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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浒传》中有勇有谋，被金圣叹视为“好汉之上上”的武松一不小心，倒在了一介野婆母夜叉孙二娘的阔裙之下，从而成就了孙二娘那句被后世广为转载的名言：“饶你这厮奸似鬼，喝了老娘的洗脚水。”
对于向来保持顶天立地的英雄姿态却以“这厮”的身份倒下的武松而言，最大的打击恐怕不是栽在女人手里，而是自己一向看好的正义智慧被侮辱性地定义为“奸似鬼”；而对
于孙二娘来说，最大的胜利似乎也不是干掉了一个强壮男人，而是目睹一位智商蛮高的汉子喝光自己泡制的一盆洗脚水时所体验到的超爽快感。一个女人能够把一种导源于民间生存智慧的“蒙汗药哲学”发挥得淋漓尽致，这与其说是对本来就具有欺骗性的社会历史遗产的一种破坏性拆解，不如说是历史本身的一次现实性建构。快意于“奸对奸”胜利的孙二娘比失意于高尚性失败的武松，更具有对于还原历史真实感的说服力。同时，对于习惯于从民间智慧中寻找参照的大众来说，孙二娘很有可能更具“榜样”作用和号召力。这非常可怕，却无法回避。
孙二娘与武松之间智与反智，欺骗与反欺骗的斗争并没有结束。现在总能听到人们感叹社会上骗子越来越多，这即使是一个事实，也不必大惊小怪。因为欺骗和被欺骗根本就是人类的一种消极本性，是一种可以相互说明的劣根性。真正应该引起重视的，是人们对民间存在的欺骗性智慧的理解及暗自崇尚。
罗素说，一切历史均为当代史。他的话也可以反过来理解，也就是说，要搞清楚欺骗的现实性存在的原因，只考虑当下的社会现状是远远不够的，必须从欺骗的历史传承性上看问题。
我们不妨先来看看历史哲学。《老子》说：“古之善为道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识。”似可与西方宗教家所谓“尊严上帝，屏息潜踪，静如鼠子，动若偷儿”的看法达成默契，这种见解与后来申不害、韩非、鬼谷等人侈陈的“圣人之道阴，在隐与匿”、“圣人贵夜行”之类治世之学一脉相承。韩非子说：“故明主之行制也天，其用人也鬼。”摆明了是要统治者走欺世之路，而这也正好解释了老子“建德若偷”的信条。由此发展而为庄子“绝圣弃智，大盗乃止”以及孙子“将军之事，静以幽，正以治，能愚士卒之耳目，使之无知”，可谓一以贯之；虽然儒家表面上崇仁尚义，但骨子里的欺骗智慧一点也不少，《论语》有言：“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建德若偷”的治世哲学，其本质无非就是愚民，而愚民之术也无非就是欺骗。然而更为精当的欺骗之术却大量存在于介于君与民之间的庞大官僚阶层之中。《吴书·孙讨逆传》中有一节，堪称中国官场诈术的经典。高岱精熟《左传》，被孙策看重。有大臣却对孙策说：“高岱根本看不起您，说您只是一介武夫，无文学之才；您与他研讨《左传》时，他肯定会说这也不知道那也不清楚，不信您试试看。”这位大臣反过头来又对高岱说：“孙将军的为人您可能还不知道，他最讨厌比自己强的人，所以如果他与您讨论《左传》，您最好说自己什么也不懂，这样他才高兴；如果您说得头头是道，比他还牛，那就等着挨整吧。”高岱信以为然。结果当然是悲剧性的，孙策果然大怒，把高岱杀了。
其实，中国政治哲学中至为高妙的境界并不在于手段性的欺骗智慧，而在于客观上欺人，同时又在主观上自欺的混沌智慧，即被许多人当作格言悬挂于堂室的“难得糊涂”。毕竟欺骗的智慧再高，既总会被识破，又免不了被人施于己身。《淮南子·道应训》记公仪休嗜鱼而不受人献鱼，说受人鱼很可能被视为受贿而致免相，免相则“不能自给鱼”；而历史上更为有名的冯道能够历事五朝，则与公仪休沆瀣一气，大巫小巫，虽遭后世非议，但其保命智慧却被更多的人效法，观其《长乐老自叙》，则当可体味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所说的那句旷世警言———“廉吏久，久更富”的深刻义旨。
读史以明智，读史亦以明今，这一点不假，但“明”了之后又怎样，各人有各人的看法。就欺骗这种极为常见的社会现实存在而言，它的历史性相当“明”了，这说明“后人”只是笑笑“后人”而已；而那些根本不读史的人，或官或民，贪的贪，骗的骗，手法变换不穷，却也尽得历史“真传”，这又作何解呢？看来，只能回到罗素的那句话———一切历史均为当代史。
作者：胡立彪
（来源：本站原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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