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 刚

　　各类成本的急速攀升，让“中国制造”的优势渐弱，也导致有的外企的撤离。而外企的每一次撤离又都引发对中国经济转型的思考和忧虑。3年前，耐克宣布关停其位于太仓的在华惟一鞋类工厂，带来过这样的震荡，如今轮到它的全球竞争对手阿迪达斯了。近日，阿迪达斯宣布，出于重新整合全球资源的策略考量，将在今年晚些时候关闭在华的唯一一家自有工厂，而逐渐高企的人力成本乃至整个生产成本是其关厂的直接诱因。据说，在中国关闭的产能将迁至生产成本更低的缅甸。

　　逐低成本而居是企业的本能。仅就阿迪达斯关闭在华惟一直属厂而言，其实质影响其实有限。这些跨国品牌商如今主要是运作品牌而非制造，产品也主要由代工厂加工生产，因而，为数不多的直属工厂更多具有象征意义。不过这种意义却不可低估。当年它们在中国建直属工厂是如此，如今的关张亦然。想想看，中国市场是阿迪达斯在全球的第二大市场，市场销售额超过10亿欧元，而且市场还在扩张，若非出于对利害得失的全盘考量，它们不会轻易把厂家从中国市场撤至“低成本”区域。理由只能是，中国的生产成本优势正在迅速丧失，还会进一步丧失。而且，一定程度上，其他方面的优势不足以抵消这种损失。有证据表明，周边国家特别是东南亚地区正在成为中国制造的有力替代者。一项对亚洲15个新兴国家的调查显示，中国最低工资约为印度的二至三倍，排名第三，仅次于马来西亚和泰国。显然，尽管这些国家的产业体系、基础设施和工人的熟练程度可能和中国相比差距还不小，但低廉的劳动力已有足够的诱惑力。

　　其实，不仅和周边国家比，中国低成本优势不再，就是和发达国家比，优势也在缩减。不仅工资在涨，土地、水电、原材料、运输等成本均在上升，而环境污染、行政效率过低等，也都对制造业形成压力。最近的一次调查表明，有近40%的美国企业准备把工厂从中国迁回美国。实际上，金融海啸以来，不少外企已撤离中国。比如，美国建筑机械制造巨头卡特彼勒公司在中国的挖掘机生产项目就撤回了本国。松下在上海所建的等离子面板工厂也将在今年内逐渐关停，以后会把全球等离子面板生产业务集中在其本土生产。不光跨国企业在重新考虑他们的全球布局，国内的企业也在寻找新的成本洼地。具体表现就是，沿海地区的诸多厂家纷纷向内陆省市迁徙。

　　“中国制造”，不但要直面新兴经济体的挑战，更要应对欧美发达经济体的挤压，这是更加严峻的竞争。所以，阿迪达斯宣布在华关厂之举，不过是进一步敲响了中国经济转型的警钟而已。

　　其实，转型的方向已有共识，那就是靠创新驱动产业升级，使得中国经济的增长从依靠要素资源的粗放投入转向依靠更高的生产效率。不过，对大多数企业来说，经营形势好时，谈转型是知易行难之事，即便形势变糟，若没有环境恶化的持续“倒逼”，也很容易形成路径依赖。毕竟，“中国制造”整体竞争优势仍在，完整的配套产业链以及工业体系仍令人羡慕，地区间的产业转移和承接还有极大的潜力，甚至些许政策的宽松，都有可能让企业赢得喘息机会，虽然，若没有转型升级作支撑，这些优势并不可持续。2008年金融危机演变迄今，不少企业由悲转喜再陷入更加悲苦境地的事实告诉我们，由于低成本优势逐渐丧失的不可逆转，喘息之后若不思进取，仍难免被淘汰的命运。

　　当然，转型不独企业份内之事。因为，追求速度、热衷上规模的粗放式增长模式，从来都不单纯是企业行为。政府不转型，企业难转型。减少行政干预，提高行政效率，减轻企业税费负担，创造平等竞争的平台和宽松的创业环境，就是对政府转型提出的要求，这是确保产业转型升级事半功倍、重塑“中国制造”竞争优势的重要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