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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其私下滥用不如合法操作
尽管监管当局一再强调真实贸易背景，尽管《票据法》没有给融资性票据合法地位，然而事实上，票据业务经过这几年的高速发展，其融资功能早已应运而生。
强调真实贸易背景主要是强调商业汇票的支付工具功能，但商业汇票都是远期票据，
本身就有资金融通功能，所以因强调贸易背景而见到票据市场的融资性就予以否定并严格一棍子打死的做法，是片面的，也是不符合票据自身的基本特征的。一味限制和打压，带来的只会是更多的地下活动和更大的票据诈骗。所以对融资票据，与其千方百计堵截，不如加以有效疏导；与其任由私下滥用，不如承认其合法地位。
出路在于解决信用问题
从众多票据案件中我们发现，并不是融资性票据的出现引发了票据诈骗，而是缺乏信用使票据诈骗屡禁不止。长期的计划经济模式也淡化了人们的信用观念，导致信用制度和信用关系不够完善，信誉价值较低。缺乏公正权威的资信评估机构对票据进行评级，更使得票据的被接受度大打折扣，这些都阻碍了融资性票据的发展。
那么，究竟是等待信用度提高后发展融资性票据，还是通过发展融资性票据来强化信用制度?对此，票据专家秦池江认为，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是渐进式的，信用也是渐进式的强化过程。不能寄希望于信用制度建成后再做票据业务，而是用票据业务来促进、强化信用，使其带动我国票据信用的建立，他们是交叉的互动的关系。票据市场与银行间债券市场、同业拆借市场等全国统一市场最大的不同恰恰在于：票据业务涉及企业的信用水准，也就是说全社会的信用状况决定着票据市场的进退和成败。所以，只有信用问题得到解决，融资性票据才能真正发展。
上下合力 推动试点发展
除此之外，还应从微观和宏观两个层面，推动发展融资性票据。
从微观角度出发，首先，企业和银行等票据市场主体应强化内控制度建设，建立有效的内部风险防范机制；其次，加强对从业人员的素质教育，防范道德风险；第三，加强与工商、税务、公安等有关部门的联合，加强行业自律，建立共同的风险防范机制和风险处置的事后协调机制。
就宏观而言，1、明确监管责任。合理划分央行和银监会的职责，建立央行宏观调控和银监会合规性监管的管理体制；加强审计、纪检部门外部审计和违规查处力度，加大对违规违法行为的责任追究以及处罚力度，最大限度地减少票据诈骗的发生。
2、提高票据的科技含量。票据本身的科技含量低是导致票据诈骗的一个重要原因。
3、建立社会信用管理系统。依法构筑健康的信用关系，全面唤起市场主体的契约观念和信用观念，确立票据信用、票据融资理念，促进商业信用、银行信用、票据信用和国家信用有机结合的信用体系的建立和发展。对于建立信用评级制度，可由资信评估机构对企业和银行进行信用评级，并对评定结果负连带责任，评定结果纳入信用档案库，构建一个完善统一的全国性票据验证征信网络，动态记录企业或银行在票据市场的违约行为，并公布于众，以促其严格守信。目前，上海、北京等地建立了个人信用征信系统和企业信用征信系统，金融系统也投入巨资建立了银行信贷登记咨询系统。
4、分阶段分区域进行试点。一是详细制定融资性票据发行、交易规则，选择一些资信情况较好、经营状况稳定的大企业作为发行主体进行试点；二是商业银行通过贷款承诺、信用额度参与融资性票据市场发行、运作。允许商业银行对贷款承诺、信用额度业务收费；三是融资性票据的投资者应多样化，包括各类金融机构，工商企业(暂不直接包括个人，个人投资者可通过机构投资者间接投资)；四是建立融资性票据发行的信用评级和担保体系。在总结出一套行之有效的经验后，再逐步放开。区域上，可选择我国经济总量最大、城市数量最多、发展潜能最强的长三角城市群先行试点。
5、修改相应法规。调整《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和《票据管理实施办法》等法规，逐步修改完善我国票据法律体系，通过承认融资性票据的合法地位，逐步放开票据种类，增加融资性票据的比例。同时，制定《票据交易法》，将发行融资性票据的必要性、票据纠纷的司法程序、经营机构的法律地位、市场准入和退出标准、营业规则、从业人员的资格认定、业务会计准则、信息披露、信用评级与公证、交易定价原则等，纳入制度化、规范化轨道，以引导融资性票据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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