化，日本第四季度的经济增速可能会急剧下滑，并最终拉低全年的经济增速，2%的增速预期最终很可能化为泡影。

　　更深层次看，中国和日本谁对双边贸易的依赖性更强，还不仅体现在贸易总额上，贸易结构也是关键因素。比如日本80%以上的稀土资源都需要从中国进口，稀土作为众多高科技产业的核心原材料，对于日本可谓不可或缺，仅依靠稀土资源，中国就可以对日本经济带来重创。2010年中日撞船事件爆发后，日方扣押中国船长詹其雄，中国当时暂停稀土出口，很快就在日本经济界引发恐慌，此次钓鱼岛事件以来，中国对于扣动经济扳机还是比较克制，官方层面的经济制裁其实还未达到上次撞船事件的程度。而从日本对中国的出口看，汽车和电子等产品显然不具有稀土一样的战略地位，对于中国消费者而言，日本的汽车、电子和旅游等产品虽然都具有一定的吸引力，但是远没有达到不可替代的地步。以刚刚过去的“十一”黄金周的旅游市场看，中国游客在取消赴日旅游后，很多人选择了邻近的韩国。

　　不过，尽管中国在中日双边贸易中优势明显，但是如果中日贸易骤然降温，中国也无法独善其身。由于国际经济形势持续疲软，我国今年的外贸增长面临很大压力，今年1~9月，我国外贸进出口总值为2.8万亿美元，同比增长6.2%，距离全年10%的增长目标还有相当大的距离。我国今年前三季度GDP增长为7.7%，其中净出口对GDP的贡献率是-5.5%，下拉GDP负增长0.4个百分点。如果四季度外贸继续恶化，估计今年将无法实现预计的外贸增长目标，最终也会对GDP增长继续形成拖累。从中日贸易看，虽然日本对中国贸易的贡献度逐年下降，但目前仍占有9.4%的份额。

　　美国次贷危机和欧债危机相继爆发后，中国开始寻求贸易对象的多元化，减轻外贸过于集中欧美市场的风险。这种努力已经收到了一定的成效，在欧美市场持续疲软的背景下，中国和新兴经济体的贸易保持了逆势增长，以今年前9月的外贸数据为例，虽然中国外贸进出口增速降至6.2%，但对俄罗斯、南非的进出口总额增速分别高达14%和37%。东盟和中国在2010年建立自贸区之后，进出口份额也在不断增长。

　　除此之外，中国也在积极拓展深化中日韩之间的贸易关系，如果中日韩自贸区能够建成，很可能将三国的贸易水平推上一个新的高度。不过，随着日本和中国、韩国均挑起领土争端，年内启动自贸区谈判恐怕无望。韩国和日本去年签署的韩日货币互换协议，在10月9日到期后就立即终止，没有继续延期。

　　其实，亚洲经济大国之间的争端，对于美国意味着坐收渔利之机。美国近年来提出重返亚太，不仅在军事上向亚太倾斜，也在经济事务上积极介入，最显著的例子就是近年来高调推行跨太平洋战略伙伴协定(TPP)，某种意义上，TPP可以视为一个升级版的自贸区协定(FTA)。TPP在贸易开放程度上更加彻底，所有参与国必须全面取消关税，而且没有特殊例外的行业。美国借助TPP重返亚太经济事务，日本目前正在积极参与加入TPP的谈判，自然是希望借此平台减轻对中国贸易的依赖程度。但是，由于日本农业一直是其重点保护行业，所以，如果日本想要加入TPP协议，迈过农业关税这一道坎并不容易。如果中日贸易出现严重恶化，或许会形成倒逼日本加速进入TPP的推力。

　　从中国撤资？日本企业难以割舍

　　与日本对华贸易的重要性逐年下降不同的是，日本对华投资在中国的FDI中始终占据相当靠前的位置，是中国重要的外资来源地。

　　以2011年的统计数据看，日本去年对华投资金额为63.48亿美元，占同期中国FDI的比重约为5.5%，投资规模仅次于我国的香港(770.11亿美元)和台湾(67.27亿美元)，高于新加坡(63.28亿美元)、美国(29.95亿美元)、韩国(25.51亿美元)、英国(16.1亿美元)、德国(11.36亿美元)、法国(8.02亿美元)和荷兰(7.67亿美元)。

　　改革开放之初，中国为了吸引外资推出诸多外商优惠政策，加之中国充沛廉价的劳动力优势等，使得中国成为吸引外资的热土。上世纪80年代，日本经济最辉煌时，在日元升值等因素作用下，日本开始对海外大举投资收购，当时刚刚打开国门的中国，也迎接了不少来自日本的投资。随着日本经济在90年代跌落神坛，日本国内经济增长乏力，加之劳动力成本过高，而中国充沛且廉价劳动力对日本企业具有很强的吸引力，日本对华投资一直呈现很快的增速，对中日双方都是双赢之举。日本企业利用中国的廉价劳动力降低了生产成本，增强了日本制造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赚取了在本土无法获得的丰厚利润，与此同时，大量的在华日本企业也为中国带来了就业、税收乃至先进的管理。

　　日本挑起钓鱼岛争端后，中国国内再次爆发大规模抵制日货，最直接的冲击是，9月份日系汽车在华销量大幅下滑，部分日系汽车厂家开始计划在华减产和转移产能。如果大量日本在华企业大规模减产甚至撤出中国，对中日双方都是双输局面，日本企业将失去庞大的中国市场，而中国将失去税收和就业岗位。

　　事实上，日本国内对于在华投资迅猛增长一直抱有警惕之心，尤其是近几年，更是流行“中国加一”(China+1)和“去中国化”的论调，也就是寻求在中国之外更多的投资目的地，以此减少对华投资的依赖，从而分散日本企业的经营风险。一方面是因为中国的劳动力成本上升，更多还是出于战略考虑，日本近年来明显加大了对东南亚等地的产业转移力度，中国虽然仍然是重要的投资目的地，但是投资增速远不及对东南亚等地的投资。以印度和越南为例，2005年，日本对印度的投资不足3亿美元，到了2011年，直接投资额上涨到30多亿美元。2005年，日本对越南的投资约为1亿多美元，2011年上升到18亿多美元。而同期日本对中国的投资额大约从40亿美元上升到60多亿美元，虽然绝对值仍高于东南亚，但增长速度已经远远落后，从中不难看出战略规划的变化。

　　不过，即使因为“钓鱼岛事件”出现部分日企产业转移，预计规模也不会太大。首先是因为中国经济虽然有所减速，但增长幅度在全球范围内仍然处于领先地位，对外资仍具有很强的吸引力。从企业的角度，盈利最大化始终是追求的最高目标，中日领土争端虽然会影响部分日企的在华投资，但日企不会因此大规模撤离中国市场。其次，东南亚等地虽然可以承接日本企业的产业转移，但从劳动者数量和综合素质来看，仍然难与中国相比，尤其是东南亚等地的基础设施并不完善，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外资的投资热情。今年7月底，印度连续爆发大面积的停电事故，导致数亿人的生产生活受影响，再次说明了这个国家的基础设施是如何脆弱。

　　加之最近几年日本企业加速向东南亚转移，累计投资额度其实已经不小，继续大规模转移的空间已经不如从前。以2011年的数据看，日本对印度的投资为30多亿美元，占印度全年FDI的比例高达10%以上(日本对华投资占中国FDI的比重约为5%)。由于印度经济最近显著下滑，很多国际权威机构都开始唱空印度，认为印度经济的神话已经破灭，IMF最近将印度今年的增长预期从6.2%大幅下调到4.9%。越南也是如此，日本是越南最大的外商投资国，2011年，日本对越南的投资为18亿美元，占越南全部FDI约一半。由于越南经济最近几年一直麻烦不断，对于外资的吸引力也明显下降，今年前8月，越南吸引FDI的金额同比下降三成以上。

　　在日本产业界，和“China+1”论调并行的还有产业回归论，此次中日钓鱼岛争端再起，日本国内也再次出现产业回归的呼声。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由于日本国内市场缺乏足够的投资机会，加之劳动力成本高企，日本将大量产能转移至海外，进入本世纪初以来，日本经济一度出现复苏迹象，日本国内开始出现产业回归的呼声，一方面是避免日本产业空心化，一方面也是为了减少对中国市场的依赖。但由于日本在本世纪初的复苏只是昙花一现，所以并没有给日本的产业回归提供足够的土壤，随着日元持续升值，日本企业重新加快了海外投资的步伐。据联合国(微博)贸易开发会议(UNCTAD)的统计数据，日本2011年对外直接投资同比大幅增长105.5%，跃居全球第二位，而在2010年，日本还仅排名世界第七。这也再次说明，企业归根结底会因追逐利润最大化而不会满足少数人的政治需求。

　　从中国对日本投资来看，中国对日本的直接投资规模不大，很长时间内一直保持在1亿美元以下，日本并不是中国主要的对外投资目的地，中国的对外投资主要流向英属维京群岛、开曼群岛、卢森堡、澳大利亚、瑞典、美国和加拿大等地，日本排名在10名以外。不过随着近年来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步伐开始加快，对日本的投资也开始高速增长，2010年中国对日本投资达到了2.1亿美元，投资存量为11.1亿美元，占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的3.7%。

　　所以，如果综合比较中日之间的相互投资，中国对日本的直接投资规模很小，对于日本经济没有什么实质性影响力。而日本投资是中国很重要的外资来源国，甚至超过欧美等西方国家，这种投资在早期对中国一度有很重要的意义，但是随着中国现在已经成为全球最大外汇储备国，早已经度过了资本短缺期，所以日资对于中国经济的重要性已经大不如前，更主要的意义在于为中国带来技术和管理，以及一定数量的就业。而对日本而言，由于国内经济的持续疲软，大量海外投资的收益成为日本过去20年的重要经济支柱，尤其是对于中国的投资，很难在短时间内转移或是回归。

　　中日金融战

　　虽然日本对中国的直接投资占很大比重，但从金融投资来看，中国对日本的投资远远超过日本对中国的投资。

　　从历史上看，中国和日本最早的金融交流应该算是日本对华ODA，也就是日本对华政府开发援助项目，包括对华日元低息贷款、无偿援助和技术合作等三项内容，其中又主要以对华日元低息贷款为主。日本对华ODA项目始于1979年，其中日元贷款对于中国的一批基础设施建设起到了一定作用，同时也为日本企业进入中国市场提供了机会。2008年，日元对华低息贷款项目正式终止，从中日金融投资的现状来看，中日之间主要体现为互相购买国债以及投资股票市场。

　　中国和日本是都是外汇储备大国，中国的外汇储备约为3.3万亿美元，日本的外汇储备约为1.3万亿美元，作为世界上排名前两位的外汇储备国，中国和日本都面临同样的难题，那就是外汇储备如何保值增值。尤其是美国次贷危机之后，中日都开始感受到金融合作的迫切性，近年来明显加快了相互投资的步伐。

　　由于中日两国的外汇储备数额巨大，而全球资本市场中，只有美国国债具有其他资产难以比拟的深度和广度，所以，中日两国的外汇储备均以美元资产为主。但是，随着美国无休止量化宽松政策，中日两国的巨额外汇储备均面临贬值风险，中日两国近年来因此都开始寻求外汇储备多元化，增持美元资产以外的其他资产。在此背景下，作为世界上的第二和第三大经济体，中日两国近年来开始尝试增持对方国债。

　　2010年，中国持有的日本国债超过美国，成为日本国债的最大海外持有国；2011年，中国持有的日本国债(含短期国债)增至18万亿日元(合人民币1.459万亿元)，同比大幅增长71%，占日本国债总额的比重约为2%。日本的国债一直是日本经济的一颗定时炸弹，中国在近年来成为日本国债最大的海外持有国，对于解决困扰日本经济已久的国债问题其实是一条路径所在。

　　长期以来，日本国债的一大特点就是大部分都由日本国内机构和个人持有，国际投资者所占只是少数。到2011年底，日本国内金融机构持有的国债占比约为65%。这种模式的好处在于，国内投资者对于本国国债的安全性比较放心，使得日本能以较低的成本发行国债，避免了欧洲等国国债收益率大幅上升的困扰。所以，日本的国债规模虽然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滚雪球般扩大，至今占GDP比重已经高达230%，但由于发行成本较低，始终还能够维持，不至于像希腊等国家陷入欧债危机。

　　但日本模式的弊端也是显而易见的，这种饮鸩止渴的做法使得国债规模在逐渐逼近极限水平，同时，大规模购买日本国债的金融机构也给自身积累了巨大的风险。刚刚在东京闭幕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微博)(IMF)年会发布了全球金融稳定报告，对日本国债的潜在风险给出了严厉警告，IMF指出，2011年日本国内银行国债持有额占总资产的24%，到2017年将进一步升至30%，如果目前处于历史性低位的国债收益率上升，将使日本银行面临巨大损失。

　　另外，尽管日本国债的发行成本较低，也并不意味着可以毫无节制地发行国债，由于日本的党派之争等因素，近年来日本的国债发行开始明显遭遇阻力。日本政府今年的财政预算为92万亿日元，其中约37万亿日元需要通过发行国债来实现，这一方案虽然获得日本众议院通过，但日本参议院拒绝审理。国债发行受阻，将直接影响政府的执行力，今年8月，日本政府就表示，从9月份开始，将不得不停止一部分预算的执行，因为国债发行法案很难在10月份召开的国会会议获得通过。

　　所以，日本的国债虽然看起来可以无限发行，其实内部也是矛盾重重，急需引入外来投资者，拥有3.3万亿美元外汇储备的中国无疑是最好的对象。2010年起，中国开始成为日本国债最大的海外持有者，如果中日关系能够保持长期稳定，中国还会继续增持日本国债，以分散资产过于集中于美债的风险。如果中国能够持续增持日本国债，甚至还可能给其他一些国家的主权基金增强信心，共同购买日元国债，对于解决日本的国债风险无疑是一条出路。但是，随着中日关系持续紧张升级，中国继续增持日本国债已经不太可能。日本引进外国投资者解决本国国债的希望也终将落空。

　　同为外汇储备大国，日本也有分散美元资产的需求，人民币资产自然是较好的投资标的。去年12月，日本首相野田佳彦访华，和中方商定购买人民币计价的中国国债，规模不超过650亿元人民币(约合100亿美元)。今年3月，日本财务大臣安住淳表示，中国政府已经正式同意日方购买中国国债。从3月至今，日本是否已经购进中国国债并无确切消息，不过据日本相关媒体报道，日本财务省一直在寻找适当的购买时机，中日爆发钓鱼岛争端后，尚不确定日本购买中国国债的计划是否会继续推进。

　　除了国债市场，中国和日本的投资者近年来也开始尝试投资对方的股市。尤其是在日本股市，一家名为Omnibus China的公司在日本引发广泛关注，这家公司注册于澳大利亚悉尼，日本媒体怀疑该公司的大股东为中投公司，不过未获证实。Omnibus China近年在日本股市频频出手，截至今年一季度，Omnibus China进入众多日本大公司的前十大股东之列，包括本田2.2%的股权、丰田1.9%的股权、三菱日联金融集团2.6%的股权、小松2.5%的股权、尼康1.9%的股权、日产1.4%的股权等，在日本股市的持股总市值预计达到5万亿日元。自从9月份“钓鱼岛事件”爆发后，一些日本投资者甚至担心Omnibus China公司会大规模抛售日本股票打压日本股市。理论上而言，以Omnibus China对日本公司的持股数量来看，如果大规模抛售的确会对日本股市带来一定冲击，但是自身也会承受不菲的账面亏损，所以，估计这种股市上的对抗不太可能发生。由于中国资本项目的管制，日本投资者尚无法大规模进入中国股市，有一些日本基金比如日本达以安资产管理公司等通过QFII投资中国股市，但是总体规模有限，对于中国股市并没有影响。

　　赢家输家

　　从中日经济在各领域的实力对比看，中国对于日本经济占据明显的上风，如果中日之间爆发经济战，中国经济虽然会受损失，但日本的损失将更加惨重。

　　但是，经济战并非一场简单的球赛，最终能够以比分来决定输赢，经济战中的每一个“失球”，背后都事关千万个普通国民的就业和收入。而且，换一个角度来看问题，按照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两个经济体之间的合作永远比对抗更符合双边利益，如果中日之间能够良性合作而不是强力对抗，显然将更能提升双方的经济增长。所以，中日如果爆发经济战，将并不只是表面上的对抗带来的直接损失，还有两国原本可以通过良性合作带来的收益，换而言之，也就是中日之间对抗将带来巨大的机会成本，两国之间的经济互补性有多强，经济战对双方的机会成本就有多高。

　　在中日关系持续紧张之际，不妨也想象一下中日经济如果合作会呈现出怎样的场景。中国是一个正在崛起的发展中大国，日本是一个遭遇瓶颈的发达国家，由于两国资源禀赋的差异，中日两国经济在很多方面都具有极强的互补性，如果中日经济合作而不是对抗，对于中日经济都会带来1+1大于2的效应。首先，中国具有潜力无穷的消费市场，尤其是随着国民收入的提高，富裕起来的中国人对于国际高端产品具有很强的消费需求，其中自然包括一些制作精良的日本产品。反过来看，日本的国内市场空间较为有限，如果能够开拓巨大的中国市场，将成为日本摆脱经济低迷的最关键因素。所以，如果中国的市场和日本产品能够形成良性对接，对于改善两国人民的生活品质都有益处。其次，中国和日本的劳动力也存在良性互补，中国具有充沛且相对廉价的劳动力，而日本逐渐进入少子老龄化阶段，劳动力短缺且成本高昂，日本企业将产能转移至中国，既可以解决劳动力短缺问题，又能为中国带来就业机会。第三，中国在经过了30多年的高速发展后，目前正在努力谋求经济转型，告别粗放式发展，日本在一些关键领域拥有世界领先技术，可以为中国的经济转型做出贡献，这也为中日合作提供了广阔空间。比如节能减排，日本是国际上节能减排的先进国家，日本企业通过和中国合作，不仅可以帮助中国发展绿色经济，更可以帮助日本企业自身获得巨大的中国市场。长期以来，日本就一直是中国重要的技术引进来源地，随着中国经济追求更高质量发展，日本技术可以在中日双边关系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除了贸易和实业投资，中日在金融领域也有很大的合作空间，在国际贸易史上，日元和人民币都曾经是美国的重点打压对象，这一点到现在也没有改变。尤其是日元，在上世纪80年代被迫签订《广场协议》后，日元兑美元大幅升值，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日本经济随后20多年的动荡不安。而作为美元资产最大的海外持有者，中国和日本也都同样面临外汇储备缩水的风险。无论是在贸易结算还是相互作为储备货币，人民币和日元都有很大的合作空间，尤其在美国不负责任的量化宽松背景下，中日合作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削弱美元的国际霸权，更好地维护自身的金融安全。

　　中国和日本相互购买对方的国债，中国可以解决日本的国债过于集中于国内金融机构的风险，日本购买中国国债的规模虽然不大，对于人民币国际化亦具有很强的象征意义，这将是人民币第一次成为发达国家的储备货币。今年6月1日，人民币对日元开始直接交易，在此之前，中国和日本之间的贸易大多通过美元间接交易，在日元兑美元和美元兑人民币的过程中，中日双方都损失了不小的手续费，而且还要承受美元波动的风险，作为世界第二大和第三大经济体，人民币和日元实现直接交易，有助于双方摆脱对美元的依赖程度。

　　所以，如果从经济角度来看，中日合作肯定比对抗更符合两国人民的福祉，不过，由于少数日本右翼分子的挑唆，导致中日之间的对抗情绪日渐升温，两国之间经济上的良性合作也只能是一个美好的愿望。2007年4月，温家宝总理在经历中日关系低潮后访问日本，以回应时任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访华的破冰之旅，温家宝此访也被外界誉为融冰之旅，温家宝总理当时在日本国会发表了《为了友谊与合作》的演讲，明确提出“中日和则两利，斗则俱伤”，尤其是专门提到：“中日两国经济互补性强，合作潜力大，前景广阔。经过多年努力和积累，两国经济相互依存度越来越高。中日经济合作是互利共赢的关系，两国经济的发展，对双方来说，都是机遇而不是威胁。”

　　不过可惜的是，尽管中方做出了融冰之旅的努力，中日之间多年来始终还是坚冰难融，5年前主动来华破冰的安倍晋三，日前刚刚以自民党总裁的身份参拜了靖国神社，而安倍晋三有望在11月份的日本大选中击败野田佳彦，再次出任日本首相。无论是执政党还是在野党，日本的政坛高层人物都在比试谁会对华更加强硬，中日之间的政冷经冷恐怕将会在很长时间内成为常态。

　　而如果中日之间的对抗持续升级，受损的将不只是中日两国，更有可能波及全球。在目前全球经济不景气的背景下，全球第二大和第三大经济体如果能够携手合作，保持经济平稳增长，无疑将会成为世界经济复苏的火车头，反之，如果两大经济体出现剧烈对抗，对脆弱的全球经济也意味着灾难。IMF总裁拉加德(微博)日前就发出警告说，动荡的全球经济承受不起中日两国因领土问题而陷入的争端。

　　尽管中日之间的对抗对双方甚至全球都意味着巨大的损失，但日本右翼分子对此并不在意。从历史上看，经济陷入极度低迷时，往往会给军国主义思潮提供土壤，今天的日本右翼分子不会不清楚中日之间的经济实力对比，但之所以还是敢于向中国持续挑衅，或许是因为并不忌惮本国经济的恶化。从这个角度来看，中日之间的争端越是激烈，日本的右翼分子就越成为赢家。（主笔 谢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