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恩淳的中国体操史

　　苏娅

　　上世纪50年代第一批中国国家体操队队员合影；1953年陆恩淳得到的第一块全国男子自由体操金牌；第一张国际裁判员证书……这些在别人看来“有些琐碎的物件”，系统记录了50多年间陆恩淳体操生涯的个人史，并旁证了中国体操事业曲折的发展历程

　　提起陆恩淳，也许有很多人并不熟悉，但提到他的学生：张健、高健、陈雄、钱奎；他学生的学生李宁、童非……却个个如雷贯耳。从1949年到2000年，在为中国国家体操队效力的50多年里，陆恩淳做过运动员、教练员和裁判员。履历上，记录着陆恩淳创造的无数个“第一”——中国第一批体操运动员、第一个自由体操全国冠军、第一任国家体操队队长、第一批持有国际裁判员证书的体操裁判……

　　1991年离休后，陆恩淳把50多年来无论是以运动员、教练员还是裁判员的身份参加比赛的照片、运动员证、裁判证、各种门票、奖章、纪念章、钥匙扣等纪念品整理归类，1000余件体操藏品中，许多珍贵的照片和纪念章如今已成孤品，而这些在别人看来“有些琐碎的物件”，系统记录了50多年间陆恩淳体操生涯的个人史，并旁证了中国体操事业曲折的发展历程。

　　“这些藏品跟花钱买来的藏品不同，全是我参加比赛得来的，看着它们就回到了过去的某一段时间，背后都是故事。以后这些藏品都捐给中国体育博物馆，我女儿要就给她几件做个纪念。”76岁的陆恩淳说起收藏来，语速飞快，侃侃而谈。

　　第一代中国运动员的“奥运情结”

　　陆恩淳的藏品中最早的一件是摄于1949年的单杠动作照，“用两个木桩，打两个孔，穿根铁棍，就是当时标准的单杠器械了。”如今，陆恩淳珍藏的这些发黄、卷边儿的

老照片一帧一帧印证了中国体操事业艰难的起步期。

　　1953年国家队成立之初，21名首批国家队队员的合影则是从潘家园旧货市场淘回的。眼前白发苍苍的陆恩淳指着照片上的面孔，努力回忆着照片上人物的名字。陆恩淳记得国家体操队是在天津成立的，当时在空场地上搭了个大席棚就算“训练场”了，整个冬天，大席棚里燃着盆炉火，练僵了就烤一会儿，接着练，“我们当时就有一个信念：练好技术，参加奥运，为国争光。”

　　1953年，全国田径、体操、自行车运动大会上陆恩淳得到的全国男子自由体操金牌是他收藏的唯一一块金牌，“这是真正纯金包的金牌，以后的金牌都只是刷上金粉的了。”陆恩淳说，当年的运动大会在北京先农坛露天体育场举行，一阵风吹来能把正在单杠上打“大车轮”的人吹翻过去，而跳马器械则是用跳箱代替，比完双杠把一根铁棍降下来接着比高低杠，而那时候所做的动作也大都是简单的基本动作和不规范的动作，“现在想来当年不仅比赛器械简陋，动作不规范，就连比赛规则也洋相百出。我得到的那块金牌完全是比赛规则错误所致，本来自由体操的技术数高福林最好，但比赛时，规定动作有一个‘鱼跃头手翻’，裁判员认为高福林没有‘鱼跃’起”，而当时居然有条规定‘与规定动作稍有不符，从5分起评’，现在看来可能是比赛规则有问题，把扣0.5分错写为扣5分了。总之以后再没出现过‘与规定动作稍有不符，从5分起评’这样的条款。”陆恩淳笑着说，“我现在经常想，如果有体操法庭，老高，你就把这块金牌拿走吧。”细数历史，陆恩淳喜欢用“历史总是很

幽默”来消解其间的艰难、沉重和滑稽可笑的成分，他说：“因为有很多遗憾没法找补。”

　　在陆恩淳的藏品中有一个标明0007号的运动健将证章，“它不但是我们国家第一批运动健将的证章，还是由

周恩来总理亲手授予的。”陆恩淳指着这枚纪念章，露出孩童般天真知足的表情。陆恩淳说，1956年中国第一次宣布试行体操运动员等级标准，最高等级就是“运动健将”，而当年的天津全国体操冠军赛就是测定等级的重要比赛。那时候很热，赛场内放了几个大木盆，装满冰块用来降温。即使这样，选手们还没做热身运动就已汗流满面了。最终陆恩淳以104.35分的成绩，成为我国第一批“运动健将”。

　　谈到奥运会，陆恩淳的语气里是压不住的怅然，他拿出了一枚纪念章和一枚书签。1956年10月为了参加在墨尔本举行的第16届奥运会，在北京体育馆举行了选拔赛。陆恩淳获得了个人全能、双杠、鞍马3项亚军，得到了奥运会参赛资格。“后来我们队在北京体育馆试穿奥运会比赛服，我当模特儿，当时的国家体委主任贺龙元帅在旁边走来走去，仔细端详，不断叮嘱我们：‘一定要表现出中国运动员的精神！’想着就要参加奥运会了，当时的心情都非常激动。”然后是到广州准备坐飞机出发，临出发前，接到中国抵制了那一届奥运会的通知，“去不成了”。

　　从1958年8月中国宣布退出国际奥委会，到1979年11月国际奥委会执委会通过了恢复中国在国际奥委会合法席位的决议，20余年时光匆匆而过，中国的第一代运动员们大多已错过了以运动员身份参加奥运会的年龄，对他们来说“奥运”成了一种情结。20年时间，陆恩淳完成了从运动员到教练员再到裁判员的转变。

　　第一批国际裁判证书

　　在陆恩淳的藏品中，最珍贵的当数写有“批准日期：1963年7月6日”字样的一张国际裁判证书。证书上的批准时期是1963年7月6日，实际上拿到这张裁判证书却是1964年的事了。1978年国际体操联合会第56届代表大会恢复了中国的合法席位，1981年陆恩淳再次参加了在莫斯科举办的国际体操裁判员培训班，“我带着1963年国际体操联合会发给我的那张淡绿色的国际体操裁判证。当时国际体操联合会主席尤里·季托夫一见我拿出的那张老裁判证，立刻叫了我一声‘特瓦列士陆(陆同志)’。我和季托夫在1964年瑞士苏黎世国际体操联合会大会上相识，相隔17年，往事历历在目。”

　　1984年和1988年陆恩淳终于分别以国际裁判和国际体联特邀裁判长助理的身份参加了洛杉矶奥运会和汉城奥运会，“见证了许海峰夺得中国第一枚奥运会金牌的历史时刻和李宁在国际体操赛场创造的3枚金牌的奇迹。当我真正站在奥运会的体操赛场上，心里充满了对过去队友们的缅怀之情，当年(1956年)准备参加奥运会的16位队友，他们都为中国的体操事业奉献了一辈子，而那16位队友中，已经有5位去世了。我们当年的合影是从潘家园旧货市场淘回来的，在一摞一摞的老照片中，很容易就淹没了。”

　　如今，陆恩淳坚持把1955年中国体操队参加波兰首都华沙举行的第2届国际青年友谊运动会的纪念章、照片同1986年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举行的第22届世界体操锦标赛的一枚裁判纪念章放在一块儿。陆恩淳说，1955年的那次比赛，他虽然当上了中国代表队旗手，“但那是一次耻辱的比赛，我们开始做动作的时候，那些裁判看都不看，还接着看旁边的其他体操强国、别的项目的比赛，完了随便打一个分对付一下”，而1986年中国男队首次荣获团体冠军的时候，陆恩淳正好是国际裁判，夺冠之后，“许多外国裁判都跟我握手祝贺，许多外国记者猛拍中国运动员的照片，我们的愿望终于实现了。”陆恩淳郑重地将两枚纪念章摆在一起，对他而言，“这两枚纪念章记录了30年来几代体操运动员所经历的酸甜苦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