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升中国商业银行风险管理能力

　　——访穆迪KMV公司总裁韩达安(Andrew Huddart)

　　本刊记者 林铁钢

　　记者：最近一段时间，中国商业银行信贷风险防范的问题引起了越来越多的关注。穆迪KMV作为全球著名的风险管理顾问公司，为世界很多金融机构，其中包括中国的一些商业银 行，提供全方位和系列化的信贷风险防控方案。请您介绍一下商业银行在信贷风险管理上应该确立怎样的核心管理理念，在实施量化信贷风险衡量和管理体系时应具备哪些基本条件？

　　韩达安：依我看来，商业银行在信贷风险管理上应该确立的一个核心管理理念是，信贷风险衡量和管理应从单一风险敞口和组合风险两个层面同时进行，只有这样，银行才能有效防范和避免单一风险和组合集中性风险。在过去的30多年里，世界上最为成功的和最具

竞争力的银行均采用定量和定性的方法建立了相应的系统来衡量和管理信贷风险，这些系统随后又与管理银行资产组合多元化的系统相互整合在一块。这一管理方法基于这样的一个重要理论：如果资产组合内的风险敞口之间不存在相互关联关系，那么一个资产组合总的风险会小于组合内单一风险敞口的风险总和。因此，具备相互关联关系的信贷风险敞口对组合的构成十分重要。重视组合内各单一风险敞口之间的相互关联关系，是为了对集中性风险进行管理。上述风险衡量和管理系统为推行积极主动的组合管理奠定了基础。总之，银行应开发和建立以资产组合为基础的定量和定性分析系统，并借此对信贷分析员、组合经理、风险管理人员和高层管理人员的表现进行严格考核，这样的考核结果对金融机构具有重要意义。

　　要推行实施上述定量、定性信贷风险评估和组合管理等完善的信贷风险体系的基本条件是要建立以下系统：数据收集系统；数据过滤系统；最佳的信贷风险模型分析方法；能把信贷分析人员观点整合在内的定量风险管理系统(有关的整合情况应能事后作系统性定期回溯检查、评估)；组合管理系统；能用作可以反映与现有信贷组合构成和当时市场价格情况信贷工具定价的单笔业务分析系统；建立有效的机构性奖励激励机制，并使之与鼓励建立有效的信贷组合和创造更有价值的银行的措施结合起来，抑制过多发放贷款和过多承担风险的做法。

　　根据商业银行面临的挑战和难题，有针对性地提供信贷风险衡量和管理解决方案，是我们穆迪KMV的业务重点和核心竞争力所在。穆迪KMV和穆迪投资者服务公司是穆迪集团属下两家各自独立运作的全资子公司，穆迪的评级服务历史可以追溯到100多年前，而KMV成立于上世纪80年代末，擅长于以市场信息为基础的量化信贷风险衡量和管理。KMV在三年前与穆迪集团原有的风险管理顾问部门合并，整合成了今天的穆迪KMV公司。经此番整合，穆迪KMV的竞争优势得到大幅度提升。如今，穆迪KMV不但能对单个借款人的违约概率作出准确的前瞻性量化评估，也可以对资产组合里各单一资产之间的内在相互关联关系作出准确的度量，从而为商业银行优化资产组合及推行经济资本提供十分有效的系统性决策工具和依据。与传统信贷风险评估方法所不同的是穆迪KMV信贷风险评估的信息来源不仅仅限于债务人的财务信息，而且还包括市场信息，如有关企业的

股票价格、债券市场价格和息差以及有关企业信贷违约掉期价格等。这就很好地解决了银行在进行信贷风险评估时要长期面对的信息不对称和信息滞后问题。此外，把解决方案电子化和系统化以方便使用者也是穆迪KMV解决方案受到广泛采用的一个重要原因，目前，穆迪KMV在全球80多个国家拥有超过2000个机构客户。全球最大的100家金融机构中，超过80%是穆迪KMV的长期客户。前不久，我在中国拜会了许多金融机构的领导人，我了解到，他们正在积极引领和推动中资银行借鉴国际银行信贷风险管理方面的先进经验以及相关的系统和模型。中国的银行监管机构也竭尽全力从多方面促进中国的商业银行特别是大型商业银行参照新巴塞尔协议要求，从建立健全风险衡量和管理的基础设施入手，切实提高风险管理水平。此次中国之行的所见所闻，令我和我的同事深受感动和鼓舞。

　　记者：穆迪KMV将商业银行逐步提升信贷风险管理水平划分成五个阶段，请您对这五个阶段作一简要介绍，并谈谈这套方案对中国银行业的借鉴意义。

　　韩达安：第一阶段是数据收集和处理。这一阶段是整个信贷风险管理基础设施建设的起点和基础，它主要包括收集、组织和存储客户的财务和非财务数据并以此建立所需要的中央存储的数据库系统以及建立实施内部评级的基本框架。在这一阶段，有关系统不应仅仅用于收集数据，而且要对有关数据进行过滤、处理和储存。

　　第二阶段是对单个债务人的信用度作出评估和衡量。这一阶段的具体工作包括：建立预期违约概率和违约损失率模型，完善内部评级体系，对高风险借款人进行预警并及早采取相应的行动。这一阶段的有关系统应建立在严格的定量分析基础之上，并在需要的情况下加入定性分析因素，以便对有关债务人的信用度作出准确的衡量和判断。

　　第三阶段是组合报告。内容包括：计算并记录相关风险资产所需的经济资本和监管资本(这与新巴塞尔协议的资本要求具有高度的一致性)，优化信贷授信额度，对组合的多元化作出衡量。通过对资产组合多元化的衡量，银行的管理者可以确定如何改变相关的业务策略来调整有关资产组合的存量和增量结构。

　　第四阶段是积极主动的组合管理。当前世界上具领先地位的金融机构都会对资产组合进行主动管理，他们通过盯住市场变化来确定当前市场情况下的资产价值。这一阶段的核心工作包括风险定价、资产交易以及利用资产组合抵押债券等信用衍生工具进行资产组合管理。有关银行一旦引入并掌握了组合管理这一概念，就可以采用相应的组合管理工具对组合的风险和回报进行恰当的管理，比如利用信贷衍生工具等结构产品和改变信贷政策等方法积极主动地对全行的信贷资产组合进行管理。

　　第五阶段是组合优化。这一阶段的主要任务是对资产组合进行优化以提升其市场价值。银行在发展新业务和建立新的信贷组合时，可以采取主动措施改善每一风险单位的回报。

　　在上述五个发展阶段中，前三个阶段主要侧重于服从监管要求，关注对风险的计量，而后两个阶段则侧重于主动管理，提升经营效益。换个角度看，上述信贷风险管理五阶段的循序渐进，实际上是一家商业银行稳步建立完善的信贷风险管理体系的基本路径，它们环环相扣，前因后果，缺一不可。这五个阶段所包含的内容对中国商业银行完善自身风险管理有着十分直观和直接的借鉴意义。虽然，从表面上看，中国大多数的商业银行目前仍处于第一和第二阶段，但是，假如它们善于吸取先行者的经验与教训，循序渐进地坚持走下去的话，最终就可以用较少的时间走完西方先进银行花了很多时间和代价才实现的目标。相反，如果在建立风险管理体系方面急于求成，那么最终很可能是欲速而不达。我在全球范围内看到过许多失败案例，其中不少是由于有关银行在没有建设好第一阶段所需的基础设施的情况下就贸然跳到第二阶段，匆匆忙忙地在一次性人工数据收集基础上开发定量分析风险模型，结果所开发的模型因日后验证和校正所需的数据得不到解决而无法逐步完善。更有甚者，有些银行连对单一借款人的风险度量工作还没做好，甚至连组合管理的概念还没弄清楚，就草率地在全行范围内推行经济资本管理，结果虽然付出了大量学费却一无所获。

　　我在这里想特别就中国商业银行建立和完善信贷风险管理体系提出以下四点建议：一是认真对待和解决好数据管理问题；二是投资于最好的风险模型；三是投资于世界级电子化信贷分析、评级、组合管理操作处理平台；四是要站在国际银行的肩膀上。

　　记者：根据新巴塞尔资本协议，通过资本管理达到风险管理的目标对于中国的银行业来说是一个全新的思路，您如何看待资本管理在商业银行风险管理中的作用？中国银行业在正式执行该方案之前应做好哪些准备？

　　韩达安：通过管理资本金来防控风险是银行部门最为基本也是最核心的管理理念。根据新巴塞尔协议的要求，核定银行不同风险资产所需的监管资本可以达到预定的监管效果。不过我们强调更多的是经济资本，即根据我们提供的方法更好地对经济资本进行管理，这是银行稳健运行的更高层次。所以，我们认为新巴塞尔协议的有关要求只是风险管理漫漫长路的起点而非终点。

　　新巴塞尔协议所界定的资本管理是给银行设定正确方向的一个步骤。它应视作指导银行推行经济资本管理系统的手段而非最终目标。若银行想具备全球竞争力，它们必须朝风险管理和组合管理方向迈进。经济资本管理将给银行股东带来更高的价值。新巴塞尔协议的实施可推动人们对这一问题的讨论，但要真正把银行办得更有价值，需要做的事情还很多。在这里，我想特别重申经济资本和监管资本是两个差别很大的概念。所谓经济资本，是指银行为了继续维持其偿付能力和债务评级而必须保留和维持的股本市场价值；而所谓监管资本，是指银行根据监管机构要求而保留和维持的法定股本和股本替代的账面值。成功实施资本管理的银行通过对风险的准确衡量(主要是对违约概率、违约损失率、违约风险额和期限加以量化)，建立有效的资本约束机制，从而妥善处理业务发展与风险承担的关系。

　　考虑到中国的主要商业银行目前仍然是国家所有，因此通过风险资本的分配来控制信贷风险便显得相对复杂，这对商业银行是一项挑战。完全市场化运作的商业银行要求从市场上筹集资本金，并能够考虑到不同类型资本金筹集的成本，从而制定提高资本金使用效率的战略。从这个意义上说，对经济资本的分配就显得非常重要，而国有商业银行在这方面的意识就相对弱一些。我相信，随着中国国有商业银行未来在海内外上市，其经济资本管理的意识将逐渐增强，这对于它们的稳健经营非常重要。

　　中国的银行在准备推行资本管理前要做的主要准备工作就是我前面所提到的系统建设，其中数据收集和数据过滤系统建设是关键，给予负责风险和组合管理的人员适当的授权也同样重要。根据我们在世界各地配合不同类银行推行资本管理的经验来看，要做好这方面的准备工作，有关银行首先要在全行上下明确“推行资本管理要通过推行和实施组合管理来实现”这一基本原则。换言之，资本管理只是组合管理的一部分，有关银行只有在建立好组合管理系统模型的基础上，才能成功推行有效的资本管理。基于这一认识，有关银行必须首先做好上述五阶段的头两阶段的工作，并为后三个阶段的工作做好铺垫。

　　记者：穆迪KMV的一系列风险衡量和管理解决方案似乎对发达国家的金融机构非常有效，我们想知道的是，这些解决方案是否也适用于那些金融市场功能还不完备的国家和地区的金融机构？

　　韩达安：任何希望提升自身价值的银行，无论是发达国家和地区的银行还是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银行，均能从稳步贯彻上述五阶段方案的过程中获益。虽然，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商业银行在风险对冲和改善组合回报方面的选择非常有限，但我们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市场的发展，这一问题最终将会得到解决。此外，上述有关分析方法和工具框架将令有关银行的内部交流和讨论更为有效，从这个角度看，有关银行为完善相关系统所作的努力并没有白费。

　　事实上，穆迪KMV的解决方案并非只能在发达国家和地区的银行使用。在过去数年里，我们帮助亚洲的印度尼西亚、印度、马来西亚、泰国、中国内地和台湾地区以及非洲的利比亚等国家和地区的不少银行成功地推行了量化信贷风险管理。

　　记者：如您所言，建立完备的数据库系统以及其他一些基础设施是实施穆迪KMV五阶段风险解决方案的前提，但中国的商业银行目前尚不完全具备这些条件，它们能否用一些过渡性的措施来提高信贷风险管理水平？

　　韩达安：正如我上面提到的那样，信贷风险管理水平的提高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银行不能跳过其中的任何阶段，这里没有捷径可走。不过，若能利用已经被其他银行试用和检验过的技术——如我们向许多金融机构推荐的系统，再辅之以市场数据和银行数据，完成五个阶段的进程会因此而大为加快。尽管中国的市场不如美国的市场那样成熟，但是，中国的有关银行若能利用以市场数据为基础的定量分析模型框架作为讨论基础，就能使其内部讨论更具建设性。只要某些信息能反映在市场价格上，这一框架就将有助于有关银行作出更好的信贷决策。

　　由于中国商业银行的整体信贷资产组合里有相当大比例的贷款对象是没有上市的中小企业，这些银行若希望完全发挥其业务潜力和实现积极主动组合管理的目标，就必须在数据基础建设方面采取相应措施并作出相应的努力。我们在北美、欧洲和日本等地的实践经验证明，即使一家银行能妥善地收集和过滤数据，但仍不足以建立有效的中小企业信贷风险模型。为此，我们建立了一个信贷研究数据库。这一数据库包含了22个国家和地区的信贷数据。在建立这一信贷研究数据库时，我们会与当地愿意贡献数据的银行达成协议，共同组成一个信贷研究数据库组织，联手开发面向中小企业风险敞口的信贷风险模型。我们真诚地希望也能与中国的银行协作建立类似的信贷研究数据库。这一设想若能实现，将会有效帮助中国的银行加速推进风险和组合管理的基础设施建设和改进风险分析评估方法。

　　记者：与市场风险和信用风险相比，中国银行业的操作风险最近更加引人注目。您如何看待中国银行业的操作风险？对于防控操作风险穆迪KMV有何建议？

　　韩达安：管理操作风险，首先需要从银行内部建立和维护良好的公司治理结构，同时还要建立适当的激励机制加以配合。与市场和信贷风险不同，业务操作风险难以用连贯一致的定量模型方法进行衡量和管理，也不能进行集中管理。我个人看来，中国的银行对业务操作风险可采取多种办法加以管理。一是强化审计、稽核部门在管理业务操作风险方面的作用及其独立性，具体措施包括让审计、稽核部门直接向银行的监事会而不是行长负责，明确审计、稽核部门对银行日常运营过程中的风险管理和内部控制的足够性和有效性负有直接的监察责任；二是在全行范围内建立业务操作风险数据收集分析体系，对银行业务运作过程中的风险管理和内部控制的整体状况有及时和全面的了解；三是给予风险管理人员适当的授权，让他们及时找出有问题的业务；四是鼓励银行高管人员就银行的运作情况和资产组合情况与外界沟通，提高信息披露的透明度。

　　翻译：赵 耀 译校：张 林

　　感谢穆迪KMV大中华区董事总经理陈顺殷先生为此次采访所提供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