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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科/文
在中国银行业股改进入高峰期的时候，国有银行的股权出售一浪高过一浪。根据安邦分析师的不完全统计，从2001年开始到2005年8月，中国至少有6家股份制商业银行和5家城市商业银行引入了外国投资者，几乎每家银行出售的股权比例都接近20%。从数量比例上看，外资入股国内股份制银行的比例已达50%；如果算上4家在谈的股份制银行，这一比例高达83
%。
中国银行业需要改革本来已是无可厚非，在经济全球化的环境下，中国的金融改革借助外来力量推动似乎也算顺应时势。但是，中国的各大银行一个个急于与外资联姻，情急之下似乎有点不计成本，本应是招洋女婿却变成了送女儿，而且是便宜地送出去；本国民营企业也想参股商业银行却困难重重。于是，国内不免有人要惊诧——“出卖银行”祸国殃民。
“出卖银行”祸害论者认为银行不同于普通产业，属于一国经济的命脉，不能简单地用对外开放，以“市场换管理、花钱买机制”的方式进行改革，如果银行最终控制在外国人手里，岂不是将经济核心领地拱手让人，最终危及经济安全。果真如此吗？为什么我们的银行改革不通过内部改制和对内开放来进行呢？
让我们来回顾一下中国改革的进程。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的改革一直是渐进式改革，依据一个“价-贸-财-税-金”的逻辑次序渐次展开，金融改革处于一个相对滞后的位置。这其中，政府干预的弊端是明显的，一方面，政府的产业政策未必尽然正确，政府官员干预银行可能有私人目的；另一方面，国有银行管理人员也有不少人利用政府干预的名义大搭便车——以权谋私。双重作用下形成了巨量不良资产，却很难追究当事人的责任。1996年以前2万多亿不良资产尚未处理完毕，新的不良资产总量又大有超过从前的势头，政府作为银行的最后贷款人，承担了巨大的或有债务。至此，政府发现，在原有体制上修修补补的银行内部改革难以奏效，只好痛下决心推动银行上市，引进外资股东。
改革的动力既有来自内部改革的需求，也有来自外部力量的推动。从20多年的改革实践来看，依靠开放促进改革是我们近年在内部改革难以为继的情况下的最优选择。中国的银行通过向外国投资者出让股份和上市，借外部力量来促进内部改革无疑是这种改革思路的典型体现。毕竟，上市与向外资出让股份可以把银行的治理问题部分地交由较为成熟的境外投资机构处理，他们作为战略持股人，是一个独立的经济利益体，只关心在控制风险的前提下追求利润最大化，不会顾及到政府的政策取向或“长官意志”，目标简单，有利于银行的经营运作。因此，引进外资股东参与公司治理，有利于银行作为一个独立的法人实体独立经营。同时，上市银行需要对公司经营信息严格地披露，要求银行的经济行为高度透明，有利于约束国有银行高管的不法的自利行为。
既然内部改革行不通，为什么对外开放的同时却不对内开放呢？
目前中国缺乏完善的法制环境，中国的企业家普遍缺乏自律与宗教精神，当民营企业家由于个人的贪婪而不按游戏规则追逐资本的不断膨胀，他们所受到的法律制裁是有限的，他们的内心不会有宗教原罪的惩罚，因此由于他们的个人利益行为而给企业带来巨大经营风险的可能性将大大提高，这可能是银行改革不愿选择民营企业参股的原因之一。现实的经济生活中，从德隆、健力宝、科龙等相继出现的民营资本运作的失败可见一斑。
银行改革择“友邦”而弃“家奴”固有不得已而为之的苦衷，然而也应该清楚，银行改革选择友邦之手有其现实作用，友邦自有异己之心，我们当有提防，但我们还不至于到了该为“出卖银行”而惊诧。对于外资持股的比例都处于我们的控制范围内，银行的人事权仍为我们所控制，国外投资者只是在允许的范围内伸张自己的意志；中国的渐进式改革基调决定了银行的改革也只是逐步放权，外资要控制中国银行的经营发展权为时尚早。
银行改革需要外部力量的推动，企业上市可充分借助外部资本力量，加快改革步伐。当我们揭开了这种无谓惊诧之谜后，更值得我们思考的是我们该怎么解决这种惊诧背后的银行改革问题。
银行改革有提高外资持股比例的趋势，由于外资股东的战略意图偏离我国银行改革的初衷，因此，对于外资只能是有限制地利用。银行改革应逐步向内资开放，使国内外企业享有相同的国民待遇。对于中国的民营企业我们不能一刀切地判断就弱于外资企业，中国民营企业在发展过程中也培育出了不少实力雄厚的民营企业集团，他们的经营不断地向规范化、制度化发展，企业积累了一定的资本实力和人才资源，中国银行业的改革应吸收这些本土企业集团的参与，发挥本地优势，促进银行改革的顺利进行。同时引进内外资企业参与银行改革，使得内外资企业形成相互制衡的竞争格局，既打破了外国投资者幻想控制中国银行业发展的计划，也限制了民营企业为追逐资本利益而冒险经营的幻想，从而使银行改革走上良性的发展道路。
(作者为北京大学金融与产业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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