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交社保，这不再是经济学上的问题，而已经是一个社会和政治问题。它不是要求企业涨工资，工资应该由市场决定，但社保是基本的。过去由于种种原因，我们的企业没有支付这一块成本，(形成了)一笔欠账。现在即使给农民工交了社保，我们的劳动工资上涨速度仍然低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速度，资本的收入增长速度仍然大于劳动收入增长的速度。

　　今年很多沿海的农民工可能面临失业，他可能会回到内地，我希望抓住这个机会，使他的社保具有流动性，让他在内地也能够享受。

　　以前我们的环境成本支付得不够，能源价格受政府控制，所以和国际上相比，企业成本低。但环保也已经变成了政治问题。以前还仅仅是国际政治问题，现在已经成了国内政治问题，人大代表年年提提案，吃饱了饭的城市居民要求一个较好的生活环境，环境保护已经成为我们经济的内在需求了，社会要求你支付这一块成本。

　　从企业角度讲，要清醒地认识到这个(成本上升的)趋势。这还没有说全球变暖，没有说其他社会责任呢。我们的企业要做战略的调整，形成创新机制，在其他方面降低成本，动脑子弥补这些成本提高造成的损失，才能继续保持竞争力。

　　《新民周刊》：成本上升会导致中国的制造业外移吗？

　　樊纲：肯定会有一些外移，这是不可避免的。越南的劳动成本本来就比我们低，这次越南盾贬值，就更加低了。印度的劳动力成本本来也只有中国的50%，它的货币也在贬值。他们也在改善投资环境，吸引外资，甚至在吸引中国的资本。全世界都在发展，制造业这碗饭不可能只有中国吃，大家都要吃。

　　我们的沿海地区发达一点，但内陆地区仍然有很多劳动力需要就业，所以希望沿海地区能够创造条件多保留一点，内陆地区交通条件好的地方，再吸收转移一部分。我承认，不是所有的企业都能够转移到内陆去，还不仅仅是运输成本的问题；关键不是内陆和沿江地区交通成本太高，而是政府成本太高；政策不配套，政府服务不到位，产业转移不过去，有一些转移过去的又退出来了。这要求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联手再做一些努力。努力永远是需要的。当初沿海地区也是经过努力才吸引到资本的。内陆地区也要改善自己的投资环境，降低政府成本，各种配套跟上，使产业能够转移过去。我们应该有一种希望资本留在中国、继续为中国创造就业的态度。当然，即使创造条件，也有一些是留不住的。

　　《新民周刊》：这会影响就业和农民增收吗？

　　樊纲：经济调整，就业一定会受影响。当然也要看到，经济过热时期创造的就业也是过快的。现在有一些调整，速度放缓，也是必要的。

　　《新民周刊》：央行的紧缩政策导致中小企业贷款难，更加恶化了制造业的困境。

　　樊纲：中小企业也不应该仅仅考虑银行贷款这一个途径。现在应该多想一点银行之外的直接融资的渠道。直接融资不是说上市，在上市之前，有很多很多种融资的方式，直接投资、风险投资、PE等等，都是直接融资。它们的特点是股权融资。通过让渡一点股权，换得资金。这不仅中小企业，大企业也都是这样做。美国次贷危机爆发之后，花旗、J.P.摩根很早就开始卖股权，找战略投资者。我们过去对融资的理解，要么是找银行贷款，要么是上市，其实这两者之间的很多发展阶段，需要通过发行债券或者股权让渡的方式来完成。我们的民营企业家往往舍不得卖股权，其实即使让渡一部分股权，仍然可以保持控股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