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需要寻找新的突围路径

　　中国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较早前中国基本上是高投入、高消耗的粗放型增长。长期粗放型经济增长的结果，使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越来越突出，环境污染、生态环境的恶化、资源型产品成为国民经济发展的一个瓶颈。另外，虽然经济保持了较高的增长率，但国民财富的积累却相对缓慢。因此，中国经济增长需要寻找新的突围路径。

　　其实，人们对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讨论由来已久。早在九五期间计划中，中国就明确 提出要使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所谓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主要表现在劳动生产率的不断提高和资源的充分利用。劳动生产率就是劳动者在单位时间内的产出，资源的充分利用则表现为一定量的产出条件下，成本是最小的，或者是在既定的成本支出下能够达到最大限量的产出。

　　制约劳动生产率提高和资源充分利用的自然首先是技术方面的限制。人们普遍认为，技术上缺乏自主创新能力直接制约了

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这已经受到了政府的高度重视。今年8月，胡锦涛总书记赴豫赣鄂三省深入调研时强调，要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作为科学技术发展的战略基点，应当使之成为调整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中心环节，努力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科技创新之路。这意味着，中国将在未来不断增加科技投入，提高中国经济增长的科技含量和产品的附加值，这也会增强中国经济在国际上的竞争力。

　　经济从粗放型向集约型的增长方式转变，需要科技术创新，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在这些硬件上下功夫的确是必不可少的。从全球经济发展史来看，每一次科学技术创新，都会极大地改变人们原有的生产和生活方式，蒸汽机、电话电报、飞机以及方兴未艾的信息技术革命等等，都给经济增长和人类生活带来了革命性的变化。日本战后成功地在生产技术上推陈出新，帮助日本迎来了比较长时期的黄金增长期；美国也是依靠不断的科学技术的发展来创造新产业、新市场和新的盈利机会，帮助美国经济持续繁荣。

　　但是，科学、技术只是影响劳动生产率和资源的利用，从而影响集约型增长的众多因素中的一个，除了这个条件外，制度和人们主观认识的偏差，也往往是导致劳动生产率低下和资源浪费的重要原因。

　　首先，要实现集约型的经济增长，创建和谐与节约型社会，需要我们对经济发展、社会需求的远景，有更清楚、客观的认识。我们现在看到，许多城市的立交桥、高速公路等建成通车没有多长的时间，就出现了超负荷运转，或者因为设计不合理而造成交通拥堵，结果不得不在同一个地方反反复复地拆除--修建立交桥。从国民经济核算来看，无论是拆除还是重建，都计入到了当年的GDP总量的。可是，同一个地方始终只会有一座立交桥。类似的例子还有城市居民的住宅和各式各样的

写字楼。我们看到全国都在旧城改造，已经被拆除的建筑，建造的历史并不长，也并不是因为物理折旧导致了它无法继续使用，而是因为经济的发展导致的精神折旧，使得它们与城市的现代化显得格格不入。如果中国没有诸如此类的浪费，近30年的高增长率给中国带来的变化，恐怕远远甚于现在我们看到的变化。

　　其次，从粗放型增长向集约型增长的转变，也还需要我们进一步完善市场机制，真正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2003年以来，中国曾经面临过所谓经济过热的压力，部分行业出现了供应紧张的局面。这是促使中国再一次讨论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重要宏观因素。然而，我们不难发行，出现供应紧张的大多集中在资源型产业，同时这些行业受到价格管制的程度还很高，市场化程度较低，例如石油、电力等价格都是受到政府管制，这使中国的石油和电力价格在调节需求方面的作用是很不充分的，于是乎，一方面是石油与电力的紧张，另一方面在有些地方又存在石油与电力的浪费。曾经一时闹得沸沸扬扬的广东油荒与其说是国内石油供给的短缺，倒不如说是油价管制产生的寻租行为而减少了供给的结果；在石油、煤炭价格大幅上涨的情况下，国内电力价格的调整非常缓慢，结果，在用电高峰时不得不拉闸限电。因此，与其说电力供应紧张表明经济过热，不如说它是电力价格管制造成了对电力的过度需求。价格是资源分配的调节器。最近几年我们切切实实地感受到了，哪个地方的市场机制发挥了作用，哪个地方的浪费就小，效率就更高；哪里有管制，哪里就存在浪费，而且更容易出现寻租和滋生腐败。

　　最后，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需要经济增长从投资主导型转变为消费主导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增长一直是高储蓄、高投资驱动的。中国的投资率(积累率)在波动中不断上升，相应地，中国的消费率在不断地下降。马克思的社会再生产理论表明，经济的稳定增长与发展，需要社会再生产的几大部门之间保持平衡。过高的积累率以过低的消费率为代价，表明经济增长的相当一部分并没有转化为人民的物质福利，而在社会的再生产环节中被浪费了。在一定的时期内，高积累率与低消费率又是自我强化的。高积累高投资会形成下一期的供给，如果没有与之相适应的消费需求增长，那么就有一部分的产品过剩。在此情况下，要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长率，就需要更高的投资率。于是，投资率出现螺旋式上升。这正是我国现在面临的情形。

　　要使消费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引擎，需要在国民收入分配结构、

养老保险、失业保障和金融机构等方面进行改革。改革开放后的十多年时间里，随着中国国民收入功能分配的强化，居民部门在GDP分配中所占的份额曾经有较大幅度的上升，政府部门所占的比重有较大幅度的下降。但近年来，政府部门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又大幅度上升，2004年税收收入的增长率高达20%以上，远远高于经济增长率。在经济增长率一定的情况下，居民收入与财政收入之间一定存在着此盈彼缩的关系，现在中国居民收入的增长率总体上只与经济增长率相当，有时甚至还还低于经济增长率。此外，虽然农村居民的收入增长率在近两年有所上升，但这主要得益于粮食价格的上涨，基础并不牢固。在居民收入增长率没有稳定的持续性的情况下，我国养老保险、失业保险体系很不完善，居民不得不将其收入中的相当部分用作储蓄，这又对最终产品市场起到了相当程度的紧缩之效。

　　社会生产与再生产不仅仅是人与自然的关系，更是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因此，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不仅要求我们提高自主技术创新的能力，让人类与自然和谐相处，同时还需要我们不断地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善各种社会关系。唯有如此，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目标才能真正实现。

　　作者：彭兴韵

　　（来源：上海证券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