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物权法》（草案）第四十九条规定：“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依照法律规定的权限和程序，可以征收、征用单位、个人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但应当按照国家规定给予补偿；没有国家规定的，应当给予合理补偿。”针对该条规定，各方反响强烈。但人们大多忽视了一个最基本的问题：《物权法》应该规定征用补偿吗？
按照古罗马以来的法律传统，法律有公法和私法之分，公法是指规范国家和人民之间
关系的法律。而在更精确的定义下，我们会说，只要适用法律一方的主体是公权力主体，那么这个法律是公法；私法是指调整平等的民事主体之间的法律规范。《物权法》是传统私法中最为基本的法律。
那么，财产征用制度是属于公法还是私法呢？我们知道，财产征用制度与一般的物的交换存在显著的区别，财产征用制度是国家和个人之间的一种强制的买卖关系，而不是基于平等自愿的协商。一般认为，征用权产生于16世纪的英国，但是有关财产征用的理论却是由17世纪的自然法学代表人物格劳休斯发展起来。格氏在其不朽名著《战争与和平法》中指出：“国王能够通过征用权……从国民处取得财产。通过征用的方式取得财产，第一，必须满足公共福利（公共福祉）；第二，必须对损失者予以补偿，如果可能，（补偿应该）
从公共基金中获得。“正因为如此，有些国家将征用称为”强制获得“、”强制取得“、”绝对权力“。
我们知道，意思表示真实是民事法律行为成立的一个基本前提，《民法通则》第五十八条规定，“下列民事行为无效：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所为的”。但是，财产征用却是在“胁迫”的不自愿的基础上发生，因此，将其称为“民事行为”却是勉为其难，因此，也就不应该在“调整平等主体之间因物的归属和利用而产生的财产关系”的《物权法》中讨论财产征用补偿制度。
有很多专家学者指出，当下中国财产权保护中的一个最为棘手的问题，是公权力对私有财产的侵害，因此，必须以法律的手段对此进行限制。这固然没错，但是，历史告诉我们，“私法本身无法确认任何针对权力的在先约束，因此也无力在公权力的侵犯面前进行自我辩护。当初罗马法（罗马私法）走向衰落，原因之一就是公法的相对欠缺，说明财产权原则不能独活于私法内部。”对于征用补偿来说，最为要紧的不是在《物权法》中对政府的征用权力进行限制，因为《物权法》并无这样的功能。
如何规范政府的征用权，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当务之急是制定《征收征用法》，从公法的角度对政府的权力进行限制，这样才能最大限度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
傅蔚冈（浙江大学博士生）（编辑：石淼）
作者：新京报傅蔚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