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行改革 激情与现实

　　

专家点评银行业改革。

　　焦点问题一：中国的银行被贱卖了吗？

　　黄海洲:对于是否贱卖的问题，我们需要理性思考。如果建行是卖便宜了，那么应该在股价上体现出来，但市场的表现无法支持“贱卖”的说法；如果和其他银行的发行价值进行比较，也会发现建行不存在“贱卖”问题。另外还有事前和事后的问题。一件事情做好了，有人说可以做得更好，就好像一个孩子上高中时，所有的人都说他考不上大学，但偏偏他考 上了某理工大学，于是所有人都说，你为什么不上清华呢？这显然是没有道理的。

　　肖耿：现在看来，“贱卖”的情况基本上不存在。目前卖给外资的股份还不到总股本的25%。即使对现在的价格存有争议，认为确实是“贱卖”了，等以后升值后，资产还是可以收回来的；即使一次性让外资占了便宜，这对中国整体资产来讲，却是以很小的成本，大大降低了系统性风险。

　　魏尚进:国有银行海外上市，除了募集资金，引进海外的管理，更重要的是可以减少政府对国有银行的干预，这个作用是在国内上市达不到的。

　　焦点问题二：外资大规模参股威胁中国的金融安全吗？

　　肖耿：如果所有的命脉企业都掌握在国家手中，就意味着中国战略性命脉产业的风险高度集中。从国家风险战略角度考虑，如果国家命脉产业都掌握在国有企业手中，一旦它们出现致命弱点，整个行业不就垮掉了吗？ 所以，越是重要的行业，就越是应该允许国有和非国有企业同时存在。竞争才能真正降低风险。

　　对于外资进入带来的竞争，中国银行业大可不必担心。其实不用去看国际经验，看中国自己的经验就很受启发。我们曾经一直担心加入WTO后，中国制造业会受到巨大冲击，后来又担心农业，现在这个担心又转移到金融业。事实上，我们原来的制造业主要以“来料加工”为主，竞争力不强，但加入WTO后，中国的出口制造业竞争力一直在上升。而农业方面，粮食可以进口以后，中国农民种的菜可以卖到日本、韩国，并没有出现大的问题。

　　其实，哪怕在未来竞争中中国本土银行出现了问题，也是好事情。因为这会逼着内资银行做自己有“比较优势”的事情。“四大银行”是很有自己优势的，比如长期以来在全国各地建立起来的网点。这在竞争中一定会给中国本土银行带来好处，现在这些国有银行的网点就正在逐渐根据效率分布。

　　黄海洲：中国的商业银行还面临着许多问题，比如在西方衡量一家银行的质量时往往要关注每个员工创造利润的情况，但中国的商业银行冗员众多，这就是一个短期内无法解决的问题。仅仅从这一个问题上看，中国的银行就有很多可以改进的地方。

　　上市不仅仅是一个过程，我觉得海外战略投资者进来可以解决几方面的问题，不简单是钱。首先是技术，银行的管理是有一系列技术要求的，比如风险管理，这里面包含着很多技术性问题，不通过学习，中国的商业银行要掌握这些东西是不可能的。其次是机制，中国人是可以很快学会技术的，但学习机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这是银行能否健康发展的核心。

　　总体来说，外资银行进入会加剧竞争，但在开始阶段并非十分激烈。因为外资银行进入后必然要考虑人均利润率，所以外资银行和中资银行也许会不在同样的舞台上展开竞争。

　　魏尚进: 金融压制表面上有好处，但实质上危害极大。

　　发展中国家独立后，希望赶超发达国家，本来是想通过金融压制来发展工业，但几十年下来，效果并不好。二战结束的时候，许多国家从殖民地成为独立国家，采取的是“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发展战略，比如印度在独立之前，已经有许多外国投资的公司，但独立后，印度想方设法将这些外国公司赶了出去，比如可口可乐公司就认为当时印度的投资环境既不“可口”，也不“可乐”，退出了印度。拉美一些国家也发生了类似的情况。

　　发展中国家以出口原材料和矿产资源为主，当时普遍认为要赶超发达国家，必然要集中一切资源来发展工业，结果出现了工农剪刀差，拉美银行还以比较低的利率来吸引存款用于工业投资。1993年，这种做法首次被麦金农教授称之为“金融压制”。

　　发展中国家要发展，需要从金融压制转变为金融开放，对内要开放，对外也要开放。金融开放的好处首先是有利于资本流入，可以增加发展中国家所需资金；其次，发展中国家缺管理、技术，金融开放可以引进管理和技术。除了直接的好处，还有一些间接的益处，比如可以引导国内良好的投资环境等。

　　焦点问题三：谁阻碍银行业开放步伐？

　　肖耿：中国银行业开放最大的障碍还是国家对四大银行控股依然太多，但这需要过程，希望未来慢慢会减少控股，会逐渐像汇丰银行那样——汇丰银行没有大股东，股东持股最多不超过2%，股权比较分散，受市场的压力比较大。

　　中国银行业的风险为什么这么大？我们看问题往往老盯在银行，但银行的问题不一定在银行本身。比如银行抵押贷款收不回来，这跟我们的司法系统就有关系，和产权基础设施不完善也有关系，这些都要从国家风险管理角度去考虑。因为现在中国的

资本市场没有发展起来，整个国家的信用风险都集中在银行，银行要肩负这么重的任务，这才是令人担忧的。即使换了发展非常成熟的外资银行也承受不了。资本市场是目前最大的一个瓶颈。

　　魏尚进: 并没有强有力的实证证据表明，金融开放的发展和其发展步伐完全正相关，当然，这和发展中国家的国际

汇率危机、国际收支危机等也有关。

　　金融全球化虽然理论上有好处，但并不是在所有状况下都能同等实现这些好处。要实现这些好处，需要一些基本条件。根据我的研究，主要有两个因素：

　　一是阈值效应，实质上是强调政府良治的作用。我们常常谈公司治理，与其对应，政府也有一个治理问题，假设一个国家政府缺乏良治，金融自由化的结果往往事与愿违。如阿根廷，1980年代金融自由化度就已经很高，但政府并没有很好地解决其治理问题，无论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府。金融没有开放时，金融开放进来再多资本，并不一定会转成老百姓生活的提高。刚果是另外一种情况，其前总统蒙布托当政时期是全世界最腐败的政府，自上到下都在贪，刚果在香港一个公司曾经想方设法要卖掉驻香港的大使馆。但倒过来说，只要政府有良治，金融全球化确实能带来好处。

　　二是组合效应即结构效应。不同国家引进外资的结构不同，如跨国直接投资、证券投资、政府借债、公司借债等许多种类，虽然数量一样，但效果差别很大。有些资本流入好处多一些，有些则不然，比如阿根廷主要是以债务形式。直接投资和银行借债有很大区别，向外举债风险比较高，直接投资和债务相比有一个自然的风险分散的特性。研究金融全球化和经济增长关系的时候不能笼统把各种各样的资本形式放到一起，不同国家吸引外资的结构不同，效果也不一样。多数发展中国家恰恰是对外举债比较多。当然，中国吸引直接投资比较高，但这在发展中国家是个特例，多数非洲、拉美国家引进外资中外债所占比例较高。

　　这个问题是一个硬币的两面，有一个共同的逻辑在其中——政府良治的程度就决定了吸引外资的结构。公司治理很差的往往无法吸引直接投资，往往会选择借债，资本构成也欠佳。推至一个国家，外国资本也会考虑其政府是否有好的治理结构。因此，说到底，政府良治是最关键的因素。

　　那么没有政府良治的国家，就不容易吸引外资？也不尽然。一个国家金融发展水平高低，金融体制的优劣，对政府良治与否的影响是不一样的。缺乏良治的国家，当然也不能太差——比如甚至不能保护投资人的财产，只要有钱可赚，也可以吸引外资。在缺乏资本的情况下，往往腐败程度高的国家资本回报率可能也高。

　　黄海洲：开放没有回头路，倒退的成本太高了。道理很简单，

中国经济要发展就必须借助全球的资源，金融领域不可能置身事外。中国要使用全世界的资源，全世界也在使用中国的资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在这方面，实体经济的开放做得非常好，但实体经济必须和金融经济的发展相匹配，实体经济冲在前面没有错，但金融经济必须跟进。

　　焦点问题四：金融全球化趋势如何？

　　魏尚进:在过去70年，金融全球化的进程很快。现在发达国家的跨国资本流动是30年前的四五十倍，发展中国家金融全球化程度进展不一，有些国家的资本流出、流入也很快，总体上资本流动也有不同程度的加快。用对外负债和资产来衡量的话，有些国家过去30年中金融全球化程度增加了10倍，但也有许多发展国家金融全球化进展速度很慢。

　　黄海洲：全球银行业的另外一个趋势就是兼并收购，在西方目前已经是过度银行化——银行太多了，单个银行的利润在下降，因此面对中国金融市场的开放，无非两种办法：买一家银行或者自己重头再来。但我有一个预感，中国其实也已经是过度银行化了。

　　为什么说中国是过度银行化？这是一个有中国特色的问题。从基层看，中国的商业银行竞争已经是白热化，人均利润是非常低的，只不过利率没有完全市场化，所以显得不那么明显罢了。其实，四大国有银行和其他股份制银行的竞争和对市场的挤压已经非常厉害了。在过度银行化的前提下，外资再从头做起是不明智的。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外资购买股份制商业银行的出价往往高于购买国有商业银行的出价。用相对少量的资金获得股东大会的控制权，何乐而不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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