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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报道，今年上半年，上海、浙江、江苏的生产总值、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固定资产投资、外商直接投资、信贷等5大核心经济指标增长速度纷纷回落，有的甚至低于全国平均水平。“长三角制造”效益下降，库存上升，亏损扩大。（新华社上海8月2日电）
说句实话，最近看到相似报道可谓多矣。而在形形色色的报章中，给我印象最深的，却是浙江一纺织厂老板气急败坏的“脏口”：“结构调整是屁话。”（7月27日《华东新闻
》）所谓话糙理不糙，看惯了官员学者冠冕堂皇的解释、分析，来自市场经济最前沿同时也最容易“春江水暖鸭先知”的民营企业主往往更容易说出点鲜活的东西。
我在一年前谈及地区政府运作相对规范、市场发育程度相对较高、金融资源配置相对合理、经济发展水平相对先进的长三角地区为什么反而成为宏观调控重点区域这一问题时，将此解释为当地区人均GDP处于500美元至3000美元时，往往对应着人口、资源、环境等瓶颈制约最为严重的时期。在传统粗放经营方式的影响下，这些地区往往会以资源的不合理利用为代价来换取经济的快速发展，导致资源利用效率低，破坏严重，加剧了主要自然资源短缺的矛盾，许多方面甚至超过了资源的承载能力。而在当前，无论是市场化、工业化，还是人均GDP的发展水平，长三角地区都正好处于这一阶段。
长三角地区经济结构之不合理以及增长方式之粗放由来已久，无论从理论层面还是经验层面，这都是很容易说清楚的问题，而且，这也正是宏观调控之所以愈加必须继续进行的最好解释。
眼下，正是宏观调控不断深入并亟待稳固其成果的关键时期。从以往多次调控最后往往出现反弹、反复的经验来看，经济结构调整的困难并非简单地“管住土地、管住银行”所能破除。而且，“结构调整”往往被置于尴尬的境地。“在保持发展中”往往想不到“进行调整”，而“在调整的过程”往往又很难“保持发展”。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早在开发开放之初，浦东的功能定位中就已经明确了包括金融、会展等在内的第三产业，虽然其后的功能开发几度调整，支柱产业渐次被以高新技术产业为主的先进制造业所替代，但是陆家嘴始终是浦东的“形象大使”，也是其孜孜以求的进取方向。而问题是，任何金融中心的建设若持续面临以下障碍因素，如资本不能自由跨境流动、金融体系欠发达且发展不均衡、法治与监管框架不健全等等，所谓提升现代服务业水平的口号又怎能敌对“土木钢铁经济”的诱惑或挤压？
仅仅就概念层面而言，要在一系列统计数据与长治久安以及人民的富足安康中做出选择是容易的，因此，关于长三角地区或者其他地区的什么“核心经济指标”的数字只是浮在水面上的某种测度而已。在过去的20世纪里，从熊彼特到波特再到更多学者的理论贡献，已经使我们进一步了解了竞争力的真实意义，而眼下，无论是对长三角或是全国而言，重要的是如何在困境中看到契机并抓住契机，最终将结构调整落到实处。当然，这明显要比砍掉多少个项目要复杂、艰巨得多。
葛丰（上海媒体从业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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