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胡佳恒

　　他说自己是一个胆小的运动员，“我怕翻跟头”。

　　6岁时，李宁放学一回家就取下活动床板练翻腾，把床架竖起来练抬腿。他喜欢拿大顶，总是伙伴中倒立姿势最好、时间最长的。两年后，8岁的李宁进入广西自治区体操队。他原本可以更早走进体操房，7岁那年，广西体操队教练梁文杰到小学选“苗子”时就一眼相中了他，但是这个1963年出生，外号叫“小猴子”的孩子还太小。

　　当长到1.29米，还没有跳马高时，他的第一次登台亮相引来一阵笑声。这是1973年春天的南昌市体育馆，李宁踩着教练垫的厚厚一摞垫子，勉强够着双杠。其后的表演让观众咧开了嘴，而且越张越大——双杠前摆转体成倒立，“小猴子”做出了当年少有人会的高难动作。翻跟头、下杠，然后调皮地冲观众吐了一下舌头，他在10岁这年第一次获得双杠第四名，还有自由体操冠军。

　　当时的江西队教练张健在这场比赛中记住了他。1979年，张健调任国家体操队总教练后，将因“太淘气”而落选国家队的李宁招至麾下。李宁8岁走进举国体制的运动员培养金字塔，终在17岁时坐上塔尖，其间因为右臂骨折不得不停训3年。

　　翻上时代浪尖的“小猴子”

　　李宁不知不觉赶上了一个最好的年代。此时“文革”刚刚结束，濒临崩溃的国民经济，长达10年的浩劫，中国人需要一针刺激国民精神的强心剂。体操是被首先想到的项目，因为它适合中国人的骨骼特点，“文革”前中国体操队几乎囊括所有亚洲冠军，排进世界前六，那些因为政治因素错过世界大赛，尤其是没有参加过奥运会的老运动员，正转行做教练，卧薪尝胆的期待将李宁们送上奥运会的领奖台，纾解前尘抱憾。

　　他们是一群即便是“文革”期间体操房封死，仍要从窗户爬进馆里的人。最早的体操器械，是1953年前苏联体操队访华时带来的，此前中国人对体操一无所知。他们围着一副平衡木转圈，琢磨运动员要怎么上去，最后决定做一个小梯子放在平衡木边上。比赛时，前苏联女队队员一跃而上，大家这才知道，“噢，原来平衡木不用梯子”。

　　1954年组建国家体操队，12个月之后就参加了第二届国际青年运动会体操比赛，地点是波兰华沙。“在中国队比赛的时候，裁判常常都不看，低头喝着汽水，做完了，打个低分”。

　　中国人被激怒了，这其中包括李宁在广西队时的教练梁文杰。多年后，李宁依然记得梁文杰对尚幼小的自己转述这个故事。不过到1962年中国队应邀赴捷克参赛时，进步之快令外国人震惊。

　　但随后而来的是“文革”动荡，体操队难逃解散厄运，一切归零。

　　由此不难想象，当李宁出现在中国体操二次创业起跑线上的境遇。训练条件极简陋：体操房跳马的跑道不够长，就在墙上挖一个洞，从另一间房内跑出来；海绵坑不够，就用固定在墙上的保护带拉着队员，有时队员在做单杠，底下有四个人抬着垫子跟着保护。

　　李宁从这里出发，开始了他收获106块金牌的光荣之旅。谁能阻挡一个右胳膊打着石膏的小男孩，坚持用一只手配合在体操房里练腰腹肌、练前空翻、后空翻的决心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