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钱淇北京报道

　　日前梁定邦先生表示，创业板法规已报送国务院。但真正推出也许要到明年初。在创业板千呼万唤始不出之时，梁先生的话又为创投人士展现了一丝曙光，只是曙光出现了多次，市场已经波澜不惊，创业板的推出似乎只有图穷匕现才能以之服人。

　　中西合璧受宠

　　风险投资(VENTURECAPITAL)，根据全美风险投资协会的定义，是由职业金融家投入到新兴的、有巨大竞争潜力的企业(主要是高科技企业)中的一种权益资本。这种权益资本协助受资企业发展壮大，最终通过上市、兼并等股权转让方式获取与其承担的高风险相对应的高报酬，回报出资者以及进入新一轮的投资。国外风险投资的一般运营状况是成三败七，也就是投资10个项目，如果有3个成功，就可以抵支并带来巨额回报。而我国目前的投资现状是七成三败都不足以抵补投资者的投入，国内现阶段的风险投资停留在一般风险一般回报的基础上。虽然投资的首选行业仍然集中在信息技术、电子工程、自动化技术、生物医药及生命科学等方面，但只具有高新技术未有成熟产品投入市场的项目不再受追捧，而和传统经济有结合点的较成熟技术成为市场新宠。

　　专门面向中国从事高技术创业投资的IDG技术创业投资基金总裁王功权先生介绍，IDG从1992年开始在中国投资，到目前投资90家企业，总投资额已达到1·５亿美元。在IDG多年的投资中，觉着真正能够称的上技术的不超过5个，大部分投资的是国外比较成熟在国内仍然处于领先地位的技术。这就使风险投资人，很难期望会有10倍以上的回报。同业人士都认同一个，NASDAQ的风险投资家们在企业上市初期获得几十倍甚至上百倍的回报不过是一个遥远的梦想，在中国能拿到4—5倍的回报就很不错了。

　　去年底获得“中关村创业2000商业计划大赛”第一名的新电创拓公司，就是以“高压变频调试系统”一份传统电力行业和新技术相结合的商业计划书一举夺魁。对此项目，风险投资家纷至沓来，商业计划书中所需资金800万一个月全部到位。其总经理高冬青说，我们之所以获得青睐，主要是我们正好切合了目前风险投资的需要。风险投资人选择项目的三项标准：一是好的管理团队，具有多年从业经验的实干者；二是有足够发展空间的好项目；三是项目的技术含量高，市场门槛高，技术的水准代表获得投资的机会。

　　无缘资本

　　不是每个人都有高冬青这样的好运。

　　一个IDG的风险投资家讲了风险投资的两条原则：第一条赚大钱的永远是中小企业的投资者；第二条作为风险投资家，投了钱就放手，不要过多操心。但如此简单易行的两条道理在中国行不通。一位中关村内的创业人士告诉记者，据民间说法围绕中关村的资金有20多亿，而中关村内也有数以千计的项目嗷嗷待抚，但却存在这样一个现象：项目拥有者怀抱着“金娃娃”在屋内焦躁的等待着，而风险投资人却费力地拎着钱袋子在门外逡巡着。项目拥有者顾虑重重，害怕落到“资本进来，老板下课”甚至丢掉自己“金娃娃”的结局，而风险投资人也不敢开门，害怕进来就出不去了。

　　中关村内8000多家的企业，95%为中小企业，是真正需要风险投资的地方。如果金山软件[微博]公司当年能够利用起风险投资的巨大支持，也许今天就不会有微软[微博]WINDOWS系列在中国大陆的横行霸市。印度班加罗尔和中国中关村是世界上公认的两大软件人才汇集地，印度去年出口软件价值300多亿美金，而我国却只有2亿美金，我们出口的人才比出口的软件多。嫁接知本和资本的门没有打开，真正投在中关村中小企业身上的风险投资很少，即使投了钱，也做不到完全放手，交由项目拥有者自主运营。

　　对此中关村管委会主任陆昊先生一针见血，中关村在将人力资源向市场化导向的成果演进、如何把高科技中小企业向大企业演变等方面存在严重缺陷。中关村科技园区之所以长期存在数千家中小企业，风险投资和科技成果做不到有效的结合，从政府管理机构的角度看，主要问题不在操作层面。实际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主要有三点：第一不缺钱，而缺钱的存在形式；第二是缺乏有效的退出通道；还有资本所有者对技术所有者的充分选择效率问题。如果到中关村或者其他区域选择项目的效率比较低的话，就会影响投资者对一个投资区域的兴趣和最后投资决策的作出。

　　缺的是钱的组织形式

　　在高科技企业风险资本组合方面，两个法律问题没有完全解决。

　　第一个层面是风险资本的组合形式问题，就组合形式问题，目前没有普遍采用国外通行的基金方式，信托方式也没有立法，仅仅是公司制的风险投资的组织形式，也由于公司法第十二条的规定，股权投资不能超过净资产的50%而受到约束。所以，某种意义上讲，当前即便有各种各样的所谓风险投资的经济组织和经济活动的存在，实际上并没有严格意义的风险投资的法律组织形式存在。而外资进入境内开展风险投资业务，也卡在了当前有关部委的政策约束上，也就是说，外商要先设立一家投资公司，有众多约束条件，比如说，额度问题、伞型公司问题等。所以，实际上并没有完全解决风险资本存在的法律形式问题。虽然前期七个部委联合发了一个重要的文件，但在操作过程当中，哪些公司可以以全额资本进行投资仍没有清晰的标准和界限。

　　第二个层面是风险资本的有效激励制度问题。风险资本到底应该采取何种有效的激励制度，来有效地解决投资者和项目经营者之间的利益分配问题。只有这个问题解决好，风险投资家才可以真正作到只投资，不经营。借鉴国际经验，最新通过的————由北京市人民政府公布的地方性法规当中的一个细则————有限合伙的法规办法。但仍有新的冲突出现，一个重要的问题是，投资人和经营人之间并不完全共担风险、共担利益。所以，即使出台了有限合伙的激励制度，但在实践中两个问题并没有解决好，或者说在理论上也没有完全解决好。

　　难解的退出情结

　　业内都有共识，如果没有退出通道，实际上风险投资是不能有效开展的，因为投资成功不能弥补大比例的投资失败，“不成功则成仁”并不是一种好的市场感觉。根据中国的现状，出售(公司间的收购与兼并)是一种相对实际而简便的退出方式。虽然收益率一般仅为上市的20%，但是可以立即收回现金，实现完全退出并投入下一轮的投资。一旦风险企业发展缓慢，前景黯淡，以清算方式尽快收回资金就成了一个必要而痛苦的选择，然而这是一种风险投资家和创业者都不愿接受的失败退出。上市创业板仍然是众望所归，一个横亘在创业者和风险投资家心头挥之不去的心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