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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美国银行、新加坡淡马锡、苏格兰皇家银行、花旗和汇丰这些名字逐渐成为中国公众所熟知的“战略”或“财务”投资者，四大国有银行改制上市的步伐也渐行渐近。就在这个离2006年年底仅一年有余的时点上，关于“国有银行资产被贱卖”的呼声开始浮出水面，并日显浩大之势。
在国有银行改制中，其实并不存在相关制度规则缺失、“黑箱操作给利益相关方”
的问题。人们有理由相信，坐在谈判桌这一端的国有银行力争和那一端的外资银行博弈出一个好价钱，并不存在贱卖自己的动机。但“被贱卖”声为何响起呢？
指责者不外乎基于两种考虑：第一，国有银行股权出售估价过低；第二，出售股权给战略投资者的总收益小于总成本。说到底，这其实是一个问题，不过前者更倾向于财务视角，即溢价如何确定；后者则基于经济学成本收益分析框架，考量因素更繁多和全面。
先来看财务计算。三家境外投资者以36亿美元购进工行10%的股份，工行股权的溢价约在16%；而中行和建行出售股权的溢价分别约在10%和17%。由于是上市前入股，所以所谓溢价是针对净资产而言的。贱卖之意在于，这个溢价还不够高。
由于中国银行业的特殊性(存在大量不良资产、公司治理架构存在缺陷、风险管理能力不强等等)，对于溢价进行评估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中国银行业盈利能力偏低，却也是我们不得不承认的事实。根据英国《银行家》杂志的计算，欧美银行的一级资本回报率(税前利润/一级资本)约在26%，其中花旗银行的数据更是高达33%；而中国内地银行业的一级资本回报率约在16%，注资后中行的一级资本回报率仅为9%(2004年)。
再来综合评估我们以这样的“溢价”获得了怎样的收益，尤其是这些收益中的哪些是我们所急于获得的，分别指向哪些“最短的短板”。
先来看一组“金融重镇”上海的数据。始于2004年，中资金融机构外汇储蓄存款呈下降趋势，至今年8月共计减少约25亿美元；恰恰在这个时段，外资银行的外汇存款却增加了近20亿美元。据报道，是具有竞争力的外汇结构产品引致了这场“存款搬家”。试想，如若中资银行能够推出同样吸引人的结构产品，辅以一样亲切的客户管理和强大的推广能力，“搬家”的存款也许就不会这么多。然而，中资银行目前还不具备这样的产品研发能力、全球配置资产组合的可能和客户服务能力。因此，我们只好寄望于“合资中行”、“合资建行”和“合资工行”能获得这些能力，尤其是在外资银行2006年年底即将全面获得人民币零售业务许可的急迫背景下。毋庸置疑，我们不希望看到人民币存款的类似“大搬家”，而自行修炼提高的时间已经几乎没有了，我们只能希冀国际经验的注入。
长期以来，隐性负债(ContingentDebt)一直是国际评级机构看弱中国国债评级的重要原因，而隐性负债中的最大一项就是中国银行业所堆积的不良资产。如若财政充裕，我们就无需对这些隐性负债担忧，而现实却非如此。为了处置占据GDP相当比重的不良资产，让银行业回复健康，冲销坏账的资本注入已成为不得已之策。而当国内资金不足时，有兴趣的国外资金就成了最佳选择，尤其是在中国银行业开始推行8%资本充足率的“巴塞尔标准”、同时呆坏账需全额计提拨备的前提下。
最后，有银行业研究经验的学者会提到“银行特许权价值(FranchiseValue)”这个问题。其含义是，在银行业的准入存在管制的情况下，由于垄断，银行特许权隐含了更大的收益。此言不错，然而，即将发生的故事将是，随着2006年底外资由有条件进入转为“符合条件的全面进入”，这个特许权其实正在冰释之中。如若外资银行可以进入，那中资为何没有自己的“国民待遇”？因此，不难预期，在不远的将来，中国民间资本进入银行业也会成为现实，而这些都将瓦解所谓“特许权价值”。另一个关节还在于利率市场化改革，国际经验显示，随着利率市场化推进，由于自由竞争推动，银行的贷款规模会大幅提高，这在另外一层含义上也将瓦解所谓“特许权价值”。
引进战略投资者的其他好处，诸如公司治理架构、现金管理技术、风险控制框架等等，我们就不赘述了。相信有了以上的分析框架，读者能够对成本和收益这个“跷跷板”两端的分量进行一个更为理性的评估。当然，我们也衷心希望国有银行在日后的谈判中能谈出一个“好价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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