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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滋病从高危人群向普通人群扩散，这无疑是个危险的信号，特别是对我们这样一个处于转轨期、法律制度对人的行为约束相对松散、人口素质不高且基数庞大的国家而言。
从务实走向更加务实，对于处在临界点的中国艾滋病防治工作而言，并非易事。
一位新近从国外回来的社会工作者，谈及一年来国内在艾滋病防治方面的思路变化如数家珍：中国政府开始接纳甚至寻求NGO的合作；一些城市已经有专门的外展人员深入到吸毒和性高危人群中进行防艾宣传；针对特定人群，中国开始实施免费美沙酮替代、清洁针具交换及100%安全套推广等。此外还有不少颇具“中国特色”的举措：比如设立最高级别的行政机构——国务院防治艾滋病工作委员会；选派机关干部进驻艾滋病高发村，对高危献血人群进行拉网式筛查；中央财政将此前每年1500万元的“防艾”资金提高到1个亿，等等。
这些举措的实施，说明中国的防艾工作已突破原有观念禁区，开始走向务实。
无疑，相对于此前的“瞒蒙遮盖”，上述务实做法成效卓著。但有关艾滋病的防治工作必须在新的起点更进一步，从务实走向更加务实。
最新统计显示，中国的艾滋病感染者年增幅超过40%，比世界平均增幅多15个百分点。
另一个数字更为揪心：统计显示，目前我国的艾滋病男女感染比例已接近5：5，这从艾滋病流行病学调查的角度讲，意味着我国的艾滋病流行开始从高危人群向普通人群扩散。因为一个社会艾滋病流行初期时，男性感染者比例通常要占到80%以上。
从高危人群向普通人群扩散，这无疑是个危险的信号，特别是对我们这样一个处于转轨期、法律制度对人的行为约束相对松散、人口素质不高且基数庞大的国家而言。官方的保守统计显示，如果现阶段不能对艾滋病流行进行有效控制，那么10年后，我国的艾滋病感染者将超过1000万。
这1000万意味着，10年后我国将出现2400万-3000万左右因艾滋病而陷入贫困的人口，其依据有三：一是我国艾滋病感染者目前80%在农村；二是艾滋病防病毒治疗费用不菲，即便是在政府扶持下大大降低了费用，使用鸡尾酒疗法一年也要花费3万-4万元(此前11万-15万元)；三是1人感染至少从经济上拖垮一个3口之家。
严峻的形势，无疑对相关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现实情况也确有诸多可改进之处。
一位研究者指出，目前中国开始出现“吃艾滋病饭”的人。也即“看到政府重视，意欲从中寻租获利的人”。有关统计显示，目前国内在册的各类与防治艾滋病有关的机构多达400余家，实际估计超过1000家。由于缺乏对这一工作应有的责任心，事前不了解别人做了什么，致使不少研究和工作低水平重复，造成资金和人力上的浪费。
还有免费治疗药物和补助的发放。有报道说一些农村艾滋病感染者因惧于服药后的副作用，而将国家耗巨资提供的免费药物随意扔弃；而在河南拉网普查高危献血人群时，竟有为领取补助金而出现的假冒感染者，其在浪费资金的同时，也误导了政府的相关决策。
更为重要的是，如何在中国防治艾滋病的关键时刻，能够使相关决策和行政部门始终保持清新刚健的办事风格和责任心，而不陷入“官僚化”和形式主义，对于艾滋病防治大局来说，这一点至关重要。
而上述种种，都面临着体制乃至观念上的重重阻碍。对已迈出第一步务实之举的中国来说，更有效率的工作需要更艰辛的努力，乃至体制和观念上的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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