质询“可怕的传媒” 余秋雨七问

　　口述　余秋雨

　　整理　本报驻沪记者　张英

　　近八年来，国内一些文化报刊相继发表了大量与我有关的文章，引起其他报刊的连锁反应。这次为了写作《借我一生》，委托几位朋友粗粗统计了一下，总计大批判文章不下 于一千七百篇(不包括网络上的文章)。我因一直忙于国内外的实地文化考察，没有予以理会。但是，凡我足迹所至，不管是在亚洲、欧洲，还是在美洲、大洋洲，只要遇到华文读者，大多受到了那些文章的影响，一路都是追问。

　　我个人受诬是小事。严重的是，由于我国传媒还没有建立“对立制衡”的机制，更没有仲裁、纠错的功能，任何一种危言耸听的谣言一经发表，就很难予以有效辩驳。这种状态会产生什么后果，可想而知。

　　我不准备去为自己洗刷。我非常希望通过《南方周末》，对这种非常可怕的传媒攻击进行制衡。因此，今天以自己的遭遇为例子对那些批判我的文化报刊提出七项质询：

　　质询一 你们一再宣布，我在“文革”中用所谓“石一歌”的笔名写过许多错误文章，必须忏悔。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一直等待着你们能举出一篇实例，却至今没有等到。现在，我再降低要求，举出一句也好。请问，你们还要我和海内外读者等到何年何月？

　　质询二 你们不止一次发表文章声称，我早在中学生时代就在北京的报纸上批判过修正主义。我读书早，十六岁就进了大学，中共中央发表“九评”批判修正主义还是我进大学之后的事。你们让一个少年先于中共中央与赫鲁晓夫干上了，这种发布惊世骇俗，能不能有一个具体的交代？

　　质询三 你们还发表过很多文章，指责我把别人说成是“文化杀手”。但请问，我除了把盗版集团说成是“文化杀手”外，还在别的地方用过这种提法吗？我国的盗版犯罪猖獗，我从来没有看见你们发表过认真批判盗版的文章，却用了那么多篇幅批判我的那篇反盗版宣言，请问，世界上有哪个国家的哪一张正派报纸会这样做？

　　质询四 你们批判我的又一个重点是说我“为深圳唱赞歌”而收受了一套“豪华别墅”，还发表了我写给那个“批判者”的“信”。我不奢望你们拿出“唱赞歌”的证据来，只想询问：何时能告诉我那套豪华别墅的地址，好让我住进去？另外，什么时候让我看看那封“信”的原件？

　　质询五 你们近期以来最肯花篇幅发表的，是那个不断“咬嚼”我的所谓“文史差错”的人的文章。经由你们的炒作，全国数百家报纸转载，他的“咬嚼”书也随之销售海内外，一夜暴富。我很奇怪，你们难道真的找不到任何一位中学语文教师对这个人的“咬嚼”处稍稍查核一下吗？已有不少教授学者对这个人进行逐条驳斥，复旦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所长章培恒教授责斥这个人的做法是“无端的攻击乃至诬陷”，你们为什么不把这些信息一起告诉读者？

　　质询六 你们那么多年来对我所做的种种大批判，绝大多数属于“事实”范畴而不是“观点”范畴。既然关及“事实”，作为媒体，至少要对我这个当事人作一点最起码的核实或采访吧？如果实在派不出记者，打个电话来问几句总可以吧？如果连打电话的时间也抽不出来，把发表他们文章的那期报刊寄一份给我也好啊。但是，这一切都没有。漫长的几年过去了，批判文章已发表了成捆成堆，你们到底什么时候才会来问我一句半句呢？

　　质询七 你们发表的那些文章，都装扮出“向权威挑战”的架势。但整整八年，一方是一个无职无权、也没有圈子的个体文人；一方是媒体的千余篇文章，长年不断。到底哪一方更有权力？发表那么多诽谤文章竟然没有遇到丝毫阻力，可见我一直处于一种没有任何保护的状态之下。你们就用这种欺软怕硬的方式来表现“文化道义”的吗？

　　质询还有很多，我先提这七项。

　　本来已经承受了那么多年，连这样的质询也懒得提了。后来想到，现在社会上假药、假酒、假文凭、假记者那么多，表面原因在经济，根本原因还在于文化，而且，一直由一些报刊在作示范。因此，出于对“天下大信失坠”的担忧，还是要提一下。

　　我今天的质询也一定会引起一些人的强烈反弹，我不会在意他们，却会密切关注他们活跃的平台。如果我们的文化传媒永远这样下去了，那么我今后连这样的质询也不会提了。

　　(本文已经余秋雨审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