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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漏丹 北京、上海报道
“管理关乎生计和生命”，这是英国《金融时报》专栏作家西蒙·伦敦(Simon London)在分析美国飓风事件时所用的标题。这句话揭示了管理最本质的作用，正如西蒙所说：“管理不仅限于赢利和亏损。政府、公共机构及非赢利组织同样需要有效的管理。无论是在公共部门还是私营部门，管理不善都会断人生计，在极端情况下，甚至会毁人
生命。”
早在半个世纪以前，管理学大师彼得·德鲁克就声称管理良好的组织是实现健康社会的前提。正是认识到了管理的这种重要地位，从25年前开始，中国开始重视管理教育；从十多年前开始，中国全面引进并学习西方的工商管理教育。
现在中国已经变成了世界最重要的管理教育市场之一，拥有200多个MBA项目，每年MBA招生1.8万多人，每年排名前30位的商学院至少培养出5000名EMBA毕业生。中国的商学院也已经开始跻身世界一流行列，在《金融时报》2005年的全球商学院排名中，位于上海的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排到了第22位，而香港科技大学商学院则在44位。
过去十年,中国的管理教育经历了一个高速增长期，但现在，我们面临一个严峻的问题：如何把一个舶来品真正转变成自己的东西？ 复旦大学经管学院院长陆雄文将中国管理教育的发展划分为三个阶段：前面十年是拿来主义；接下去十年是“共同创造”；这之后是对世界的主动贡献，也就是引领商业管理教育的发展。在现在这个战略转折点，中国管理教育界正共同思索和寻找未来的方向。
西学得失
管理教育在中国正以超常规速度发展。绝大多数中国的MBA项目都经历了拿来主义的过程——从师资、课程、教学方式一直到教学内容。中国至少28%的MBA教材都是直接从西方教材翻译过来的。而中国教育管理机构也明文规定，必须有30%以上的EMBA师资来自境外，以此来保证师资队伍的国际化水平。从1996年到2000年，中国本土的MBA师资队伍中，每年有38%的老师被派到国外进行短期培训。
西学的正面作用是，过去十年，在西方的管理理论和教学方式的冲击下，正确的管理教育理念和企业家精神在中国被逐渐培养起来了。“你们凭什么第一个在厕所里装上卫生纸？”当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率先在国内开办EMBA项目时，他们曾经不得不面对这样的指责。今天，大多数人对管理教育的认识已经不再那么偏激，开始回归理性。管理教育不是神话，也不是办“老板班”。人们看到，越来越多受过MBA和EMBA教育的人，正在中国经济发展舞台上扮演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这就像1949届的哈佛MBA毕业生。1949年，这届MBA刚毕业时，当时美国社会并不认为MBA对美国的工商业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很多人甚至嘲笑MBA华而不实。然而，25年后，他们被《财富》杂志誉为“令美元失色的班级”。中国的管理教育也正在试图创造类似的辉煌。
但是另一方面，西学不可避免地也带来一些问题。在全球范围内，管理教育特别是MBA教育，被发现存在很多重要的缺陷。近年来，管理教育面临越来越多的反思和抨击。1996年，明茨伯格教授就开始抨击MBA教育。他认为这种教育最备受争议的问题在于，它以牺牲“软”的人际沟通能力和领导力为代价，过度重视“硬”的分析能力。2002年，有专家指出，媒体和雇主都在抱怨MBA毕业生缺乏人际沟通能力，而MBA们则抱怨倚重分析的教程使他们无法适应真实的世界。2003年，专家进一步批判，现代管理教育忽视了对商业伦理道德的教育。
现在，中国的管理教育界也开始反思中国过去十年的管理教育历史。其中的关键问题就是，西方管理教育的全面引进对中国商业教育的发展究竟具有怎样的影响？像中国这样的后来者能在多大程度上从西方管理教育的引进中获益，而避免感染其问题和缺陷？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梁能教授获国际管理学会最佳国际论文奖的《西学之误？——中国1992年和1999年出版MBA案例的比较分析》论文中对中国MBA教育背后的思维模式进行了分析。这篇论文通过分析管理教学的重要内容——MBA案例，来衡量西学的得失。中国的案例在写作和风格上都在竭力模仿哈佛商学院的案例。在组织管理的理性方面，中国案例的改进很大。但是在个人层面、社会性和象征性的表述上，我们正在朝错误的方向发展。西学之后，中国案例呈现出与西方一样的弱点和缺陷。两者都倾向于表现得非常理性，沉迷于战略，聚焦于英雄人物，缺乏宏观的历史和社会情境，在最终决策上也强调个人主义。由此我们得以窥见中国整个管理教育面临的现状和问题。
由于缺乏自主知识创新能力和学术积累，中国不少商学院出现了虚空化和同质化。商学院也过度强调技术化、量化的管理，而忽略了艺术化、人性化的管理。从2002年开始，中国MBA报名人数下降，大体上下降了20%-30%。全国MBA指导委员会副主任、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赵纯均认为主要原因之一是目前MBA的培养模式和方案不合适。“很多迹象表明，学生并不满意现在中国的商业教育。”“按照《财富》杂志的调查，57%的学生如果重新选择，就不会学习MBA。”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教授也说，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办的北大国际MBA项目(BiMBA)是中国最早的MBA教育项目之一。
创造之路
中国很多领先的商学院都意识到了不能再继续前十年的道路，他们正在从单纯向国外学习朝自我创造进行过渡。
“合作到一定程度，你得把学到的东西转成自己的……我认为现在应该到了要做的时候了，再不做机会就要失去了。”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副院长张维炯说。中欧正在朝研究型商学院转型。中欧曾经采用完全外聘教授的方式，而现在这家商学院已经建立起了一支35人规模的以研究为导向的全职教授队伍，每年在研究方面投入500万以上人民币。绝大多数中国一流商学院都意识到了全职教授的重要性，也都试图在未来几年建立起自己的核心教授队伍。
在案例方面，随着国外对中国企业和中国经济的关注，中国企业的案例正在被商学院贩卖到世界上去。中欧的案例中心已经拥有四五十个中国企业的案例，并在全世界进行销售。复旦也正在筹划将自己的案例推销出去。
除了师资和案例，自我创造更重要的在于研究力量。“在全世界的商学院里，有80%的商学院都是一般性质的教授知识型，但是必须要有20%的商学院来创造知识，否则，那80%也死定了。”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副院长张维迎说。在中国，一流的商学院也必须担负起创造知识的责任，否则整个商业教育就会沦落为咨询公司的角色。
在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前提下，中国正在引起全世界的注意，许多中国的问题也是世界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商学院有理由拥有自信，提出中国人自己的商业管理思想。在国家重大经济发展决策问题上、在国际最前沿的研究课题上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和声音，这是下一个十年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努力的方向。复旦大学经管学院院长陆雄文认为，只有思想和知识被全球的管理人员分享和认同的时候，才说明这家商学院离世界一流水平不远了。长江商学院也许是目前国内最雄心勃勃的一家中国商学院，该院院长项兵提出，长江打算再用两年时间做成亚洲领先商学院，然后进行洲际整合。他认为，要实现这一目标，关键在于研究，在于教授们所形成的独到的管理思想。
“天时地利人和”，这是林毅夫一直主张的商学教育理念。在北大国际MBA项目刚成立时，即以把中国大的社会、制度变革的教学和国外的管理教育的结合作为指导思想。林毅夫认为好的教学机构，一定会坚持不懈地做研究，因为任何理论都必须依赖于一定的文化、时代和社会背景。
所有这些创造的目标要得以实现，人才是根本。当绝大多数商学院在师资问题上仍停留于“全球招聘”时，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从2002年开始试图为中国商业教育培养优秀的教师和研究人员。的确，要有原创的本土商业思想，首先要拥有功夫扎实、视界开阔的本土研究人员，并且这个人才库必须持续有新的力量加入、永不枯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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