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资入股中国银行业：边博弈边嬗变

http://finance.sina.com.cn 2005年09月17日 09:54 21世纪经济报道

　　本报评论员王梓主持本报记者陈宜飚香港报道

　　中行、建行、工行以及近十家中小型商业银行，相继确定了外部战略投资者，这是值得庆祝的成果。作为注资、股改之后上市之前的关键阶段，能否顺利引入外资的问题，仅在不到一年前还曾为人担忧。当然，外资银行是否战略投资者，还需要参考银监会的四条指导标准，即“长期持股、优化治理、业务合作、竞争回避”。

　　建立清晰的产权结构和良好的公司治理结构是建立现代商业银行制度的核心要件。然而，前者却并非后者的充分条件，引进战略投资者之后，并不意味着公司治理结构问题自然解决。公司治理结构是银行改革的重点也是难点所在，它并非简单的职权划分，而是建立在深刻的利益博弈基础之上。我国大型国有企业改革的经验表明，公司治理结构的完善仅仅依靠引进战略投资者和海外上市，还远远不够。对治理结构影响最大的是建立一个独立有效的董事会，改变一股独大的股权结构，保证银行与政府的适当距离。走出国有独资后，我国银行仍然是国有控股，外资银行能在多大程度上介入管理尚待观察。

　　近期，本报特邀法国巴黎百富勤董事副总经理及总经济师陈兴动、JP摩根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龚方雄、德意志银行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马骏、软库(软银)金汇执行董事温天纳共聚21世纪北京圆桌论坛第57期，就外资银行入股的利益与风险等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

　　1.入股的利益与价格

　　《21世纪》：交行之后，中行、工行、建行等几大国有银行分别确定了外资银行战略投资者，从合作本身来看，诸位认为两方面的利益何在？

　　陈兴动：对中方而言，我觉得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利益：首先，中方吸引外资原因在于一个不可更改的现实——国内资本市场不能满足发展要求；第二，国内银行要到海外上市，面临国际竞争的压力，要学会国际化管理；第三，把外资作为策略性投资，可以使中国的上市银行实现定价最优，有助于中国银行到海外上市，交通银行成功在香港上市就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如果没有汇丰银行的加入，交通银行不可能有这么好的定价，而且上市之后价格受到追捧。

　　从海外投资者的角度来讲，国外的银行也很有兴趣入股中国银行，大致的原因包括以下三点：第一，在中国目前的情况下，国有资产在国内占有很高的比例，加入这样的银行可以借助国有经济的力量。外资进入以后，直接可以在中国的金融领域站到很高的层次。第二，国外的银行要进入中国，如果通过自己去发展，过程将非常缓慢。1980年代中期之后进入日本、1980年代末1990年代初期进入东南亚地区的欧美商业银行，都会采取各种办法参与和当地银行的合作，这样才能得到一定的利益保障。第三，可能获得协同效应。所谓的协同效应就是一旦它加入了中国的国有银行，在中国政策制定者手上的分量就加重了，上市之后更是能够获得政策上的好处，在发展中间业务时也一定能够得到中国政府的优先照顾。

　　龚方雄：外资银行的利益很明显，中国的银行业是经济改革中最落后的一部分，其他行业的市场、机会随着改革开放已经释放出来，银行业现在正在开放过程中，应该来说机会是最多的。

　　国外重要的银行基本上都是消费型银行，像花旗、J.P摩根等。据我所知，外资银行想进入中国，就是因为中国的消费银行刚刚起步，除了房地产和汽车信贷，给消费者提供的产品还很少。举一个例子，在国外，消费者支出主要是两种方式：信用卡和支票，而中国的信用卡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信用卡，只是预支卡。消费信贷是非常有前景的业务，中国储蓄率很高，资本市场不发达，供储蓄人投资的产品很少。外国银行可以通过丰富的产品服务，推出一些结构性的产品，让储蓄者得到更好的回报。从这个角度讲，外资银行进入是有长远打算的，主要瞄准消费信贷，如果可以做大消费信贷，既可以解决人民币来源问题，又可以为现有的人民币存款提供金融服务。

　　《21世纪》：就外资入股的价格而言，是否可以视为双方利益的直接反映？定价的依据何在？

　　温天纳：一般性的并购多是关注市盈率，而银行看的是市净率(股价与账面值比率)，就当前的外资入股价格来看，或许其市净率有点高，但是也有它的理由。因为内地金融市场仍是一个封闭的市场，市场潜力巨大，增长性更强，因此估价肯定会比开放性的竞争市场要高一些；另外，“高价”也是一种相对的说法，相对国外的并购来说，可能有点高，但是如果考虑到中国的经济增长率和长远发展趋势，这种价位却并不高。中国金融市场增长性很强，比如交行上市后，它的市净率股价与账面值比率　达到了1.66倍，从这种趋势来看，外资入股中资银行还是有“利”可图的。

　　此外，外资银行参股内地银行还希望与中资银行建立起特别的直接或间接关系，以期今后自己在内地的银行可以利用中国的网络发展自己的业务；对一些国际投资银行的入股来说，入股中资银行更多的是一种投资机会——当交通银行还没有来香港上市时，我们就认为交行肯定能做得好，因为如果其表现不好，肯定会影响到其它银行的上市，而同期的神华与中远控股IPO则远逊于交行——汇丰入股交行的实得利益也由此可见。

　　2.外资入股风险

　　《21世纪》：外资入股中国银行面临的风险如何？如何看待政府信用在规避风险中所起的作用？

　　龚方雄：这种风险在已经决定加入的外资银行中都得到了解决，因为其价格不高，入股的价格已经把控制风险考虑进去了。但按照国际上的一些标准，真正严格起来衡量会发现，我国银行的呆坏账情况并不是表面看起来这么好，如果真的调整起来，账面价值可能没有表面那么多，实际上外资银行的购买价格不一定便宜。但是，由于这些银行还没有上市，还是国家的银行，如果最终出现问题，国家将是最后的保护屏障，这实际上是一个国家的信用风险，而不是单纯的银行信用风险问题。

　　陈兴动：对外资来讲，它可用已有的经验去控制风险。他们有很多的评价机构，有一整套的评价体系，风险是在他们的掌控之内的。

　　我们可以根据今年外商直接投资的情况作一个判断：一方面实际外商投资的增长率在下降，另一方面外商投资的合同额增长却非常迅速。换句话说，投资者现在放慢直接投资的实际投入，资金进来的部分有很多不确定的因素。其中之一是人民币汇率的波动，要确定中国的外汇汇率到底怎样变动才能确定投资。如果人民币升值就意味着投资成本上升，他们就不可能投资了。

　　中国的确有它的特殊性，但是从最基本的经济角度来讲，没有什么是他们完全不能掌握的东西。中国的发展在西方投资者看来是一种必然。至于向外部投资者提供的保障机制，一方面可以让外方投资者、外国金融资本对中国银行业的不良贷款进行监督；另一个方面说明我国银行通过这几年的改造也的确有信心承担这样的保障，可以用这种保障制度向全世界说明目前真实的状态。

　　温天纳：目前一些外资入股时，希望有中国政府的担保背书，这显示某些外资银行对中国投资还是有风险的考虑。对外资来说，它们最大的风险可能会来自两个方面：首先是内地银行的企业管理问题，由于管理层缺乏透明运作，投资者害怕今后这个银行上市后，如果不断有丑闻发生，可能会影响到投资者，令其无法向自己的大股东交待，这是名声上的无形损失；第二个考虑主要是呆坏账问题，这也是中国当前金融业的最大难题，究竟目前银行的贷款中尚有多少还没有处理，这可能也是投资者最想知道的，这将涉及有形的财政损失。

　　3.战略投资者能否真正推动公司治理结构改善

　　《21世纪》：据悉，银监会曾对中、建两行引入战略投资者有过四个指导性标准，即长期持股、优化治理、业务合作以及竞争回避。以您的观点来看，外资银行未来介入中资银行管理的程度会有多深？内资银行的公司治理结构能否根本改变？

　　陈兴动：一个客观的现实摆在中国的面前：以后的竞争对手是国际性的，不能关起门来自己玩。外资银行的投资者实际上已经看到了这样的趋势，在参与管理上外资投资者并不会马上要求很多，这样可以避免矛盾激化。

　　中国的机制也存在一定不透明之处，内部控制缺失。从被投资方来说，它当然希望在收购之前窟窿不被揭露。但是国外管理方式能否和中国的水土相适应呢，也没有定论。

　　目前中国经济的走向面对的最大阻碍和挑战是管理。管理是西方金融资本最擅长的，又恰恰是中国金融资本最弱的。所以，外资参与管理会是逐步放开的。实际上，中方银行中层以上的管理人员以后也可能走上国际化，在国际上招聘管理人员。

　　温天纳：在谈这个问题之前，我想提醒各位，我们可以看到，在现有的外资入股中资银行的热潮中，有一个特点，就是一些中小型的中资银行，其合作伙伴反而是一些国际知名的跨国商业银行；而国有的四大商业银行，其入股的外资伙伴却主要是大型的投资银行，或是区域内并不是特别显著的外资商业银行，我认为这反映出了政府和中资银行的考虑，就是“竞争规避”。

　　这一点考虑是很重要的，因为2006年之后，中国金融业将彻底放开，如果四大商业银行把自己强势的本地网络拱手相让，与外方共同进行经营，会有“引狼入室”之嫌。因为国际知名的跨国商业银行迟早会直接来中国拓展业务，和四大行直接竞争，所以目前的安排我觉得是比较符合中方考虑的——交行虽然引入了汇丰，但交行毕竟不是“四大”。

　　再说到中资银行的管理问题，就当前的外方合作者来考查，其管理水平均属业内一流，举例来说，瑞银和花旗或许分属不同的领域，但它们分别是代表了投行和商业银行的高水平管理；再结合上述的外资入股特点，我想形势比较明显，这些外资的入股对中国的大大小小的商业的管理水平的提升还是会有帮助的：内地中小商业银行可以从大型的跨国商业银行的合作中取经；而四大银行却可以从与国际投行的合作中提升管理，甚至发展相关业务，我想这是外资参与内地银行管理的一种有效途径。不过，除了在宏观层面的内部监控系统或企业管治方面起到一些作用外，国际投行直接参与到中资银行的企业管理中的可能性不会太大。

　　马骏：也不一定如此。从现有报道来看，有些大型国有银行的入股方是也商业银行。其实海外的银行大多是全能型的商业银行，或者是金融控股集团，在这种全能型的银行和金融控股集团中既有商业银行成分也有投资银行成分。我想通过这种含有商业银行业务的大的金融集团的参投，可以带来许多新的管理理念和技术，而不完全是投资性的业务，当然投资银行的介入应该也有其他方面的考虑。

　　龚方雄：从中短期来看，入股对中资银行的影响是，通过外资银行参股进一步上市。外资入股在20%-25%之间，上市后将有20%左右被国外投资者购买这样就有40%-50%由国外投资者持有，这是根本性的股东结构的改变，最终将影响公司的治理结构，这是未来一两年最值得关注的。

　　董事会一定要全面反映、真正代表所有权的结构，如果能达到这一层，管理层行为的改变应该不难。通过董事会来控制管理层，可以削弱、隔断地方分行和地方政府千丝万缕的联系。中国的银行总行都没有太大的问题，主要问题都出在各地1万多家分行身上，很多政策性贷款、政府影响银行行为都是在地方分行发生的。对中国银行的行为真正转向市场化，我没有百分之百的把握，这就是为什么外资银行，尤其是大的外资银行愿意从小做起，投资中小型银行，而不是一下子进入大银行的原因，因为它很难影响到大银行的治理，其中要牵扯到1万多家分行。

　　对中方而言，引进战略投资者，开始并不是着眼于拓展海外市场，而是注重于战略投资者带来的技术、管理、产品开发能力、风险管理能力，重要的是信贷风险的评判和控制的能力，而其中消费信贷的地位更为突出，因为它涉及到个人和家庭的信用度，需要在整个社会建立起信用文化，这是一个非常艰巨的系统工程。如果从战略投资者那里学到这些，就是对中国银行最大的回报。

　　温天纳：外资只占中国银行的少部分股权，董事局占的席位也不高。不过外资入股是目前中国银行业必须要完成的工作，按照市场化的原则，对业务及资产进行必要的重组，按照市场化的机制建立经营管理机构。一般来讲企业要经历一两年的重组的过程，经过业务、人员及资产的重组，企业已经是脱胎换骨了，与国际资本市场接轨必须建设符合资本建立的管理体制和激励机制。

　　要与国际资本接轨，企业所有的表现、公司治理结构、财务业绩、未来的整体盈利都要跟国际的标准比较，比较将带来压力，压力变化为动力，动力更可转化成今后亮丽的前景。

　　银行对未来战略亦需要建立规划，企业价值建基于未来盈利，并不是历史。上市的话就是要寻找一个可以让资本市场接受企业的价值。一气呵成的做法加大了改革步伐，标准定得更高，整个公司在更高的水平上完成了它的改制，在新机制的基础上能提高盈利效益及盈利业绩的话，今后上市就会最大化企业价值。但亦可能会激化公司内部原有的问题和矛盾，没有给公司一个间歇的时间去划界解决及处理好这些矛盾。

　　4.入股推动改革

　　《21世纪》：目前国内银行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何在？上市后，投资者对银行的关注能否推动改革的进一步深化？

　　陈兴动：改革的真正压力应该来自于市场而不是行政，市场的力量才是根本力量。真正的银行制度改革最根本的问题是银行要市场导向。只有实行市场导向，让市场决定银行生存，银行才会变得更加坚强。就像一个孩子，不经受风吹雨打，他的能力会越来越弱。我们的银行需要懂得竞争，需要懂得生存。

　　龚方雄：入股、上市一定会促动改革的，只不过是程度的问题。一个很好的参照就是1980年代，我国的酒店业要开放，对于要不要引进独资酒店或者合资经营的问题，争论了很长时间，但是经过二十年开放后，我国的旅游酒店业和国外已经差别不大。和酒店业一样的是，银行也是服务业，服务业最重要的是学习管理，吸收软技术，如果能学到这些，中国银行的改革应该会比较顺利。

　　温天纳：目前国内银行信贷市场亦面临转型，现在的情况是“宽货币，窄信贷”，市场货币充足，但信贷市场却在收缩。其实在1995年商业银行法中已说明了资本充足率的要求以控制股风险，2004年4月中国银监会颁布了有关法例，详细列明了银行在2007年必须达到有关资本充足率的要求，2006年11月中国银行业必须全面向国际市场开放，中国将严格执行，目前欧美银行资本充足率大约为8%，香港约为13%，中国目前不到5%，必须在两年内大幅提升8%的水平，因目前国内银行资本金不足，大部分银行必须压缩信贷，增加持有资产，用以调整资产的结构。

　　我认为，下一步的改革重点应是强化信贷制度及批核的贯彻性，强化内部监控系统，设立独立机关核实及验证有关重要资料。贷款应以企业或个人的财政实力为基准。减少个人色彩及人治情况，增强本身的竞争性。外资在上述几方面拥有极为丰富的经验，同时作为投资方利益已经与其他投资人捆绑在一起，对促进内地银行信贷系统的改善，业务多元发展等将有积极的作用。

　　马骏：我想外资带来的优势也许并不在于信贷的客户，客户毕竟还是中方的优势，但是如何对客户进行鉴别，用什么风险控制手段把好的客户挑选出来，使我们银行业的信贷风险能降低至最小，这可能是外资银行能给我们带来的最大好处吧。

　　《21世纪》：体现在产品方面，外资银行与内资合作经营的前景如何？创新的增长点何在？

　　马骏：外资银行入股之后，给国内带来的一个显著的好处就是补充了这些银行的资本金，使这些内地银行可以在满足资本充足率的前提下更快的扩张业务。而在完善公司治理结构、提高风险管理水平等方面的益处也十分重要。在业务结构方面，外资将带来新的产品和服务，尤其管理收益率较高的产品。此外，对内地银行的市场开拓手段和人员培训等也会提高。

　　从已经开始与外资合作的一些中资银行的进展来看，它们的中国业务均已经开始好转——体现在产品方面，外资银行带来了一些较新的，比较高利润的产品，此外，在客户管理和风险管理方面，内地的银行业务也有明显改善。外资入股后，双方的高端产品的比重有所提升，这有助于提高商业银行的股本回报率和资产收益率。

　　温天纳：外资对参与国内消费性融资业务非常有兴趣，信用卡业务是其中一项相当有代表性兼可发展的业务，一般来说，信用卡相关的融资业务涉及个人信贷，特征是个人信用额相对较低，利息费用相对较高，因此风险低，收入亦较高。针对目前国内的情况，可发展市场集中在大城市具有高及稳定收入的白领阶层，银行需要核实申请人的数据以确定信贷额，公司收入证明及税务缴税证明等文件是重要的资料，针对很多国家及地区，很多金融机构也会成立共享的个人信贷数据库，在平行客户的私隐的同时，让银行能有限度地核实客户的信贷情况及有否不良记录，也减轻贷款机构的风险。在这方面，内地银行的情况仍有很多可改善的空间，特别是如何评估客户风险及验证数据的可信性。

　　内地银行拥有客户及网络，外资拥有技术及经济，这是十分好的配合。目前相对海外的几乎人人拥有信用卡，甚至是一人拥有数卡的情况，内地的信用卡普及率并不算太高，在国内经济强劲发展的情况下，市场增长额一定可观，前景十分巨大。外资对建立信贷系统、业务发展推广及强化风险管理体制方面将有积极的作用。他们的介入对投资人也起了稳定信心的作用，制度化的经营是十分重要的。

　　5.人才决定监管成败？

　　《21世纪》：外资入股之后，中国银行业监管客体同时发生了变化，这对中国银监会的挑战如何？如何应对挑战并进一步加强监管﹖

　　陈兴动：监管肯定会改变，比如监管不能只是单向的，银监会以前的管理规则都是在国有行政主导下制定的，可能不符合市场化的要求。但是随着银行体制改革的深入，要求实现市场导向，银行运作的基本规则也应该随之而改变。因此银监会制定的管理规则也应该要进行相应的调节，使之与

银行改革相协调发展。

　　银行的运行规则基本是这样的：第一，要贷款，保证盈利。第二，要保证不良贷款率维持在低水平。不存在不良贷款是不可能的，但是要把这种风险放在可承受的范围之内，不能无限制增大。如果说贷款风险达到了一定程度，监管单位需要介入，防止银行走向破产的边缘。因为银行破产将会影响到整个社会的公众利益，影响到社会的稳定，影响到经济的稳定增长。

　　龚方雄：2006年底银行业务要向外资银行开放，监管标准应该保持一致性，同等对待内资银行和外资银行，这是没有问题的。银行业引进战略投资者，对我国监管体制最大的挑战是，随之会出现很多产品和服务，有没有这方面的人才能够很快把握新产品的特征，有没有针对性地出台一些行业的监管措施，很关键。比如如何监管衍生金融服务产品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还有，外资入股重点在于发展消费信贷，消费信贷中的房地产信贷市场做得最好的是美国，它把房地产市场信贷

证券化了，把房地产贷款作为资产在市场上进行分销，等于分散了银行体系中的房地产风险，而中国房地产市场一旦出问题，牵涉最大就是银行业，外资银行进入之后肯定会改变这种局面。如果实现资产证券化，有没有能力进行监管？能不能适时出台一些与时俱进的措施？这就需要把懂得产品的人才变成监管的人才，这是一大挑战。

　　(实习生刘艳艳、吴斌斌参与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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