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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一些学者认为，中国的经济发展重新步入高消耗和低效率的粗放增长模式，它带来的不久后的资源约束，很可能使我们的经济增长出现较长时间的衰退。笔者认为，这种看法有待商榷。
一些经济学家往往简单地将中国现阶段GDP的钢材、能源等消耗，与世界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现阶段的GDP的钢材、能源消耗相比较，认为中国增长方式粗放，资源浪费大。这是错
误的。因为发达国家国民消费的内容与中国目前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国民消费内容是大不一样的。前者更多的是旅游度假、文化娱乐、学习教育等内容，住宅和汽车等消费属于更新性质，交通和城市也都基本建成，城市化过程完成；而后者则是要急于增加和改善住宅消费，要大量地增加耐用消费和汽车的消费，尤其中国步入持续城市化的阶段，交通和城市建设方兴未艾。
因而，发达国家现阶段GDP消耗的钢材、水泥、能源等，当然要比中国GDP所消耗的低得多。如果想要将GDP的钢材、水泥、能源等消耗降低到目前发达市场经济国家一样的水平，那我们的发展只能停留在温饱阶段，不再提倡小康社会，不再让农民进入城市，不再推进城市化才有可能实现。这显然与我们的发展目标是不相符合的。
当然，虽然我们要全面建设和最终要实现小康社会，要改善我们的住宅消费，要大量地消费耐用消费品，轿车还要普及到百姓家庭，城市化毫无疑问要坚决推进，但如果生活方式、消费方式、生产方式等不进行调整，13亿多人口仅按照低发达国家的消费水平，对资源的消耗，就将是惊人的。
收入水平提高决定的消费阶段，消费结构变化决定的产业升级变化，产业升级决定的发展阶段，是我们不可能改变的。阶段不可能逾越，而方式可以调整。这是我们节约资源正确的战略思路。增长方式决定于发展方式，发展方式决定于产业模式，而产业结构和模式则决定于生活方式。而生活方式是可以选择的。比如，人们集中的交通出行方式，集中供热供能，节能型汽车，节能型住宅和其他建筑物，节地型的居住方式，等等，都可以大量地节约能源、水、土地和其他资源。问题在于怎样调节。
要改变过去的增长方式，就是要由政府来主导调整产业结构、压缩投资规模、控制重复建设的思路，改变为市场和社会调节为主、政府利用经济办法辅助调节的思路。首先，要用价格机制来调节资源的分配和消耗。水、能源、土地、矿产等这些我国稀缺的资源，其价格水平要反映稀缺和供求关系。资源性产品价格过低，需求量当然要大，只有资源的价格较高，某种消费的成本较高时，人们才会主动节约资源，才会出现节约资源的替代性的技术。
其次，政府要在市场调节的基础上利用税收杠杆，调节资源的利用和消耗。对家庭轿车消费、每家的住宅面积和套数、超标准用水和能源等，都可以征收不同水平的房产税、资源消费税，而且还可以是累进的。对于集中交通方式、循环利用水资源、其他资源循环利用、重大的资源替代性技术和生产、节地式的住宅和其他建设，在技术开发、生产供给、销售消费等方面给予税收优惠。
再次，一个现代国家，要更多地利用社会和行业标准来引导和规范生产和生活方式，从而建立一个节约资源型的社会。节约资源型社会一定要建立在生产、行政和生活资源消耗标准化基础之上，需要有完整和行之有效的资源消耗标准制定和颁布、标准实施、标准执行监督、违反标准的税收惩罚体系和制度。
总之，国民消费正向住宅条件改善、耐用品消费扩大、汽车进入家庭等这样的结构转变，二元结构转型使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交通和城市建设勃兴，加上劳动力价格有比较优势，人口众多市场容量较大，就业压力需要大量的创业和中小企业诞生等，才是推动中国未来二十年经济持续高速成长的真正动因和力量。
周天勇（中共中央党校研究室主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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