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债成功难掩农发行困境 不良贷款比例依然攀升

　　农发行不良贷款余额和比例依然攀升已经引起高层的关注，这种攀升的背后是中国金融业监管体制中的问责制缺失

　　□ 本报特约记者 任可

　　或许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的有关人士正在为其金融债的成功发行额手称庆。9月19日，农 发行100亿金融债成功发行，超额认购率为1.84倍。

　　但这无法掩盖农发行在不良贷款上的尴尬境地。

　　《财经时报》从农发行总行获得的一份文件显示，截至2005年5月底，农发行不良贷款余额和比例与年初相比，仍呈“双升”态势。“不良贷款有增无减，居高不下；与此同时，全行政策性挂账的认定、剥离工作缓慢”。

　　文件中强调，应当清醒地看到，信贷业务运行中还存在一些问题和矛盾，突出的是新增不良贷款控制不够有力，存量不良贷款清收进展迟缓。

　　据文件提供的数据匡算，目前农发行于前年、去年发放的粮食流转贷款，已出现约7%逾期贷款，其余部分仍在大量向不良贷款迁徙。

　　对于农发行不良贷款的接连攀升，国务院副总经理黄菊日前在银监会《关于呈报<2004年度政策性银行综合监管报告>的报告》上，对农发行的批示可谓字字千钧——“农发行包袱仍然较重，在从严控制新增不良贷款的同时，采取积极措施，努力清收积欠，降低不良率”。

　　农发行难辞其咎

　　农发行吉林省分行(下简称吉林农发行)的不良贷款故事是整个农发行“信贷业务运行还存在一些问题和矛盾”的缩影。

　　吉林农发行贷款规模600多亿元，未消化的政策性亏损挂账占半数以上。

　　去年以来，农发行信贷监管违规劣迹被媒体频频曝光，尤以身居东北大粮仓的吉林省农发行为焦点。

　　更值得关注的是，记者了解到，这些事件的责任人——负责吉林省农发行信贷工作的吉林省分行副行长兼营业部总经理兼党委书记林德昌、吉林省农发行营业部副总经理杨森、营业部计划信贷处处长戴崇刚至今仍安然在岗，无一人受到处置。

　　以上曾引起坊间高度关注的事件，仅仅在吉林省农发行内部通报了事。

　　业内多位专家均向《财经时报》表示，农发行监管不力，难辞其咎。

　　拷问银监会

　　数月前，曾有媒体披露，2002年至2004年5月两年间，吉林农发行3.7亿的粮食收购贷款被粮食企业挪用。

　　记者获悉，中国银监会已指示吉林省银监局调查此事，吉林银监局一位工作人员向《财经时报》坦承，“此前对此事并不知情”，并因此遭其上司机构中国银监会的埋怨。

　　事实上，银监会于去年7月在对农发行发起的全面“核查风暴”中，已要求各省银监局全面核查省级农发行，且至少还要抽查农发行一家市级和一家县级分支机构的情况。其核查时段为2003年1月至2004年6月30日。

　　也就是说，对于以上3.7亿元粮食收购贷款被挪用长达两年事件，至少应落入吉林省银监局关注的视野之内。

　　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研究室副主任李继华向记者表示，对于监管者监管不到位的，特别是履行了监管过程却没有及时发现问题的，监管者应当对事件的发生承担相应责任。

　　问责制缺失

　　上海财经大学金融学院院长戴国强教授从制度角度，对农发行由于渎职造成不良贷款攀升的原因有另一种剖析。

　　在他看来，中国金融业缺乏的不是内控或监管的相关规章制度，而是对监管不力的渎职行为的处理机制。

　　“出了问题也没有经济补偿，往往做个检查、发个通报就过去了，无法引起行长足够的责任心”。

　　在金融业引入问责制，被看作是避免金融业再次出现渎职事件的有效做法。

　　问责制是国际普遍做法，但中国只是对重大责任事故，如

矿难、抗灾救灾等安全工作方面严重失职渎职行为实行问责制，在金融领域并未推行问责制。

　　也因此，尽管银监会自成立起至2005年4月，先后发布了127项规范性法规文件，其中不乏市场急需的监管法制建设和内部管理的规章制度，但金融领域问责制的缺失，尤其是对银行高官人员问责不清，使得业内对以上“铁规”的落实，难免打上问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