厉以宁：从理论上讲，国家投资一定要看效益，最怕出现“W型”增长。所谓“W型”增长，就是增长速度放缓时国家投资，一旦经济增长上去了，又造成了产能过剩，内需没有扩大，于是又开始下降，再投资再上升，以此往复。

　　为了防止出现“W型”增长，应该采取三方面的措施：一是认真考虑这笔钱该怎么花，不能完全搞基本建设。为了长远经济发展，基本建设是必要的，但可以让民营企业更加灵活，让民营企业进入政策采购订单名录。二是为了实现经济转型，针对年轻职工进行职业培训，增加熟练技工。三是国家一定要有整体规划，认真考虑哪些行业产业已经过剩了，哪些产业通过产业结构还能提升，哪些产业是缺乏的，从而减少盲目性，使投资更有效率。

　　记者：在已经出台了4万亿元计划的情况下，您认为还需要再出台新的刺激方案吗？如果下一步增加投资，最应该投向的是什么领域？

　　厉以宁：先把现有的政策用到位。国外是有一种声音说中国是不是会再来4万亿元、8万亿元的刺激计划。我的看法是，把现有的4万亿元用得有效益，别浪费，如果这4万亿元刺激后仍需要增加，那是下一步考虑的问题。

　　如果要再增投，首先要解民营企业之困。包括政府订货中，民营企业应该有份，出口部门的民营企业在享受出口退税方面是否还有更多空间？还有，过去两年里为了控制通货膨胀而实行的政策措施，应该及时取消清理，不要在经济变冷的情况下还用过热经济时的手段去应对。

　　不要幻想中国现在强大到可以救世界

　　记者：最近，世界银行副行长林毅夫和世行行长联合署名发表文章，认为世界经济的复苏取决于中美两个大国，您怎么看这个观点？

　　厉以宁：世界经济的复苏，仍然取决于美国、西欧这些传统强国。美国是在采取刺激经济的措施，但下一步效果如何，有很多不确定因素，始终难以预料。不要夸大中国对世界经济的作用，这个时期中国应该做好自己的事情，尽可能减少危机对中国自身经济的冲击。不要幻想中国现在强大到可以救世界了，不要陶醉在这个英雄梦里洋洋自得。

　　记者：此轮的增加投资出现了向国有企业、大企业集中的趋势，会不会导致“国进民退”？

　　厉以宁：我想不用担心。进和退在不同的行业领域情况不同。我们不提“国退民进”，也不提“国进民退”，应该通过领域开放、准入公平，该进的进、该退的退、该联合就联合。现在确实存在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不平等的情况，到目前为止，我一直呼吁的“非公经济36条”仍然没有真正落实。

　　记者：您预计会不会出现很多人猜测的所谓“金融危机第二波”？

　　厉以宁：经济学家不是预言家，很难预测下一步会发生什么。值得注意的是，要观察可能来临的变化，是新的危机还是上一波的余波。

　　政府主导的贸易保护主义违背  WTO

　　基本原则

　　记者：现在贸易保护主义在全球又有了抬头的趋势，像美国的“购买美国货”条款，印度抵制中国玩具，等等，您怎么看这些现象？

　　厉以宁：贸易保护主义的倾向也分两种类型——公众意识主导的保护和政府为主体的保护。政府主导的贸易保护主义显然是违背WTO基本原则的，这种指向封闭的行为，对国家长远是不利的，但公众的意识是不受国际贸易规则约束的，比如韩国人购买国货的热情。对于民间的倾向，应该说不鼓励也不提倡。中国数码相机在技术落后的情况下，非要鼓励国人买国产相机吗？三鹿奶粉这样的食品安全事件发生后，还要鼓励国人非去喝国产奶粉吗？

　　中国外贸进出口方面的问题，主要是外贸依赖度高。出口依赖度高是由进口依赖度高造成的，石油、铁矿石、铝矿石、先进设备等等，都需要进口，进口就需要外汇，要不出口除非先不进口。出口和进口的问题是联系在一起的，不能割裂地看待。

　　长期以来存在的贸易顺差问题，也和进口有关。中国的进口，一部分是满足国内需求，还有相当部分是为了满足出口而进口的中间产品，因为中国出口的一半是加工贸易，即所谓的“两头在外”。

　　所以对出口和进口的问题，要从能源结构、科技进步的角度去考虑。如果未来大量使用新能源，小汽车上用的都是氢电池，就不需要那么多石油了。如果我们的科技发达了，也就不需要进口这么多先进设备了。

　　但有一点很重要，一个国家适度的出口依赖度是正常的，比如25%的出口依赖度。目前我国的这个数字是37%，适度调整，开辟国内市场，实现出口转内销，扩大内需应该包括这层意思。

　　记者：中国的民间资本相当活跃，此前很多人在提，让民间资本浮出水面，特别是中小企业贷款困难，为什么不提倡民间资本发挥作用呢？

　　厉以宁：民间信贷的基础是信任。孟加拉的做法是联户担保，但这样的民间信贷，政府提倡是行不通的，可能适得其反。民间信贷也应分清性质，扶植正常的民间资本也是应该的。

　　增加投资对走出就业低谷作用有限

　　记者：把土地从农民的生产资料转变为农民的财产性收入这个方向，会不会变？大量的返乡农民工能真正重新回到土地上吗？

　　厉以宁：准备工作做好了，就继续推进。准备工作如果不好，宁可步子慢一点。土地的改革不能快不能急，否则真的可能出现后遗症。所以，在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过程中，除了“依法、自愿、有偿”的原则以外，还要加上一条“社保”。在城乡二元体制下，土地保证的是农民不失业，保证最低生活标准，所以尽管有这么多不合理之处，也应该看到二元体制对农民保障的考虑。但是在今天，这个体制显然已经严重不合理。

　　说到农民工失业问题，从这次应对危机时政府的做法来看，政府增加投资并且注入实体经济的决策是正确的，有助于保持经济稳定和较快增长，有助于使经济走出低谷，但这并不等于就能使就业尽快走出低谷。基础设施建设规模扩大了，能解决大批下岗回乡女工的就业吗？能让那些多年来习惯于在沿海制造业企业工作、并有一定技能的工人安心地去基础设施建设工地干活吗？看来可能性不大。

　　所以，为了应对就业压力增大的挑战，还有必要采取这么5项措施：一是以扩大融资和支持兼并重组的方式，让一批有市场的民营企业迅速复苏发展，以吸引农民工和大学毕业生就业。二是政府帮助那些能够提供就业机会的社区、街道服务单位，让他们增用劳动力，如环卫人员，维护治安人员和照顾老人、病人、孕妇、儿童的服务人员等。三是回乡的农民工，如果愿意在本地乡镇自行创业的，可以给予贷款帮助，让他们在乡镇开店、开小作坊。四是对已经多年在制造企业中工作而目前下岗的农民工，进行职业培训，在培训期间可以发给相当于原来工资的50%～60%的补贴，让他们安心接受培训，以便适应今后的工作岗位。五是扩大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试点范围，使更多的山区、半山区农民实现“包山到户”，发展林下经济，使得回乡的农民工有自主经营的积极性。　

　　医改和扩大内需的长、短期关系

　　记者：请您具体分析一下医改与扩大内需的关系。

　　厉以宁：医改的目的是让全社会所有的人都能得到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在此过程中，也将扩大内需。首先是有利于提升消费信心，医改在解决了人们看病的后顾之忧后，人们就敢去消费。其次，医改涉及许多行业，比如机械制造、精密仪器、药品药械等，医改将为这些行业的发展提供更多的机遇。再次是基本医疗保障建立后还会增加许多就业岗位，特别是医疗服务，有利于缓解就业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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