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全球商学院院长论坛实录

　　由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管理学院、经济观察报、五洲在线共同主办的2006全球商学院院长论坛于3月28日至29日举行，新浪财经独家直播本次论坛。

　　主持人：各位尊敬的院长们、女士们、先生们，各位嘉宾早上好。我是吕巍，交大安泰管理学院副院长。首先我想代表2006年全球商学院院长论坛组委会，对各位到场的嘉宾表示最热烈的祝贺，欢迎。我也想借此机会，向各位院长表示我们最诚挚的敬意。你们是代表

了全球77所顶级商学院，其中九所来自美国，三所来自加拿大，35所来自欧洲，三所来自大洋洲，九所来自亚洲，还有来自香港特别行政区还有台湾的大学，以及两所来自非洲和四所来自南美洲的学校。你们不远万里在这春意盎然的四月来自上海，我们同样还有来自中国大陆的37位商学院院长参与此次省会盛会。你们的到来是我们本次论坛成功的关键因素。特别感谢媒体朋友，以及来自30所媒体的记者来参与报道这次盛会。今天我想特别讲一下中国最大的新闻网新浪网转播我们这个会议。我还想感谢中石油、胜利油田培训中心、上海大众交通运输公司、中国人寿保险公司，以及TNT公司等给予我们的支持，使本次论坛圆满成功。请允许我介绍一下今天的嘉宾。

　　张翔教授，前外经贸部副部长，全国政协委员以及安泰管理学院名誉院长。朱晓明教授，上海市人大副主任，他也是上海安泰管理学院的名誉院长。马德秀女士，上海交通大学校务委员会主任。谢绳武校长，上海交通大学校长。叶取源教授，上海交通大学常务副校长，王方华教授，上海交通大学管理学院院长。还有来自另外两位共同主办本次会议的代表，

　　现在有请第一场的主持，上海交大叶取源常务副校长主持。

　　叶取源：尊敬的张翔教授，前外经贸部副部长，尊敬的朱晓明教授，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尊敬的各位商学院院长，来自世界各地的商学院院长，尊敬的来宾，女士们、先生们早上好。

　　今天我们聚集在这里，进行2006年全球商学院院长论坛的开幕式，首先我想代表上海交通大学祝贺本次论坛的开幕。同时，表达我们最热情的欢迎。欢迎来自世界各地的与会者。欢迎你们来到上海交通大学，欢迎大家来到上海，欢迎大家来中国。

　　在110年的历史以及优良的学术传统的支持下，上海交通大学引以为豪的是能够持续推进学术发展和对外交流。事实上我们看到上海交通大学长期以来一直致力于通过外国外大学的交流推进学术研究。

　　今天中国在世界经济发展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这是一个充满希望的土地，也给商学院一个机会，能够充分展示自己的作用，从而帮助国家能够更好的应对面临的挑战。因此商学院必须充分做好准备来应对这些挑战。我们很高兴看到各位与会者在此交流真知灼见，帮助管理学院进一步发展。

　　首先我很荣幸地介绍马德秀女士向我们致欢迎词。

　　马德秀：尊敬的张翔部长，尊敬的来宾、女士们、先生们早上好。上海的四月是盎然的季节，在上海交通大学欢庆110周年花坛之际，我们在此隆重举行2006全球商学院院长论坛，我谨代表上海交通大学对全球商学院院长论坛的举行表示最热烈的祝贺。对远道而来出席各位论坛的专家、学者、各位领导和来宾表示最衷心的感谢。

　　本届论坛东西方文化的碰撞与融合，深刻思考在国际化大趋势下如何以文化和管理推动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特别是在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时期，通过政府、学界和商界的多元互动和互补努力，进一步探索全球商学院的新任务、新角色和新功能，将有助于使商学院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社会经济发展的重武器，履行神圣职责。

　　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管理学院经过多年的发展，在学科建设、科研和管理创新等方面取得了跨越式的发展，成为中国乃至全世界都有一定影响的商学院。但是十多年来交大的经济学科相对较弱，不能适应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和上海国际化大都市建设的需要。与此同时，没有一流的经济学科也就没有一流的管理学科，越来越成为大家的共识。唯此，经济认真的研究和充分的酝酿，学校下定决心坚定不移的支持管理学院把经济学科搞上去，通过体制创新，用管理支撑经济，用经济滋养管理，即将正式挂牌成立的经济管理学院，经济学院、管理学院，正是这一思想深思熟虑的产物。未来上海交大的经济与管理学院应当为中国经济的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在贡献中求发展，在发展中创一流。

　　国际化是上海交通大学发展的最重要的战略，也是安泰经济管理学院必须牢牢把握的发展战略，国际化不仅仅是目的，更是一种手段，一种方式，它让我们与世界一流大学、一流商学院的要求作为标杆，推动自身的发展。特别是今天，我们更希望能够借助全球商学院之间的交流与融合，探讨新时代、新形势下商学院办学的新模式，推动全球商学院的共同发展。

　　最后，预祝论坛圆满成功，祝来宾们、朋友们身体健康，祝愿本次论坛和美丽的上海一起，给我们尊贵的朋友们留下一个美好的印象，谢谢大家。

　　叶取源：谢谢马德秀主任，下面我们有请上海交大校长谢绳武教授正式宣布成立安泰经济管理学院的决议，有请谢校长。

　　谢绳武：关于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管理学院更名及其干部职务任免的通知。各院系部署直属单位，经研究决定，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管理学院更名为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管理学院。原任干部职务不变，徐飞兼任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管理学院常务副院长。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管理学院下设上海交通大学经济学院和上海交通大学管理学院。周玲为上海交通大学经济学院院长，聘期三年。赵学兼任上海交通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聘任陈方若为上海交通大学管理学院院长，聘期三年。聘任田鹏为上海交通大学管理学院执行院长，试用期一年。聘任顾峰为上海交通大学管理学院副院长，试用期一年。

　　特此通知，上海交通大学2006年3月8号。谢谢大家。

　　叶取源：现在我们举行揭幕仪式。有请张翔教授，外经贸部前副部长朱晓明教授，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马德秀女士，上海交大校务委员会主任谢绳武教授，上海交通大学校长王方华教授，安泰经济管理学院院长纪建华教授，安泰经济管理学院院长党委书记，有请各位上台。

　　谢谢各位嘉宾。

　　现在我想再一次祝贺安泰经济管理学院的成立，以及下属两个学院的成立。我现在荣幸的邀请朱晓明教授，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给我们致贺词，有请。

　　朱晓明：女士们、先生们上午好。值此2006全球商学院院长论坛盛大开幕，请允许我代表上海政府、上海企业以及参加今天会议的所有上海朋友，向本次活动的成功举办表示热烈的祝贺，向与会的各位院长和来宾表示诚挚的欢迎。

　　每当外国朋友踏上上海这片土地的时刻就会感到，上海的变化令世人瞩目，上海的变化证明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上海拥有无限商机，上海拥有无穷的人才，但这些人才需要具备管理的思想、管理的才能。上海交通大学及其他的经济管理学院，就是一个成功的将学生培养成具有管理思想、管理才能的中国重点高等学校。我们在这里非常感谢马德秀教授、谢绳武教授、叶取源教授以及王方华教授等等，这些教授为中国和上海培养了大量优秀人才。

　　这次论坛以跨文化领导力—东西方管理思想的融合为主题，将向万千企业家揭示，当企业进行整合时需要具备跨文化领域、跨文化领导力的管理者，而具备跨文化领导力的领导者的缺乏已成了不争的事实。商学院只有创造更多的管理思想与理念，才能把自身推到一个国际化的高度。相信本次活动在上海举办，将有助于中国和上海的企业管理、商业管理教育水平的提高。

　　再过四年，2010年上海将举办世博会，欢迎届时各位光临上海。最后祝2006全球商学院院长论坛圆满成功，谢谢大家。

　　叶取源：谢谢朱教授，感谢你对我们的支持和良好的祝愿，我们还想感谢上海市人民政府，感谢他们对我们的支持。

　　女士们、先生们，开幕式即将结束，我希望本次会议将会有丰硕的结果，预祝本次论坛圆满成功，谢谢各位。

　　请各位嘉宾到这座楼门前的场地上，我们照一张集体照，在大厅也提供咖啡和茶水，下半场将于10：20分开始，还是在这个大厅，谢谢各位。

　　2006年全球商学院院长论坛

　　主题演讲

　　叶取源：有请经济管理学院院长王方华教授主持这场会议。

　　王方华：各位院长，女士们、先生们大家好。从刚才校长宣布在交通大学安泰经济管理学院成立的一刻开始，我现在的头衔变了，我就叫做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的院长。我们下面两个学院，经济学院和管理学院这样一个体制，可能在座的各个学校还比较陌生，我很简短的做一个介绍。

　　我们成立的经济与管理学院，今后的功能是经营与管理这么一个商学院，学校把它的权力主要对着经济与管理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对整个安泰经济管理学院下面的人、财、物进行全面的管理。在下面两个学院我们称为学校，他们主要负责教学的组织、科研的管理以及教师的聘用、教师的提高。所以现在他们两位院长正在旁边接受记者们的采访。我们配了两个执行院长是安泰管理学院的教授，执行两位教授们的思想。

　　今天我们论坛的题目是跨文化领导力—东西方管理思想的融合。我们感到现在世界经济的全球化是愈演愈烈，在这个过程里面经济的区域化也同时存在，对中国来说，中国的经济正在日益融入到世界经济中间去，我们可以说今天的中国已经是一个全面开放的中国。有一句话说，中国经济已经国际化，我们到上海，到中国各地都可以看到许许多多世界的公司，许多世界品牌在中国出现。甚至我们在座的很多国际商学院的院长们，你们的学校已经在中国办学了，所以中国已经国际化了。与此同时中国也走到世界上去，世界也已经有了中国生产的产品，有人说中国是世界制造工厂，也可以这样说，“中国制造”在全世界流行。

　　因此这个过程里已经出现了一个需要共同探讨的问题，那就是跨文化的领导。在中国有许多公司，公司的总经理开始来的时候是一个美国人、欧洲人或者是一个亚洲其他国家的人，但是他在中国必须适应中国的员工，中国的政府，中国周边的市场，必定会碰到一个跨文化领导的问题。同样中国的企业走到世界上去，也有一个跨文化的问题，他需要在世界上能够站住脚。我们看到中国很多公司，包括比如说联想集团并购了IBM的PC市场。联想把他的总部放到美国去了，杨元庆是交大的校友，他现在是联想的董事长，他的办公室就在纽约。因此说他也碰到了一个跨文化领导的问题。

　　所以我们选择这样一个主题来进行讨论，我想是一个很有兴趣，也很有意义的。

　　在会议组织的过程里面，我们得到了中国很多媒体的关注，得到了很多媒体的支持。其中有北京五洲在线公司的总裁曹章武先生，他对我们整个活动给予全力的支持，我们整个安排都得到了媒体从资金、人员和办会各方面的支持。所以下面我们首先有请北京五洲在线广告有限公司总裁曹章武先生致辞。

　　曹章武：谢谢王方华院长。尊敬的各位商学院院长，新闻界的朋友大家上午好。首先请允许我代表经济观察报社和北京市五洲在线广告有限公司对2006全球商学院院长论坛的成功举办和上海交通大学110周年的校庆表示热烈的祝贺。在这里我也为过去一年里，你们对于我们工作的支持表示衷心的感谢。

　　几年来，经济观察报社坚持建设性的办报理念，并努力把中国发生的巨大变革放在全球视野中加以观察。我们努力注重思考并准确如实的报道新闻。我们积极主张、主张积极、乐观的心态看待中国，推进社会的发展进程。我们试图在回视微观变化中发生的趋势，在诸多矛盾和冲突中努力寻找突出点，与众多商学院共同探讨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管理进步。

　　北京市五洲在线广告有限公司作为中国管理的推广领域领先的营销机构，我们一直致力于中国管理教育市场的市场化运作，通过整合媒体资源向广大商学院提供广告、公关活动等整合营销服务，而我们一年一度的商学院院长论坛，已经成功举办三届。我们通过商学院院长、媒体领袖还有企业家共同促进中国管理思想的交流与发展。同时通过营销模式的不断创新，为中国管理教育的发展贡献我们自己的力量。

　　我相信中国的商业教育正伴随着中国商学院的崛起而备受社会公众的重视，同时商学院将在自己的开创与完善中不断发展。

　　最后，请允许我代表所有的与会嘉宾，经济观察报社，北京市五洲在线广告有限公司，向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管理学院的所有工作人员，对本次论坛的成功举办所付出的辛勤努力还有工作，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谢谢你们也谢谢大家，谢谢。

　　王方华：谢谢曹章武先生。下面我们开始进行论坛的讨论。今天在座的各位院长中间有一位院长是最有资格讨论这样的问题的，是关于跨文化领导力东西方思想的融合，她就是芝加哥大学商学院亚洲分院的院长Beth Bader教授。大家知道，芝加哥大学在新加坡设立分院，她面临的是新加坡的学生，面临的是东方的文化理念，这个学校办的非常好。昨天下午，我跟Beth Bader教授进行沟通的时候，她给了我很多很好的想法，我相信她的发言会给大家很多的启示。下面有请Beth Bader教授。

　　Beth Bader：谢谢。女士们、先生们早上好。我很高兴来参加上海交通大学的周年纪念。我今天非常高兴来到这里参加这个盛会。

　　我们这次正在庆祝交大110年的周年庆，还有安泰经济管理学院的成立。我代表芝加哥大学来到这里做演讲的。我们大学是在1890年成立的，所以说我们大学比交通大学要年轻四岁，我们大学的校园当然在芝加哥，同时我们的校园还在新加坡，还有一个校园在伦敦，我是代表新加坡校园来这里讲话的。

　　几周以前我参加我们第五届新加坡学生毕业典礼，这是我们新加坡大学的样子，同时我们在伦敦也有校园，我们也照片给大家看。今天我首先想引用一下我们校长在做毕业演讲的时候的一句话，他想特别跟我们说一下管理教育方面的事情，可能我们在指标方面投入的精力过多，有很多指标，比如说消费者价格指数、标准普尔指数、日均指数。我们校长说，如果我们把注意力集中到另外一个指数的话，我们就会发展的更好。他提出的一个指数就是想象力指数。我不知道怎么翻译成中文，我觉得应该叫做想象力指数。我不知道那是不是对的，但是这个指的是每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上都有无限的想象力，并且有很大的好奇心。

　　事实上最近有一个研究表明，在加州大学的一个研究，表明每一个小孩脑子内部都可以用科学的方法来思考，所以他们可以观察数据进行假设，然后进行证实，要么否定那个假设，要么接受那个假设。我们教育体系经常趋向于不培养那种能力，事实上我觉得教育体系应该可以进行一下改变。所以对我们来说很重要的一点，作为教育者来说，我们应该特别关注我们的课程，对我们的教学理念，教学方法都特别关注，这样我们才可以培养小孩和成人的天然好奇心和想象力。

　　当然我们的校长并不是第一个有这样想法的校长，所以我想引用另外一个大思想家的话，就是爱因斯坦说，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另外还说了一句话，想象力能在正规教育中存活下来简直是一个奇迹。我们在座有很多教育家，可能大家会对此问题有所思考。

　　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东西方管理思想的结合，让我想起来一个问题，我经常问这个问题，自从我到新加坡之后就经常问这个问题。人们一直在问我，你们把东西和西方的学校如何做一个比较呢？美国教育体系和亚洲的教育体系怎么进行比较？有什么不同？我觉得回答那个问题很难，因为事实上我觉得我们相似处比我们的不同要更多。我们来举一些例子，我们代表的是教育体系，我们来自不同的国家，来自不同的学校，然而在我看来，我们有很多的相似性，就是在我们对于特别的那些学生，同时也是对于那些相互交织的社会方面有相同的应对。这对商业教育来说是正确的。

　　今天在我们全球化的世界中，那些商业方面的决策确实能够体现出我们今后的发展，事实上我们有很大的责任。最近我们发现现在对于关于教育也越来越大的需求，对于我们这些从事这方面的人来说可能是一个很好的消息。同时，也加重了我们的职责。我确实非常希望每一个学生都可以从我们的宽广的、开放的教育中获益。

　　现在人们在商业领域有专业化，我们应该面对一个现实，就是说这不可能实现。所以作为商业方面的教育者，我们应该担当起责任来保证我们的学生有这样的机会，使得他们内部的好奇心和想象力能够充分发挥出来。这样才可以解决社会上的很多非常复杂的问题。

　　所以我觉得我们现在在这里召开这样一个大会是非常好的，我们上海交通大学是有着悠久历史的，并且在教育方面也是很有卓著成效的。

　　我非常荣幸能够和同事们一起分享共同关注的话题，谢谢大家。

　　王方华：谢谢Beth Bader教授，刚才她提了一个很有趣的一个指数叫想象力指数，这是我们商学院作为院长们都在想的一个问题。因为最近这几年商学院的学生都受到各方面的批评，无论是美国、欧洲、亚洲还是在我们中国，很多CEO们说MBA出来的学生缺少想象力，他们用了很多很多的管理方式来进行工作。他们对自己评价太高，而对实际工作的能力还做不到，其实想象力指数很重要。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们可以请芝加哥大学跟我们介绍一下，想象力指数究竟怎样培养出来。

　　同时作为一个在东方工作的这么一个教授，她对芝加哥分院的工作卓有成效，我昨天知道他们50%的学生是在新加坡，50%的新加坡学生里面还有20%是来自于其他国家到新加坡去读书的，另外50%是世界各地到新加坡去读书的。我们相信各位以后有机会在上海设立你们的分院，安泰管理学院会给你们各种各样的支持和帮助。

　　下面我们请第二位演讲者，法国里昂商学院的校长Patrick Molle教授。作为法国的学校，欧洲的学校，他们是怎么来看待跨文化领导力的。下面有请Patrick Molle教授。

　　Patrick Molle：尊敬的各位同行，各位朋友，以及交大的同行们，来自世界各地的嘉宾，我今天感到很荣幸有机会来这里跟大家分享我自己的想法，有关怎样培养新时代的商业领袖。我们面临着一个迅速变化的全球化的世界，对我们教育体系也是如此。我首先简单介绍一下我代表的学校里昂大学。

　　我们成立于1872年，比交大和芝加哥大学都要年长一点，是由一些实业家建立的。大家可能知道里昂是法国第二大城市，是欧洲区的一个中心地区，有很多经济资源，还有很多人员和人力资源在里昂地区。不仅对他的商学院很有利，对其他领域也是很重要的。

　　我们有一些和中国大学的合作，我们在这里有朋友。几年前我们还在上海设立了一个办事处，代表今天也在场了。你们今天请我谈谈里昂大学的经验，怎样来理解跨文化的交流和领导力，这是我们共同面临的重大挑战。由于事实是全球化愈演愈烈，商业越来越复杂，因此出现新的对管理教育的要求。自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在我看来，我们必须理解不同的文化和不同的商业环境，而且要采取灵活的态度。不仅要了解在国际公司中怎样运作，也要知道在当地如何运作。

　　我们共同面临的挑战是怎么样培养我们的年轻人成为有经验的经理，使他们能够终身都能很好的应对所面临的商业挑战，怎么样能够有效的对他们进行培训，培训他们有灵活的能力，能够适应世界各地的工作。我们如何能够对他们进行跨文化领导力的教育，这是一个重要话题。

　　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自己的教育理念。我们教育的目的并不是提供一个全世界通用的模型，而是一个独特的模型，看看我们所面临的问题是什么。

　　我们有一个专门的项目，为世界培养创业型的人才，这到底意味着什么？我们的核心使命，我想所有商学院的核心使命都是要终身进行学习知识，提高能力。在这个变化的环境中，我们不仅要给年轻人基本的职业能力以及面临商业世界的能力，还要培养他们的核心竞争能力。也就是说，要能时时处处都能学习的能力，而且能够有效的进行学习，能够学以致用，这是学习的效率，而你学习的知识和学习的工作能够为社会创造价值。

　　我们都知道我们所处的商业环境越来越复杂，变化越来越快，因此我们不仅个体要进行学习，组织也要进行学习，使他们的技能和知识得到更新，这样才能更好的发展，学到新的做生意的方法。以前的做法，五年前我们的做法，我们有一个知识管理课程，上那门课的人必须要不断地更新、充电，只有做到这一点我们才能在竞争中保持自己的

　　世界需要领导人，不仅是管理者，需要领导人、领袖人物，我们他们能够识别各种机会，并且把这种机遇转换为可以营销的产品和服务，由此为人类创造价值。这是一个很简单的理念。

　　在年轻人中培养创新能力，同时推广这种创新的技能和态度，能够给社会带来益处。那么创业型人才，不是天生的，他们是后天在成长和学习的过程中，通过积累经验而造就的，他们成长当中往往会受到教育者，受到教师和家庭以及导师、模范等等的影响。

　　我们在欧洲有多年培养创业人才的经验。这就是为什么创业精神始终是我们这个课程的核心。那么FOR的意思是什么呢？简单的说，我们知道商业竞争很激烈，但是商业竞争并不是打仗，它的主要目的是创造价值，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必须对自己的行为多加注意。作为商业教育者，我们必须教育我们的学生遵守商业道德，思考和行为都要符合道德规范，还要时刻考虑着促进社会的发展，但必须是可持续发展。因为我们要对生活在这个社会上的人类负责，我们必须承担这个责任。这不是一个单一的整体课程，它有很多文化、社会、政治以及经济的环境和系统，各种商业环境各不相同。

　　我们有三个研究中心，在90年代他们用这种方式，采用三种不同的方式，我们创业课程是其中的特点。第一种模式称为自由派的想法。在这个想法中，市场处于支配地位，起主导作用，它鼓励自由竞争，在这种环境中必须保持很强的竞争力。这种精神主要体现在美国。第二种观念我们称为合作型的模式，它的特点是这个商业环境，国家在这个商业竞争中起到调节作用，国家有很大的影响力，通过税收进行调整、调节。比如说法国，我们讲到怎么调节劳动力市场等等。我们在新闻上都看到关于法国的劳工问题的一些报道，我昨天看到巴黎有很大的游行。因此国家在商业环境中起了一个很大的作用，因为有很多国立公司，像欧洲的德国、法国，包括亚洲的中国、日本，我想都是属于这一类的。最后一种，我们称为是一种平行结构，这种国家中几乎没有什么成熟的市场，也没有很多国家调节的措施，一切都还是未成型，很少有政府的介入，这主要是一些新兴的体系中出现的。

　　我们的国际项目怎么样能够培训年轻人，能够承担这些责任，变得具有灵活的能力，适应刚才讲的三种不同的情况。我刚才提到的三种情况他们都能适应，这就是我们要培养的目标，我们希望培养出这样的新型领导。

　　相对来说我们学校规模比较小，我们虽然在法国属于领先地位，但是从规模而言相对还是比较小的，我们要成功必须要突出重点，只能关注某些特别强的领域，在这些领域中，我们有很强的科研。然后把我们核心项目转换为核心目的怎么样在市场中获得竞争力，比如说通过MBA项目，或者是硕士生项目，我们还有很多高管培训的项目，都是围绕这个思想展开的。我们怎么样能够做到具备这些能力，在里昂这个学校培养学生怎样具有这样的能力，在世界各地都能生存，怎么样适应中国的情况，怎样理解其他国家的情况，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必须学会管理各种不同的联合的综合体。

　　我现在举个例子，我们是怎么样做的。首先，就科研而言，我们核心的科研机构称为领导力研究中心，关于怎样培养有创业能力的企业家。我们有亚洲的合作伙伴，我们就在亚洲建立亚洲的研究中心进行对照研究。我们和美国合作伙伴合作研究那里的情况，这是最有效的分享知识和鼓励员工进行交流，共同探讨的一个方法。

　　第二个例子，我们要设计新一代的跨文化领导力的课程。第一代的已经是过去的了，我们有大量的交流合作的项目。第二代要进行师资的交流，第三代我们的项目强调国际化进程，我们有时就像芝加哥大学这样海外设分校一样，我们也希望这样做，现在对我们来说是创造一些更综合的全球性项目和在全球各地寻找伙伴的时候了。明年我们有和美国和中国合作伙伴进行的项目，比如我们提供硕士学位的课程，我们是围绕着全球创业精神这样的主题来培养学生。

　　总而言之，我个人认为，我们是因为不同而精彩，彼此学习是一个很有趣的过程，能够来管理各种不同的重要联盟组合，是在全球化和不断变化的世界中的核心竞争力。我们在全球的环境中，个体是如此的渺小。谢谢各位。

　　王方华：非常有趣，刚才给我们介绍了作为一个商学院如何去培养创新型的人才，同时在创新型人才培养过程中如何设置课程培养模式，当然最后讲到需要到中国来办学，我们非常欢迎。因为中国的市场很大，也非常欢迎世界各国的商学院到中国来。但是中国也不是这么好对付的，因为中国的人学习的时候会带着有色眼镜来看，到底你给我们什么知识。

　　下面我们想请一个亚洲商学院的代表，韩国高丽大学的商学院院长Huasung Jang教授，高丽大学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大学，而且他们商学院里的教学管理非常有特色，有请。

　　Huasung Jang：早上好，女士们、先生们，首先我要祝贺交通大学成立110周年，同时也要祝贺建立安泰经济管理学院成立。这个学院的名字是经济管理学院而不是管理经济学院，所以我觉得有点失望。人们一直在说经济和管理哪个更重要，是不是经济更重要。我们觉得毕业生的考试比我们经济和管理哪个更重要？今天我非常高兴给大家讲一下亚洲的商业教育。尽管我是高丽大学商学院院长，只担任了六个月，我并不是特别胜任，但是我想在这里给大家讲一下我的一些看法，亚洲商业学校是怎么做的，并且在全球化的环境中应该怎么做。

　　不仅仅是在中国，在韩国、马来西亚、印亚、菲律宾、印度所有亚洲地区，越来越多的人呼吁要更好的商业教育。我们确实有很多大的公司，大的跨国企业，在全球范围内有竞争性的，中国有、日本有、菲律宾有、韩国也有这样的企业。然而，亚洲当地的商学院教育是非常有限的，因为有很多韩国公司在全世界都是有竞争性的。但是我这个商学院并不是在韩国之外的地方有影响力，不能很大程度上改变未来，现在对商业教育有更多的要求，这方面的短缺由我们商学院和外部商学院交流来补充，变成一个跨国商学院。

　　但是，我们有新的希望，现在有很多的亚洲新兴的商学院正在产生，但是他们仍然是在发展中。我们确实看到越来越多的跨州际的商学院之间的交流，在亚洲、欧洲和北美都有这样的交流，特别是我们也同时在芝加哥大学和里昂商学院这里看到这样的例子。在欧洲的商学院和北美商学院他们正在扩大他们的运营，正在建立他们自己的商学院。

　　另外一个想法，就算是亚洲商学院并没有得到非常好的发展，我确实觉得有一些很好的商学院在亚洲出现，比如说在香港的科技大学是一个例子，交通大学也是一个例子，复旦大学，他们都有很好的商学院。但是我们在亚洲之间的商学院并没有很多的合作，并没有看到很多这方面的合作。很多亚洲商学院正想要达到全球标准，我们已经看到很多亚洲商学院更想得到国际认证，所以中国和韩国的一些商学院也得到了这样的认证。尽管有些并不能成功的取得认证，他们并没有得到最低的水平要求，没有达到全球的标准，所以有越来越多的，特别是对于MBA项目方面的要求。然而我觉得很多的这些项目，他们引进外国的教材，但是没有作出适当的改动，没有适应当地的要求，同时在研究和教学方面是不平衡的。

　　一个原因就是在亚洲方面的研究，亚洲方面经济的研究并没有得到很好的发展，确实我们在亚洲方面有所研究，但是全球有名的杂志并没有把亚洲研究作为他们的重点，这就给我们创造了障碍。当然我们也有一些例外，比如说香港科技大学，但是很多在全球方面有名的杂志商的文章，是由亚洲的学者写的，但是他们写的都是关于美国的市场，这是一个非常不幸的例子。

　　这个是一个单子，这个单子就是那些得到国际认证的商学院的名字，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亚洲商学院正出现在单子当中，他们已经获得了全球认证，达到了全球标准。在跨州际的商业教育方面的合作有一些事情要注意，我们商学院之间的联系有时候导致这样的情况，我们商学院会靠外国西方商学院的名气打响，是不是真正在做长期的能力建设呢？这些研究能力并没有得到很好的发展。

　　同时我们也要在教学方面增加研究，比如说菲律宾和马来西亚，他们应该克服一些他们特有的困难，因为我们觉得英语上课比较难，所以要克服语言困难。跨州际、亚洲内的合作，不仅仅要在教学和培训方面，同时也要在研发方面得以体现，教学方面的合作更多注重的是本土的MBA教育，而不是增加收入，行政管理方面的培训。有时候我们会成为一个教学的学校，没有研发方面的支持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下面讲一下我们高丽大学商学院的情况，刚才里昂商学院和芝加哥大学也已经做过介绍，我这里想介绍一下我自己的商学院。我们正在对这个学院进行重整，想把它塑造成一个国际商学院。我们现在有64个教师，我们这个教师人数不是很多，所以我们现在想要加强教师的数量，到08年要增加到100名，我们非常荣幸能够有16个新的教师，他们来到我们的学校，会在9月份上任。我们本科生数量很大，MBA的学生也很多，我们40%的课是在英语教学，明年会增加到50%，我们想能够雇佣10个外国教师，他们可以用英语授课。

　　我们有一个问题，我们把我们的学生派到外国去实习并不是特别成功。想要成为一个成功的商学院，我们应该更多的在学术期刊上进行发表。去年新加坡国立大学做了一个调查，90-2004年全球非常有名的杂志上，在亚洲、澳洲、新西兰洲学校的数量上，新加坡、香港他们没有语言的障碍，那里的经济更加开放。

　　在金融方面有一个研究，是这个月的研究，我们在期刊发表量上面是亚洲排名中第二，当然只有四个亚洲商学院参加评选。亚洲公司在全球都有运作。我们商学院为他们准备毕业生，让他们在全球运营，我们一定要克服自己的困难。这是我们学校的一个教室的图片，这是我们非常普通的教室，并不是非常好的教室，学生休息室、信息中心、大厅。再次感谢组委会，非常期待以后的合作，谢谢。

　　王方华：刚才我们听到了亚洲商学院院长的介绍，他打出了这么多的学校发表了文章，亚洲学院都是比较落后的。当然可能有语言的问题，我们在国际英文杂志里面发表有困难。但是不可否认，我们在研究的过程里面存在着很多落后的地方，这是我们需要学习的。

　　在跨文化领导力的过程里面，我们的学生，我们面对的是企业，我们将面对的是企业中的问题，我们培养的学生能不能适应跨文化的要求？下面我们请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的执行院长徐飞教授。

　　徐飞：大家上午好，首先请允许我以东道主的名义，并代表近5000名安泰经济管理学院的全体师生员工，向远道而来的各位海内外的嘉宾再次表示热烈的欢迎。各位在百忙当中参加这个盛会，并分享你们在跨文化领导力当中的一些心得表示最由衷的谢意。同时借此机会向多年以来一直对安泰经济管理学院给予帮助、支持和关心的社会各界人士和亲朋老友们表示最由衷的谢意。

　　我的演讲题目是跨文化领导力与商学院的使命。首先我们先看一个案例。这个案例谈的是一个高鼻子蓝眼睛的外籍人士在中国本土的一间银行里面一年的情况。这个案例里面当事方有三个，两个法人两个自然人。第一个法人是深圳发展银行，深圳发展银行至少有三个第一值得一提。第一个第一是他是中国第一家上市银行，第二他是中国第一家由外资占第一大股东的银行，第三个第一是他是第一个有海外认识来担任行长的银行。而这里所提到的美国新桥投资集团也是一间非常著名的投资公司，04年入驻中国银行，由此拉开了外资银行进入中国，并改制中国银行的序幕，可以说是一个急先锋。而本案例的主人公韦杰夫，曾是花旗银行深圳分行的行长，也算是人中龙凤，起码亚洲金融界有自己的一席之地，然而就是这么一个人，在短短一年时间里，由闪亮登场到黯然退场，尽管有不同的版本来解读这个情况，有众多的元素分析探究，但有一个不容忽视的元素，那就是关于跨文化领导力的问题。

　　首先第一件事情就是韦杰夫在担任行长的时候，以前董事长短短三个月的时间里辞职，从董事会批准到辞职公布前后三个月的时间。第二件事情与继任的新的董事长矛盾冲突不断，积怨越来越深。如果说前任董事长因为中国背景，东方的背景有些冲突的话，那么继任董事长可是个地地道道的，关系处不好，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职业经理人自己发展的素质里目标不完全一致性。第三个事情也是不大不小的一场风波，信贷总监、财务总监相继辞职，中层管理人员也辞职，振动也是很大的，深圳发展银行的“伤”也是很重的。最后一件事情是“削藩运动”，在整个深圳发展银行里振荡都是巨大的。所以后来韦杰夫的辞职也就不让人感到意外了。

　　这个案例究竟给我们什么样的启示？是一个偶然的事情还是一个必然的事情，一个普遍的事情？由此引发我们的思考，在当今跨文化问题越来越凸显的情况下，我们的应对之策应该是什么？跨文化的冲突如何进行融合，如何提升我们的跨文化领导力，是摆在各位商学院面前一个非常严峻的课题和值得研究的问题。

　　我觉得这个跨文化所引发的冲突的确是客观的，也是普遍的，道理非常简单。由于我们所生活、生长的区域不一样，我们文化传统，我们的价值趋向，我们的宗教信仰，我们的风俗习惯，甚至包括东道主所在的消费者的偏好、文化特质，所在的国家和地区的发展阶段不一样，必然导致我们在创意方面有所不同，由此引发的冲突也就不可避免。

　　就我个人学识范围而言，我简单把东方和西方在思维方式和文化特质方面做了一个简单的梳理，这里一并给大家报告一下。我们先看看东方在思考问题的时候，通常是从整体的角度去把握，从事物的普遍联系当中把握内在的规律性。而西方不一样，他们更多的强调的是功能，强调从局部入手，化整为零，这点在西医和中医方面表现的尤为突出。中医看病是望、闻、问、切，从整体把握，看你的阴阳是否平衡，你的经络是否很通畅。而西方不这么做，他会开一连串的单子做生化指标，让你做CT、核磁共振、B超，甚至做手术，放疗、化疗等等。每个局部研究的很清晰，但在总体方面有一些问题。

　　东方的思维方式是归纳型的，举一反三等等，而西方是演绎型的。东方思维方式是思辨型的，而西方是逻辑型的，基于数据进行思考，而东方不一样，更多的是思辨、体悟。如果西方更多强调的是知性和理性的话，那么东方更多的是强调悟性、灵性、天性，更多的是靠直觉，靠洞察力、靠悟性，靠潜意识，甚至靠第六感官。如果说理性、知性还是可学可教的话，那么悟性、灵性、洞察力，说的俗一点，不可教也不科学，靠悟，靠修炼，所谓悟道是要悟。西方思维模式是定量的，尽量拿数据说话，在制定目标的时候一定会告诉你，这个指标要定量、量化。而东方更多的是从事物的性上加以判断，去定性。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事件，法轮功组织是邪教组织，这就叫定性。西方思维模式是线性的，直来直去，而东方思维模式是非线性的。西方可能更擅长解决一些结构化的问题，结构化、标准化、流程化、规范化，这是西方非常擅长的，而东方人可能更擅长做非结构化的问题，很难结构化。由此引发下面的话，在处理巨型事和物的时候，西方人不乏智慧，而对于人这个事件最复杂的对象的时候，可能东方人的智慧显得更灵光一些。

　　西方尊崇的是规则，而东方人也讲规则，不过起码加个字叫潜规则。规则最大得好处是透明，可执行，可预期，可控。而潜规则水很深，很多时候要付出高昂的代价。一叶以蔽之，从老科学的角度来讲，可能西方人更多的是用左脑进行思维，而东方人更多是用右脑进行思维，因为左脑分工是管线性问题，而右脑管的更多是非结构化的、模糊的、突变的、不联系的东西。西方文化叫摇头文化，而东方文化是点头文化，西方最典型的发问方式是为什么不？而东方人典型的方式是为什么？当东方人说为什么的时候，实际上这个人提出的问题的判断潜意识里是认可的，只不过通过问为什么的方式进一步求证讨一个说法。我们古代的时候书的排版是竖排的，当我们看到竖排书的时候是从上到下，而西方印刷的都是横排的，从左到右是摇头的。西方的科学精神里面最宝贵的一点是批判性。

　　东方崇尚圆，柔性的，强调的是灵活性，凡事要变通，于人方便于己方便，不是铁板一块，大丈夫能屈能伸，这就叫圆，东方人比较擅长这个道。而西方人更崇尚这个术，技术、学术，或者更广义地说这里的术就是所谓的专业执行能力，或者是把事情做的更好的一整套方法，在我看来是术，正确的做正确的事情。比如说我们的六西格玛、平衡计分卡、价值链分析等等，都是怎么把事情做的更好的一整套的方法，流程方面、管理方面非常擅长。这就是为什么在众多商学院里面，西方教材，尤其是美国教材一统天下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而东方人崇尚的是道，什么是道？道可道，非常道，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道是以一生二，而生三，三生万物。你非要问我什么叫道，我不妨勉为其难说一下什么叫道。道是存在的终极，是一时的极致，是天人合一，是最高境界，这就是我心目里面的道。白说，更糊涂，对不对？东方人比较崇尚把方法变成方法论，把经验上升为概念，上升为理念，这就是道。我们平时常常说求真务实，其实细细想很有味道的，西方人求真，东方人务实，怎么解释这两个词？所谓求真在我看就是学以致知，务实在我看来就是学以致用。西方思维里有一种难能可贵的思维品质，就是打破沙锅问到底，绝不善罢甘休，为学问而学问，凭着自己的真兴趣，凭着爱好探究事物的本原，求真讨说法。而东方人比较强调的是务实，讲效益。这个事情能变成钱，能产生效应，否则就白说，白做。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用要讲效用。由于仅仅在用这么一个层面上，使我们思维深刻性就打了折扣。

　　西方人判断的时候是基于客观事实，具有客观性，而东方人更多的是基于价值，是一个价值判断。国立最近一直有个争论不休的话题就是效率和公平的问题，我们讲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其实我觉得是一个伪命题。因为在我看来，效率是一个事实判断，性价比，投入产出的关系，它是一个事实判断，是个客观的东西。而公平的问题在我看来是一个价值判断，是个具有强烈主观色彩，具有偏好的东西，是一个价值判断，非要把这两者硬扯到一块说就说不清楚。

　　东方人讲旋律，而西方人讲节奏，要弘扬主旋律，唱响时代的最强音。我们刚开完全国科技大会，要花十五年时间把中国建设成为创新型的国家，现在的自创新就成为我们民族我们国家的主旋律。中国音乐旋律非常优美，高山流水，非常悦耳、抒情，而西方摇滚乐等等这些东西，强调的是节奏的问题。东方人强调的是等级，对一个人的判断可能是根据他的身份、地位、出身、权威性，而西方人是团体趋向，对一个人认可不认可，更多不是你的身份，不是你的头衔，也不是你的家族，是不是出身豪门，有高贵的血统，而是看你的业绩来说话。林肯总统为什么受到那么重的爱戴？他出身寒门，靠自己的个人努力和奋斗才有这样的地位，所以让人肃然起敬。东方人崇尚的是自然性，强调天人合一。老子有一句话，人乏地地乏地，天乏道道乏自然，向大自然学习，天人合一，而西方人比较敬神信。漫长的黑实际，就是由神性压制了人性，神权压制了人权。文艺复兴从这里走出来，迄今为止整个社会里宗教的问题，神的问题在人们社会生活当中还是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就中世纪而言，有两件事情值得一提，一个是法律，一个是宗教，迄今为止，对整个西方系统发生深刻的影响。

　　要说文化就更有趣了，我们可以简单地说，西方文化是桥牌文化，是象棋文化，而东方的文化是围棋文化、麻将文化。美国人打桥牌强调的是强强联合，日本人下围棋强调的是一致对外，中国打麻将崇尚的是自摸。看住上家，防住下家，自己和不了牌，也休想让别人和。所以有的时候叫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从文化里面可以打下强烈的影子。

　　因为时间的关系，关于东西方文化解读或者跨文化冲突暂时说到这里。最后再举个简单的例子，三个字“情”、“理”、“法”。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地区，它们的排序是不一样的。如果让美国人对情、理、法三件事情排序的话，美国会把法律排第一位，理排第二位，而情排第三位。如果让一个德国人回答这个问题，他的排序显然发生了变化，德国人热耳曼民族是一个非常崇尚理性精神的民族，所以一定是把理排在第一位，法第二位，情第三位。如果让中国人排序，一定会把情排在第一位，其次是理，第三才是法。这不存在对和不对的问题，这就是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跨文化冲突。

　　东西方在沟通习惯方面不一样，在对待协议态度方面也不一样，东西方员工心目里的好领导，理想的领导、上司也是不一样的，反过来，领导心目里面的下属、好员工在东西方文化里面评价的标准，指标体系也是不一样的。激励员工的方式也有很大的差别，在全球60种文化里面，最受欢迎、最不受欢迎和最最多的领导风格。我们看左边这一列，全球大家都喜欢的，是有共识的，放之四海而皆准，有可靠、灵活、动机的激发、聪明、决断、可信赖等等，团队精神，不管是东方世界还是西方世界，大家都很崇尚，很认可，都很在乎。但是都讨厌的不合作、喜怒无常、自私自利、粗鲁、独裁、自我为中心，这是大家刻意要回避的问题。而最右边的这列是很有争议性的，你说这个服从究竟是好还是不好？向你的上司挑战对还是不对？又比如说圆滑的问题怎么看，我本人是学数学出身的，一个人比较圆滑究竟怎么看，也不能一概而论。关于敏感的问题、固执的问题等等，可能跟这个阶段，跟具体的情景，跟文化都有很大的联系。

　　刚才说了一下在东西两方冲突的情况，这种冲突我们觉得是必然的，挑战是巨大的，原因就在于今天的经济已经是一个全球化的经济，也是一个一体化的经济，是一个集成化、虚拟化的经济。另一方面，我们的价值趋向，我们的劳动力，我们的领导团队又在多元化，整个地球变成一个地球村，村民们要在一块过日子、打交道，开放的世界必然需要国际化的团队，而国际化的团队必然诞生跨文化的冲突。所以这里特别强调挑战的客观性和巨大性。如何应对这种挑战呢？解决之道是什么？首先应该是提高跨文化的意识，如果以前不理不睬的话，今天必须要去面对，你别无选择。第二要正确认知、理解、尊重跨文化的差异性。以前我们讨厌差异，需要万众一心，需要千人一面，需要异口同声，这既不可能也没有必要。正因为差异性，才导致丰富性，由丰富性才导致多样性，整个社会才生生不息，才有活力，而且由于差异性的存在才导致了张力，张力导致动力。所以差异不是件坏事，不是讨厌差异，也不是消极被动应付这种差异性，而是去拥抱这种差异，尊重这种差异，用好放大这种差异的效用。第三要增强跨文化领导的责任。

　　第四第五分别是强化沟通和互动，招聘和选拔胜任跨文化的领导者，另外通过教育培训方式提高跨文化方面的素质、能力和技巧。

　　作为今天演讲的最后一个话题，我想说说关于我们商学院的使命。早在上个世纪末的时候，具有大师美誉的德鲁克讲过一句话，21世纪有两类经理人，一类是具有全球视野的经理人，一类是下岗的经理人。换句话说，除了全球化就是全球化，舍此别无他途，这是不二法门。如果上个世纪还在讨论要不要国际化的问题的话，那么今天已经不是讨论这个问题了，而是如何全球化的问题，如何使我们的经理人，我们的学生，我们未来业界的经营翘楚，商界领袖具有全球化的视野，具有跨文化领导力的这样一批人员。所以我们应该在培养的理念和培养的措施方面有所作为，原本也可以大有作为。

　　关于理念有几点值得强调。第一个就是通过多样性而产生丰富性，这是西方的表达，东方有类似的说法，叫和而不同。当提到中国文化的时候提到儒家文化，也会提到孔子、老子，有个我更愿意提就是晏子就是和而不同。我们应该用世界的眼光看中国，而不是用中国的眼光看世界。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我们应该有全球观，具有中国心，具有专业能力，具有本土功夫。我们影响要去培养、锻造这样一批人才。

　　具体怎么做？第一个课程体系，我们课程体系的设置，教学理念、教学大纲应该充分体现国际化、全球化。第二雄厚的一流师资，当然包括国际化理念。第三学生的多元化，以后要考察一个一流商学院，可能很重要的指标就是在学生里面有多少非本土的学生，多少来自北美，来自澳洲，来自南非，这个比例是很重要的参照。第四个方面就是优秀的管理团队。当我们谈一个一流商学院的时候，我们觉得应该是四个一流，一流的课程体系，一流的师资，一流的学生和一流的管理，优秀的管理团队就是四个一流当中的一个。第五点是非常重要的措施就是国际认证，交大的安泰管理学院在这方面不遗余力，已经正式通过AACSB和EFMD的会员资格，正在申请这个认证，争取花三到五年的时间能够至少通过其中一项认证。我们强调多项学习，如果25年前我们还不懂得，不知道不善于向西方学习的话，那是我们的无知，可是如果25年以后我们仍然一味、单向向西方学习就是我们的无能。我们今天到了这么一个时候了，这种学习应该是双向的，在平等的基础上大家进行交流，我们没有必要仰视别人，也没有必要忘记自我，而是平等交流，平等研究，平等学习。

　　中华民族上下五千年，具有非常宝贵的灿烂文化底蕴，我们可以吸取更多的养分。以前是西学东渐，今天我们已经注意到这个现象，就是东学西渐，整体天人合一的综合的考虑问题，和而不同的思维模式，显然对西方世界在发生影响。都说21世纪是亚太的世纪，是东方的世纪，大家听听也是很值得体味的一句话。另外在学习的时候，凡是他民族，别的国家的地区优秀的东西都要去学，绝不排斥，绝不拒绝，我们更多的学习美国人的创新精神，学习德国人的敬业精神，学习日本人的团队精神，学习韩国人死为人后，永不言败不服输的精神，在我们看来都是非常值得学习的精神。

　　除此之外，充分把本民族宝贵的财富淋漓尽致发挥出来。最近我在研究道德、宪政、权利方面问题的时候发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当我们谈道德的时候，如果你把老子的道德经和哈耶克的作品读一读的时候，发现这些真的是英雄所见略同。所以我说学习一定是全方位的。

　　今天演讲到此为止，谢谢大家。

　　王方华：谢谢徐飞教授，刚才他给我们展示了一幅关于文化冲突和跨文化如何营造以及商学院的使命，非常精彩。

　　今天跨文化领导力的讨论，其实给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全球商学院院长们提出了一个共同的问题，如何去面对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文化冲突，文化冲突是客观的，而跨文化领导力的任务也是必然的，我们要寻找一条道路出来，来跨越文化中的冲突，而走向共同的能力解决实际问题的途径。

　　安泰经济管理学院在过去几年里，我们在国际化方面做了很多的努力，在座有我很多好朋友，来自美国USC的教授，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来自法国的教授等等，安泰管理学校在过去几年里跟很多美国、欧洲、亚洲的学校建立了很多联系，我们的目的就是通过国际化的合作寻找到一条跨文化的交流，来培养跨文化的领导。

　　今天安泰经济管理学院正式开始了向国际商学院组织认证的工作，这项工作其实背后过程比结果更重要，因为在认证的过程里面我们将去寻找国际商学院共同遵守的那些准则，而把中国的商学院按照国际的标准去努力提高我们跨文化的意识。结果是我们共同要去追求的，我们希望能够成为一个得到AACSB认证，我们正在努力进行亚太商学院联合组织，我们相信这些努力共同的目标就是培养人才。在安泰管理学院里面我们有国际EMBA，其中一半以上的学生来自于世界各地，我们安泰管理学院每年将会有一百多个世界各地的教授到我们这边来上课，中国有家媒体把安泰管理学院称为小联合国，因为里面有十几个国家的人在这里共同生活。尽管我们在国际化方面还做的不够，但是我们在努力。

　　今天我们所成立的安泰经济管理学院，我们下面分别有经济学院和管理学院，我们希望通过发展经济学院来支持管理学院能够达到更高的水平，能够实现我们的管理学院国际化和成为世界一流的商学院。我们通过管理学院支持经济学院的发展，因为管理学院有钱，昨天我们谢校长说，管理学院的院长是最有钱的。所以我们希望通过管理学院的努力来支持经济学科的发展，而经济学科的发展对中国经济非常重要，对上海成为国际化大都市也非常重要。

　　所以通过这样的努力，希望能够在跨文化领导力的培养上，在东西方管理思想的交融上面作出我们安泰经济管理学院的努力。

　　今天上午的论坛主要议题到这里。下午会有四个主题，一个是关于商学院的认证，我们请来了世界四大商学院认证机构的主席给大家介绍。有东西方管理思想的融合，今天在座的有很多是专家，请你们共同探讨有关东西方管理思想中如何去培养跨文化的领导者。我们还有中国商学院国际化合作的问题，中国商学院应该摆下认真学习、虚心学习的架子。同时也欢迎各位来自于世界各地的商学院院长，介绍你们合作办学的经验。第四个专题是跨文化领导力，今天在座的有一些企业的领导人，媒体的领导人，可以对于如何在跨文化领导力的培养上进行讨论。我相信下午的议题将会给大家更多的启发。尽管我们整个论坛时间只有短短一天，我相信在这一天里大家都会有所收获。

　　我的主持任务，在各位发言者非常出色的演讲下完成了我的主持，谢谢各位。

　　主持人：非常感谢大家，在大家离开之前我想跟大家说一下，有VIP卡的人可以到北楼俱乐部，其余的人在二楼咖啡厅吃饭。谢谢。

　　时间：2006年3月29日PM

　　主题：2006全球商学院院长论坛——东西方管理思想的融合

　　地点：上海交大安泰管理学院

　　武常歧：大家下午好，我亲爱的各位院长们、同事们、先生们、女士们，非常欢迎大家来到这个很特殊的地方，上海管理学院论坛，这是安泰管理学院成立十周年，我名字叫做武常歧，我是中国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副院长。

　　光华大学以及安泰管理学院有一些共同的特征，我们是上百个管理学院当中两所具有赞助者名字的学院。光华学院是来自于光华基金，它给我们一千万美元赞助。安泰管理学院其实情况也很相似，在90年代的时候得到了赞助商的命名。

　　我们都是中国两所很重要的管理学院，受到西方的重视。这两所学院都非常努力的想让我们跻身到中国一流管理学院的名列。之后，我们会做一些简要的关于光华学元的介绍，非常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光华学元。

　　今天跟我一起主持这个论坛的是瑞典斯德哥尔摩经济学院院长Lars Bergman教授，我们今天的主题是东西方管理思想的融合。会议开始前，我们要感谢此次会议的组织者，这是非常重要的时刻，现在我把会议让给我共同的主持者。

　　Lars Bergman：首先允许我欢迎大家来这个会场，这个主题是东西方管理思想的融合。我共同的主持者也是来自于非常知名的学校，我会花一到三分钟的时间先介绍一下自己和我的学校。我是经济学的教授，我在我的学院已经待了两年半的时间，我的研究范围跟能量环境方面非常相关。另外我主要研究欧洲的电力市场，因为我之后成为了这个学院的院长，所以没有花很多的时间在上面研究。

　　斯德哥尔摩经济学院是成立于1909年，得到了斯德哥尔摩市政府的大力支持，它是一个私立学院，至今仍然是一个私立学院。很长时间以来，这个学院一直都是瑞典唯一的一个私立学院。目前我们有三个分校，一个在斯德哥尔摩，在这个市中心，另外还有一个分校，主要是给大学生的，另外还有一个分校在俄罗斯。这个分校我们进行了一些MBA课程，这三个分校互相之间有网络的联系。我们的学院在研究方面有很强的研究实力，我们在国际经济学方面实力很强。

　　事实上我前一任院长在国际贸易学研究方面是非常著名的。我们的学院虽然说并不大，但是知名度却很高，所以我们有很好的生源，同时我们也想说可以有更多的跟中国学校有交流学生的项目进行。因为在进行国际策略研究，所以我们希望能够更多的吸纳外国留学生，现在仍然把话语权交给我的同事。

　　武常歧：

　　看一下我们今天的主题，东西方管理思想的融合。这是此次论坛的主题，这个论坛是整个会议的主要论坛。

　　今天上午我们倾听了徐飞教授的演讲，在他的演讲当中他比较了东西方的思想的不同，行为的不同，但是他是作为一个商学院的院长的这种不同，以及这种不同所带来的影响会怎么样关系到我们在商学院当中的教育。

　　在东西方的教育当中，对于彼此文化的影响都越来越有更多的关注，管理学理论，徐飞教授今天早上也提到，管理学理论也越来越受到东方文化的影响，比如说日本的管理操作。也提到了一些关于中国在管理学方面的思考。目前这其实是一种趋势，西方的管理学理论，应该吸纳一些东方关于人性方面的因素，而东方管理学理论应该吸收一些西方的思考。这是一种不可避免的趋势。

　　在我们比较两者不同的时候，我们也要思考如何能够发挥两者之间所有的一些相似之处和共同之处。这种思考和讨论其实已经开始了，今天下午我们会很有幸的倾听一些主要的演讲者的演讲。我现在把话语权给我的共同主持。

　　Lars Bergman：非常谢谢，在开始各个演讲之前，我先介绍一下各位演讲者。从左边开始第一位是Robert Plante教授，他是来自于美国普渡大学克兰纳特商学院高级副院长。另外一位是Andrew R.Lock教授，来自于英国利兹大学商学院院长。下一位是澳大利亚昆士兰科技大学商学院院长Peter Little教授。下一位是拉丁美洲的教授，是秘鲁太平洋大学经济与会计学院院长Pedro P.Franco教授。最后是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Richard lvey商学院亚洲分院院长Kathleen Slaughte教授。

　　这些是我们今天下午的演讲者，首先让我们有请美国普渡大学的Robert Plante教授。

　　Robert Plante：下午好，尊敬的朋友们和同事们，很高兴能够在这里，这是我第二次来到中国，去年我到中国的时候，我还是这个学校的一个系领导。在中国有很多不同的经历，时间的选择是相当特别的，因此我希望能够让我的演讲非常有趣，也比较简短。首先我表示一下道歉，其实我讲的不是关于东西方领导的融合问题，而是一个关于商学院管理的讨论。我的话题相对来说是和东西方商业教育的融合问题。

　　我想问一个问题，首先我们都是一些学术人士吗？我们做了些什么证明我们是专业人士？我想我们有一些共同的特点，就是我们想提供最好教育给我们的学生，想把他们培养成最好的管理人士。为了这个目的，我们有两件事情要做，第一件就是要给我们学生提供高质量的教育，第二件就是我们要拓展他们的教育机会。为了追求这两个目的，我们在这里和在座的各位分享你们的经验。

　　我想和你们分享一下我们学校的管理经验。如果理解我们做些什么，这是一个非常有益的构建过程。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我想跟你们分享一下拓展我们的羽翼。

　　去年和今年我们都被华尔街杂志列为第一名，我们的学生是我们的顾客，我们的顾客很满意我们的学生，这就是因为我们的学生对他们公司所作出的贡献。当我们被提及的时候，我们正在首次拓展对亚洲的事业。为什么我们要开始亚洲的事务呢？因为我们的学生要求我们这么做。

　　这里有一些快速增长学校的势力，然后是我们的国际计划，还有一些国际性的模式，全球性的模式。去年我已经听到有关于这种模式的构建了，我们要探讨一下我们的经验，为什么获得成功，还有一些未来可行的发展。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张图片，我们是从经济系开始的，现在 我们有一个管理学院，我们是1970年代的时候从一个工业学院发展起来的，最初我们是一个工业管理系，这是我们的第一年。我们今天还有这个专业，但是它有一定的改变，我会在下面的谈话当中讲到。我们很快的增长，大概14年的时间内看到了员工的增长，学生能力的提高，还有基础建设质量的提高，我们还希望能够进一步拓展这些领域。

　　那时候我们的院长参观了欧洲，然后就开始了我们的国际项目，那时候也是因为我们的学生，我们的顾客要求我们这样做。在五年之内，我们的国际合作项目开始开拓了，后来我们就在法国开始了ACP的课程，在德国开展了MBA的课程，后来我们又到匈牙利进行合作高管课程，我们的学生在这些地方都有居住学习，他们还会获得合作方的学位。

　　四年之后，我们有一个硕士学位的课程，工商管理学硕士在汉诺威，这是我们一个重大计划，后面我会谈到。再过了五年之后，我们又开始了坚强的联系，这是在亚洲。在2005年的时候，你可以看到我们展现给你的是一个全球计划的改变，我们在亚洲开设了一系列的计划，以后我还会谈到。

　　去年和未来计划，我们希望在拉丁美洲有着更多的合作计划，同样还是因为我们的学生要求我们这样做，为了加深学生的教育机会和拓展他们的视野，这就是我们要做的事情。

　　我们这里有3000多名学生，我们的本科教育有高干课程、研究生课程、博士学位课程等等。而且我们在欧洲还有一个国际合作项目，这就是德国国际管理学院，在那里我们有大约50名学生。

　　我必须得说，当我们谈到东西方融合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先谈谈自己的情况，我们一定要谈谈我们自己的员工情况。现在我们有很多的员工来自于亚洲，普渡大学是美国最好的学校之一，这是因为我们有大量的国际性学生，我们有35%的本科生是国际学生，所以我们的融合是必须一提的。

　　在我们的14年的奋斗当中，特别是前两年我们获得了很多认可，我们看一下这些排名。我们有一个很坚强的背景，我们希望能够使它更加坚强。我们一些国际合作项目，我们在去年访问台湾的时候开始的，我们和浙江大学有协议，要有一个管理学的研究中心，我们会有访问学者还有其他的一些项目。和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开展了一些海外学习计划，我们会把清华大学很多的MBA学生送到海外去学习。我们还有一个全球供货网络，在中国、印度，我们和印度的商业学院合作。我们现在即将会成为一个全球供货商的协作，我们另一个计划，正像我提到的欧洲平台在汉诺威，我们有一个独特的高管课程和国际管理硕士课程，我一会儿会更多谈到这个话题。克兰纳特的海外学习计划涵盖了伦敦、马德里等等。

　　我们有一些全球模式，我们有很多的现有模式，首先我们在欧洲有四个合作伙伴，我们的目标是中层管理人员，有三个模块，每个模块包括四个课程，每个模块要求两周的住宿学时，可以住宿在合作方的地区，可以获得普渡大学的学位，还可能从合作方的学校得到一个其他的学位。

　　我们要谈谈德国国际管理学院。这是和一个德国的基金合作的，这是由政府资助的，我们在德国有一年的MBA课程，我们在德国开设的课程和在普渡开设的课程是一样的，学生可以两个学校之间进行交换，会给他们更多的国际性体验。

　　我们在汉诺威德国有一年的学习，学生可以得到工商管理硕士或者工业管理硕士的学位，这些学生都会由我们学校克兰纳特学院的教师执教，他们很喜欢他们的学习经历。我们还有一些可能在德国和克兰纳特之间进行交流的项目。

　　我们看一下全球的模式。在欧洲我们有很多合作伙伴，这是一个很好的东西融合的方法。我们的国际管理硕士学位，我们和欧洲、亚洲的学校都有合作，他们还是会得到普渡大学的学位和合作方的学位。我们来谈一下工商管理硕士的全球学位，如果在亚洲也开设这样的课程就完全是一个全球性的课程了，他们要在德国或者亚洲有整学期的学习。

　　我们有各种各样的学习计划，我在这个学校已经待了23年了，我们有一个所谓的3＋2课程，提供给我们聪慧的学生和管理学学生，让他们在五年之内可以获得普渡大学的硕士学位，MBA学位。我们过去五年做的就是在我们的工业工程和机械工程学校，给他们一个3＋2的学位，他们希望获得的就是一个机会，能够吸引最好的学生到他们的学习计划当中去。因此学生在这种计划当中可以有三年的工业设计的经历，有两年MBA课程学习，他们应该是管理方向的。

　　我们和我们的工程管理方面进行合作，我们可以和其他学校进行协作，并不仅仅是和商学院进行合作，还有一些科学院之类的，这是一种可行的方法。

　　另一种可能的方法就是目前普渡大学药学院正在采用的，这里我们正有一个所谓4＋1课程，一年的MSA课程，在这个课程当中有四年的时间是在合作方的学校进行本科教育的。目前普渡的药学院正在进行这种课程，他们可以有工业管理或者工商管理，还有可能到德国去，这些学位将在五年之内获得。

　　出去你喜欢的话，你可以进一步的发展，这种项目是我们考虑到是不是可以利用在亚洲的合作当中，我们把它们当做是我们的机会，也许是我们可以提供给你们的，这就是我们说过的要深化我们学生的教育机会，拓展他们的视野，我们现在指的是普渡的学生。

　　John Cotton Dana曾经说过教育的重要性，那些敢于教授的人是永远不会停止学习的，我们敢于教授，所以我们在这里学习，谢谢大家。

　　Lars Bergman：非常感谢，我想你给了我们很多有趣的例子。我们有时间提问、回答，目前我们先进行演讲者的精彩演讲，来自于英国利兹大学商学院的Andrew R.Lock教授。

　　Andrew R.Lock：首先祝贺上海交通大学十周年校庆，能够组织这样精彩的论坛。我不会过多讲关于我自己的事情，利兹大学是英国具有非常强的研究实力的大学。我们有从本科生一直到博士后的学位，我的题目是要创造协同效应。

　　在商学院当中联系亚洲研究，我们的学生来自于60多个国家，有相当一部分是来自于亚洲。我们在座的是跟一些学生将来工作学习的环境是非常相关的，利兹作为一个国际商学院历史并不长，我们在80年代的时候，还没有开始这一项教育，是90年代才开始的。之后我们又开始在这方面进行一些投资，之后会再继续来陈述这方面的事情。在英国利兹大学教很多英国学生关于中国的问题，所以如果我们不发展这方面课题的话，那是不明智的。所以我们学院准备善加利用整个大学的优势，开展我们在这方面的课题。

　　我们利兹大学想说给自己开一个新的研究方向，我所要讲的第一个部分，是我们建立了一个中国贸易以及发展的研究中心，这是英国政府资助的一个计划，在五年时间里面一共投资了75万英镑。我们有一个CIBUL是中国贸易以及发展的中心，具有世界的知名度，在教学、国际贸易、研究方面都非常知名。另外我们还有一个东亚研究的部分，这是在欧洲研究中国的一个中心。我们还有博士后的培训、研究以及高级管理人员的培训项目。

　　我先列举一下我们一些博士后培训的课题。首先是有一个专门研究中国的硕士学位，另外一个是研究中国以及贸易的硕士学位，之后是中国贸易以及亚太地区的硕士学位，有点类似于MBA，之后有一个MBA中国贸易管理等等。

　　因为得到政府的投资，所以建立了不少的教学大楼，为学生提供一个良好的学习环境。利兹大学不仅仅是从事中国方面的研究，还是全英国四个能够研究蒙古的大学之一，我们还在研究日本等等，也研究印度尼西亚、泰国以及其他的一些亚洲国家，比如说越南，关于他们的生活以及社会状况。

　　另外我们的一个研究兴趣在于中国当代社会以及经济的变化、发展，而不仅仅是在文化和历史方面。中国的经济发展吸引了很多的外国直接投资，在中国知识产权的保护、中国企业的国际化、技术转让、知识管理、电子通信以及市场开放等等，都是一些非常热门的话题。

　　在东亚研究中心，利兹大学研究的课题是人口政策、人口迁移、乡村管理，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牵涉到的不仅仅是有关于文化的，而是社会当中的很多方面。

　　我之前提到了利兹大学一些其他亚洲国家的研究，在2006年我们又开始建立了关于印度的研究中心，所以我们有一个非常强的关于亚洲的研究中心，可能这是在英国伦敦以外最强的研究中心了。因为英国政府已经意识到中国和印度是一个具有很大潜力的发展中国家，所以有很多的政府基金提供给我们进行研究。因此我们在计划发展研究在商企业当中一些技术转让的问题。

　　我们商学院的一些优势，今年金融时报将我们列为欧洲MBA课程当中排名第三，这是一个非常不错的成绩了。而且我们排名这个是在牛津大学之上，因为牛津大学只是排名第四而已。之后有一篇文章，命名为《国际商业研究》一个学校的排名，这个文章将利兹列为主要的国际贸易教学当中排名中第一个。

　　刚才提到我们学生当中来自于60多个国家，我们的教师来自于21个国家，不仅仅是英国，而且还有来自中国的教师。关于外国直接投资的问题我一会儿再讲，因为大家都很熟悉了。

　　一个新的课题，是中国对于其他国家的直接投资。在2001年有69亿美元的中国对外投资，今年在伦敦就有来自于中国政府的一些代表，对于伦敦的一些投资环境进行调查，在电子通信方面，联想兼并了IBM的PC贸易，上汽也跟菲亚特等进行了合作、兼并。

　　所以为什么中国对于利兹大学来说是很重要的呢？我们刚才说过中国非常悠久的历史，是一个非常不错的市场，我们有很多学生从事这方面的研究，我们毕业之后的学院在英国以及在其他的地方从事跟中国的贸易。我们如何来加强对于亚洲的研究，如何能够帮助我们的国际学生，特别是亚洲学生理解自己的市场，以及我们如何来帮助我们自己的英国学生，帮他们更好的理解目前市场的状况，以及在东亚的一些经济发展的情况。

　　对于我们商学院来说，我将这个新的研究放在第一位，对于中国和印度这两个非常重要的国家，他们非常具有竞争力，所以对他们的研究也日益加重。

　　大家可以看到我列在首位的是我们跟宾夕法尼亚的罗顿学院，它属于沃顿学院，罗顿学院对我来说一直都是非常有趣的例子。在英国有一个研究中心，是对亚洲、欧洲比较方面的课题。我没有举亚洲学院的例子，亚洲学院和欧洲学院之间的一些合作正在日益增加，这边的会议就是一个例子。我们双方的学者也越来越多的接触到彼此市场的贸易机会。非常感谢。

　　武常歧：谢谢Andrew R.Lock教授。事实上我们听到了Andrew R.Lock教授的演说，他给了我们一些很好的例子，就是一个校长如何推动他们的主动性，下一条信息我们想和大家共享，他推动了和光华学校的国际会议，我们将要组织一个今年的年会。其实去年在斯德哥尔摩有了这样一次会议，今年在北京大学要主办这样一个国际商业论坛，大概有一百多论文，预期会有上千名的学者来参加这个会议，可能在座的一些同行也会参加这个会议。

　　现在我们欢迎下一位演讲者Peter Little教授，他是澳大利亚昆士兰科技大学商学院院长。

　　Peter Little：感谢大家，感谢我们的同僚介绍我，这是一个很荣幸的机会，能够站在这里有这样一个名声。我想说的已经都被说过了，但是也许我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些澳大利亚的情况。在商业领域当中，我们知道澳大利亚有非常大的商学院，有很多的学生，大概有20%的学生都是海外学生，其中大多数都是来自亚洲的，我们有很大的亚洲影响力，有大量的澳大利亚的留学生都是来自于亚洲的，所以我们要吸引更多的亚洲学生。

　　为什么我们对教学大纲如此感兴趣，特别是对跨文化领域。澳大利亚是国际影响力不是很大的国家，但是经济方面在亚洲影响力是很重要的。我是来利兹本的，这里的人并不是很多，所以可能重要性不是很强，但是这里有很出色的商学院，我们学生希望能在全球工作。澳大利亚人喜欢旅游，我们到世界各地观光，他们不仅仅是在工作当中混一混，而是想做到很好。因此对我们来说，作为商学院，在一个比较小的国家的商学院如何面对这些挑战，我们的策略是怎样的呢？要成为一个国际化的商学院，我们在我们自己的城市有一个相当好的名声，在科技研究方面。但是我们的学生都很清楚他们想要有个全球性的领导力，我们必须应对这样的挑战。所以我们一定要获得全球的认可。

　　我们这里主要有三项商学院认证，并不仅仅是为了我们自己，而是我们发展管理学的历程和挑战。我们希望有一个全球的使命感，我们要和全球研究机构、大学合作，更好的理解我们的合作伙伴，然后给我们学生更多全球的氛围。对我们来说这是一个绝对挑战，这个挑战来自于我们的教学大纲，所以我想强化一下我们今天要作出的评价。

　　如果我是一个任何领域专家的话，我不是一个专家，我比较感兴趣的就是公司管理，如何有一个好的合作性的管理，我们称之为领导力。我们商学院的挑战，我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些挑战。

　　很多人说领导力的教育是在西方商学院当中提供的，一般都是受制于西方市场模式的，我们想要改变一些东西，这就是我们商学院的大纲通常都受制于西方的市场模式，并不是非常有效的领导力的教育，没有考虑到历史文化和文化背景的影响。但是我们有一个很好的机会完成这件事情。因此我相信作为我个人兴趣来说，作为一个现代化的商学院，我们要培养全球视野的领导人才，我们一定要关注各个层面的合作。

　　有一个问题，商学院可以培训领导吗？有人说领导是天生的，也有人说最重要的领导力培训是来自于公司的，但是我认为如果你参加商学院这样课程的话，就像我们现在正在做的事情，你就可以承担更多的职务。所以我想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机会，迎接这样的挑战，对于工商领导来说，使他们的员工具有国际领导力，他们能够解决现实生活当中的真实问题。可能你们已经读过这篇文章，这是令人印象深刻的文章，发表在最近一期的管理学学术杂志上面，包含了一些发现的结果，那是非常细致的全球领域的研究，关于跨文化领导力的特征。这项研究是非常有说服力的，引起了我们的注意。

　　如果我们缺乏能力的话，很多跨文化领导力的工作我们就无法承担。可能85%以上的财富五百强企业说他们缺乏具有某种技能的全球领导人才，我们讲到领导力培养的时候我们并不是在讨论最高层的CEO，我们是在谈论中层领导人，我们谈论的是那些体现出一定领导力的人。我们要考虑一下基础设施的问题，这是全世界都普遍存在的问题，比如说集成、

　　我们知道一些驱动因素，比如说全球化，保险市场的全球化，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驱动因素。以中国为例，一个重要的驱动力就是加入世贸组织。

　　全球引起了我们的注意，尤其是关注如何去教育全球性的领导，一定要非常具体，帮助他们很好的理解不同的环境当中如何行事，要尊重不同的文化，要对跨文化的交流的重要性有足够的认识。更重要的是在一定的背景之下训练人们，让他们有一个全球性的思维和一个地方性的行为。我们的挑战就是在大纲当中要包括很多的实例研究应对更多的挑战。

　　这项研究是在全球范围内展开的，参与的研究者包括各国的人士，标明了九种所谓的文化现象，我想这是非常有用的。这些研究和这些因素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整合基础，使我们能够更好的研究跨文化领导力的构建。

　　我们这些商学院能够在管理教育当中承担一定的责任吗？我们有着很好的实践，有很多的课程提高领导力。比如说壳牌石油公司他们就有一个计划，这是在中国执行的，这项计划给中国具有高度潜力的员工，有一些成为领导的潜质，被派到中国或者全世界范围内担当职务，给这些高度潜能的员工们一个非常好的海外发展机会，这些机会也可以把海外的人带到中国来，可以一定程度上促进跨文化的交流。

　　我们的商学院也加入到国际合作的进程当中去，我们有很多管理课程、金融课程，我们在这样一种合作当中，就像壳牌石油公司有的一样，很多国际公司都会让他们不同员工去理解商业问题、策略问题、交流问题、环境问题等等，也许他们会在同一间办公室工作。

　　当然在商学院当中我们有一些做的很好的领域，比如说我们的交流在很多情况下，我们的外语教学可能是很好的，我们有着很好的教学策略，我们教授学生如何解决问题，如何发展他们的谈判技能，特别是包括跨文化的谈判，而且给他们一定的领导理论的涉猎。我们想强调一点，就是要教授历史和文化，和商业结合起来。

　　在结束的时候，我想说一下在我们MBA教学过程中的一些人，这里有一些资料，真正跨文化教学资料不足，一般都是体现西方思想的。我们一定要记住西方市场的模式很多，但是对于市场合作的研究势力近几年越来越多，比如说管理策略。但是这种模式并不是可以在任何时候照搬到中国的场景之下。我们这里有一些例子可能不完全适用于中国市场，因为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的市场。公司对于市场的控制能力并不强，这种市场模式就不能被照搬到中国市场，这意味着对于领导而言，如果我的商学院教育我们的学生来到中国的市场工作，以某种方式来领导公司和企业，我们要告诉他们有一些其他的视角，做中国市场的领导人必须要具备，特别是如果工作在某个机构当中，这个机构在某些领域当中有一定的地位，我们不能完全照搬西方的教育模式。

　　我说了很多，今天早上大家也谈了很多，我现在只想再提醒大家一点，并不是市场经济提供了各种各样的领导模式，某位教授在他的一本书里说到，是亚历山大大帝的例子，他说到很久以前起码有10-12个教训是我们可以从亚历山大大帝的生活和事例当中学到的，当然这可能对于当前的框架来说是相当适用的，我们可以有这样的历史视角。

　　我还想做一个结论，我要引用一下某位教授的话，在一本书里说到他是一个很著名的中国学者，如果你读了那篇文章，很重要的就是我们今天要了解的一些事例。好的公司管理还有一些机构的管理，不仅基于经济分析、策略分析，还在于对于文化和历史的了解。

　　Lars Bergman：非常感谢，我们现在准备开始提问与回答阶段。首先我想问一下，有没有想问关于前面三位演讲者的问题，欢迎任何人提问。

　　提问：我有一个问题，欧洲国家和亚洲国家开展项目的时候，你觉得有什么不同？

　　Robert Plante：我首先想说，在欧洲有一个很强的关于国际贸易的研究实例，我们有很多的课程，研究关于欧洲以及美洲的。但是我们在跟德国合作伙伴合作的时候，遇到一些关于贸易方面的问题。在管理学方面，我们并不是一直都彼此赞同各自的想法的，因此我们就因为了一些磨合，学生非常喜欢，他们有一些什么需求我们可以满足的，这个项目已经进行了三年了。这个项目我们会花一定的时间去理解，对我们的学生来说，看一下这是否可以是一个机会，对于我们学校来说是否是一个机会能够加深我们在这方面的经验，然后看一下这是不是我们彼此之间可以分享的东西。

　　我们经过三年之后已经可以得到一些经验。今年5月份我们学生会去清华大学，我们可以有10-15个学生参加这个项目。我们这些学生视为是一个机会，之后我们会再去巴黎以及其他的地方。我们会听我们的客户，听我们的学生的反馈，等他们回来之后我们会坐下来跟他们谈一下，知道他们的感觉是怎样的，我们应该怎样加强，我们应该怎样加强我们跟清华大学以及其他学院的关系，这也是一个学习方式。

　　提问：您已经有一些合作计划在以及英国之间，比如说我们和北京大学以及清华大学开展的项目，您是否遇到一些挑战，因为文化的不同遭遇到一些问题？

　　Robert Plante：没有，因为这些学生学的比我们预想当中的要快、要好。我们去年去了清华大学以及浙江大学，还去了一些台湾大学，之后再次来到中国大陆，我的同事又来到上海交通大学，以及清华、北大，在8月份来的，9月份有两个提案，一个是来自于清华，一个来自于北大。北大给大学本科三年级的学生，清华是给MBA的学生，这都是两周的交流项目。

　　学生并不是非常喜欢到别的国家去学习，我们要努力劝服他们，我们一个同事是国际倡议组织的主任，在我们学校里做讲座，教导学生能够通过这样的一些交流项目学到一些什么东西。通过他的讲演，我们现在有40多个学生对这个项目感兴趣，交申请说要去清华、北大学习。我们有很多的相关者告诉我们说我们做的事情是正确的。因此，我们跟这些中国大学都发展了一个非常好的友谊基础，看一下将来是否能够发展的更好。

　　但是我们理解这样的一种友谊建立需要花一点时间的。

　　提问：我是来自于新西兰大学的，20年来我们一直关注不断有很多中国学生到国外学习，今天上午徐飞教授说中国人当中有越来越多的西方人的思想，要将西方以及东方的管理思想进行融合，中国对于外面的投资也逐渐地增多。之前有三个演讲者都提到我们如何帮助我们的学生准备好，能够接受东西方管理思想的融合，西方学生更多了解东方的市场，东方怎样可以做到？

　　Robert Plante：我第一个猜想是我们做的并不够，在我自己的学校，我们提供一系列的课程，这并不是给本科生的，我们有教学说是跨文化的管理，提供一些背景资料，对于MBA的课程，因为学生国籍的问题，我们其实把来自于不同国家的学生组成一组，使每个人能够跟其他的国家学生进行交流。这样一种交流在我们整个MBA课程当中占20%，这其实对于学生来说，是一个挑战，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挑战。因为在选择这个学生构成组的时候，要非常谨慎地进行选择。但是我们在努力，根据他们来自不同的国家谨慎地设计我们相应的课程。

　　Peter Little：在课程方面，我们想要去组织一个一组澳大利亚的学生以及亚洲学生，但是有时候很难说，因为澳大利亚有很多的亚洲人定居，我相信这个课程的结构以及案例的研究，以及彼此之间关系的研究，必须要成为这个课程的一部分。我们在日本、韩国、新加坡、马来西亚等等都有很好的关系基础。在我们课程设计当中，我们可以将这些良好的关系运用到课程当中去做一些案例的研究。

　　Robert Plante：我们作为一个顶级的体验，除非我们是一个全球的组织，才能帮助学生一个学期在北美，一个学期在欧洲，这样的话才可以帮助学生体验这些文化的影响。除非你能够做到这样，否则很难让学生体验这种文化的不同。还是这还有一些成本的问题，比如说美国的项目就非常昂贵，就看我们如何解决这个成本的问题。

　　我们现在能够做的就是一部分课程在欧洲，一部分在亚洲，其实做起来并不容易，但是我们在很努力的实现，为学生提供最好的东西，这是我们目前正在做的。

　　Peter Little：另外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研究，我的商学院在亚洲研究方面有更多的事例，在课程设计方面也有涉及到。

　　提问：我来自于南非，我觉得这对于东西方管理思想的辩论是非常有趣的，在欧洲以及在美国有很多的辩论，MBA课程学员人数越来越少，有很多人应该做PHD课程，我想如果是这样一种融合辩论是否也是在欧洲以及美洲MBA课程受到影响的一个原因？

　　Peter Little：有一定的相关性，如果我们有新的渠道来招聘新的高素质的员工和学生，就会有一些其他的效应。我们可以使人们更好的工作，在国际环境当中更好的工作，我们可以鼓励学生做这些。因此对我们来说这不是短期赚钱的问题，这应该是我们长期的战略问题。

　　Robert Plante：你提出了一个非常敏感的问题，关于在美国和欧洲MBA减员的问题，这是一个大问题。坦率地说，亚洲学校发展很快，特别是就名声和机会而言，因此我们寻求了一个方法，很像亚洲制造业一样，我们可以帮助美国和欧洲改变，我们把更多的机会提供给我们的学生和我们的员工，我们可以从欧洲和美国出发，向外发展。我们需要理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我们需要建立关系、寻求机会，然后我们可以建立更好的MBA课程，就像我们在进行市场营销一样。

　　他们可以和不同的学校合作，这是一个全球性的市场。我想学生们不会做这样的事情，对事情会有发展上的问题的。我们要致力于2025年在亚洲更大的发展，但是我想会带来很好的素质教育。我一再强调的就是要深化和扩大我们学生的机会，我们要找到更好的方法，把这件事情解决掉。

　　Andrew R.Lock：第一个人是关于最高层的教育，不应该是国内的而是国际性的。大多数MBA学院都被认为是远离家乡，特别是美国人，他们需要全球性的经历，在其他地方建立他们的家庭。商学院应该是这群人当中的引领者。我们可以通过维持他的素质来拓展MBA的教育，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因为今年我们利兹大学有了很多其他的证据来证明MBA教育大概在未来十年当中还有很好的机会，更多的学校会参与其中，因此证明我们做的非常好。我在商业行业当中时间也很长了，因此我记得十几年之前的在英国和欧洲、美国都发展的相当好。这是一个很长的历史发展过程。

　　提问：我是来自于剑桥商业学院，对我来说有三个国际性商学院模板，一个就是海外性的教育，对我来说好象大多数美国学校都开始海外的扩张，他们用自己的员工进行教育，到其他的国家去。第二种模式就是一种合作伙伴关系，美国、欧洲学校在亚洲都开展了这样的合作关系，这种关系建立起来之后是非常重要的。第三种模式是我们试图建立的，就是真正的国际化、全球化学校，这样学校里的研究人员都是来自于全球的，应该是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化教学。我们还有一个很长的道路达到这种真正的全球化教学。

　　我们回到这个会议的议题上来，为什么我们试图要融合东西方的管理，是因为一个事实，我们要真正建立一个国际性国际商学院的目的是什么？我们如何教育我们年轻的职业人，怎么样让他们具备更多的跨文化的领导能力？有一个很具体的问题，你认为未来十年当中会不会有越来越多的学校返回到仅仅是本土的学校？

　　Peter Little：对我们来说在一个小国的一个小城市里，我们一定要试图成为一个全球性的商学院，所以我们用了很多不同的手段。比如说我们有大量的访问学者，我们对他们的待遇非常高。学生特别喜欢MBA课程，我们还建立了一系列的研究机构，我们试图控制个体的教职员工的表现，确保我们有一个国际化的教学团队。我们是这样一种模式，因为这是一个非常大数目的国际性的学校，他们是想以此来赚钱的，因此我认为你说的话有点问题，如果我们有自己的策略，有自己的方法和市场，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

　　你知道我们有很多的资源，有很强的国际地位，有很多事情是我们可以做的。

　　Robert Plante：你的问题非常有趣，因为很多层面来说都是这样的，你说到了商学院，这就是我们今天要探讨的问题。但如果你再深一步的话，我们说到商学院其实探讨的是一个全球性的大问题。我知道当我们访问中国和印度之后不久普渡大学就访问了印度和中国，他说校长的重点之一就是要在中国和印度建立一些合作项目，这包括了我们学校所有的学院，比如说工程、管理、科学方面的。我们已经开始了这些计划，现在非常有趣的是我们的校长，当他参观的时候他做了一个演讲，他说他参观了清华、北大，他和清华、北大建立了很好的关系，运用这种关系对他的校长职务是非常重要的。我想所有的大学，所有的商学院都希望有这样一种全球视角，真正巩固自己，不会在几年之内毁掉。

　　我们有越来越多的大学进行了合作项目，所以二十年之内我们会看到很多的学院会建立一些合作伙伴。涉及到教职员工的时候，我们大概十年之内会有来自于中国、日本和德国的教职员工，只要他们觉得他们的研究项目有用，我们都可以给他们这样的机会地这是很有趣的。

　　还有我们一定要有国际性的元素，对于任何商学院来说都是这样的，而且还需要有一些顶级的课程，我们每个人都需要扮演一定的角色，要给 的学生提供比较好的教学经验。

　　我们普渡大学也在寻求方法提供更多的机会。

　　Andrew R.Lock：每个人都主修这个学科我认为不是一个好主意。当你讨论到住校学生的时候很多有趣的事实就是他们可能来自于不同地区，他们可能会面临不同职位的不同机会，因此我想这可能是一个问题。作为一个本土性的学校不向外发展，不会有国际水准的教职员工。另外一个就是专注的问题，没有任何说明可以证明学校通过大扩张可以得到好处。如果我们想继续全球发展的话，商业教育要继续发展有很多的机遇。

　　但是除此之外我想有些人可能真的认为这是一个最需要被强调的问题，目前还没有看到这种现象发生。

　　武常歧：今天下午我们的确听到了三位很出色的演讲者和我们分享了他们的视角和经历，我们还有非常有趣的讨论，探讨了一些非常基本的问题，相关于我们东西方管理思想结合的问题。我和我的主持人都想再加一些自己的评价。

　　我们说到了全球化和合作的驱动，可能对南美有比较大的冲击，所有的大学都开始到中国、亚洲来。另一方面，我们可能会和跨国公司多做接触，他们想快速的进行本土化，把他们的经理人员和员工进行本土化，事实上我们涉及到这种问题的时候，一方面我们消费者需要一定的本土化，但是我们更需要了解本土市场。

　　目前而言我们感觉到的是这些年轻的管理者们，他们似乎了解的更好。对于西方的理论，美国英国出版的书，不管是合法还是不合法的途径，一月之内就可以翻译成汉语，实际上经理人都非常渴望阅读这些书籍。某位教授提出的评语就是我们需要一个坚实的研究理解不断融合的市场正在发生着什么。现在我们只不过是想特别的提供一些努力，来加强一下教学的理论。就像今天早上徐飞教授提到的，这是一个东西方之间鲜明的对照，但是为什么提到了孙子和孔子的时候，我们不能把这些东西带到课堂上，把它们当成一种理论化的东西，这是一种很难教授的知识。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讨论不仅仅是全球性的知识，我们同样还需要一些，就像我们的演讲者说到的，我们需要全球性的视角和地区性的行为。我们需要想一想如何能够达到这种潮流，如何能够应对这些挑战。在一方面是全球化，另一方面是地区性日益增加的竞争。这就是我总体的评价。

　　女士们、先生们感谢你们的参与，现在我们要休息一下。

    会议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