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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30日的《新京报》发表了朱伟一先生的《对价：承诺后不可反悔》一文（以下简称《对价》一文），因文中涉及到我先前在《财经》杂志上发表的文章，有几点需要商榷。
关于财产是否可以被剥夺的问题，财产当然是可以剥夺的，关键是标准。我认为要从根本上改变财产的法律关系，必须经得起法律最严格的检验。在没有法律、法规、合同等明确规定的前提下，要从根本上改变财产的法律关系，把你的财产变成我的，这就构成了剥夺
。对财产的保护是《宪法》规定的根本大法。我坚决支持股改，但是反对要求大股东交出股票，因为我认为没有充足的法律根据。如果有人大立法，那就可以构成充足的法律根据。
关于已流通股是否享有流通的排他权和独享权，请再读一下我在《财经》杂志上发表的原文，文中当已指明，我不认为流通股的排他权和独享权得以成立。
我不同意《对价》一文中所说的当年国有股暂不上市“就是为了减少流通股数量，提高股价，有利于股票的发行”的论点，也不认为这一论点经得起法律的检验。股票的价格，包括发行价，是诸多因素的综合反映，流通股数量的多少最多只是其中的一个因素，但绝非惟一的因素。这一点基本常识还需要多花笔墨去论争吗？
关于承诺问题，如果当年说“永远不流通”，而现在要求流通，那《对价》一文中的“救济说”还可能成立。如果当年没有说“暂不流通”，而只是说“三年内不流通”，但时间又过了三年，那要流通还必须“救济”吗？如果不是三年，而是五年呢？不是五年，而是十年呢？按该文的推论，那都不必再“救济”了。难道“暂”反而要比三年五载、五载十年还要长吗？关于“承诺后不可后悔”，先得弄清楚承诺的是什么，如果把“暂时”更换成“永远”，然后逼着别人“不可后悔”，公理何在？法理何在？
我不同意《对价》一文把未流通股股东等同于政府的说法，别忘了那些民企、外企和个人。我更不同意把一瞬间的股东等同于自上市以来一直持股的股东（如果还能找到的话）。股票的每一次易手，都构成一个新的合同。
总之，我坚决支持股改，但是反对要求大股东交出股票。众所周知，《宪法》对财产的保护是我们来之不易的权利，直接关系到立国之本。严格遵守《宪法》对财产的保护是行政部门和每一个公民应尽的责任。其实我的呼吁与其说是为了保护国有资产不受侵犯，不如说是为了保护我们大家每一个人的合法财产不受侵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诚哉斯言。
高志凯（耶鲁法学院法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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