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宏观经济，吵吵嚷嚷，最终在一个近似常识的问题上达成共识：在一个农业大国，只要农民收入不增长，农民购买力低下，中国的宏观经济就不会有起色。

　　农村发展的“奇迹”搁浅了吗？

　　农民收入高速增长曾几何时还被成为“奇迹”，转眼间，我们便陷入了尴尬境地。1978-1984年，增长速度达到15·6%。以后出现不稳定。到1997年，形势急转直下，这一年农民上收入增长4·6%，1998年降为4·3%，1999年再降至3·8%。据有关人士估计，今年的情形不会比上一年好多少。有人对这个统计表示怀疑，认为这几年农民收入是负增长。

　　即使统计是可靠的，仍不能否定这样一个事实--从1998年以来，纯农户(农业收入在90%以上)的平均收入是连续的绝对减少的。今年农业遭受灾害，估计减产900亿斤，幅度为历史之最。在粮价低迷的情形下，粮食主产区的农民收入下降更为显著。一言以蔽之，除过那些农村“专业户”，真正的农民的收入增长近几年已绝对地减少了。

　　奇迹总是短时间的，长期保持的奇迹就不是奇迹了。创造奇迹的条件发生了变化：改革开发之初，农村经济总值的基数小，而政策调整的幅度大，农民积极性空前高涨，特别是农民利用农业科技的能力大大增强，导致农民收入猛增，此其一。其二，农产品价格因素是推动农民收入增长的重要因素。改革开放之初，国家就开始逐步提高粮食价格，粮食市场价格对农业影响也日益增大，农民受益匪浅。1996年，由于国家提高粮食收购价格，农民收入较上年增长幅度较大，增幅达9%。在目前的各种约束之下，继续依靠这两方面的因素来推动农民收入增长，已显得十分困难。农产品价格调整的空间已经很小，很难再依靠提高农产品价格来增加农民收入。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受国际市场的影响，提高农产品价格的可能性更小。

　　农村经济到底卡在哪道坎上了？

　　我们当然不是说纯农户的收入绝对下降就是合理的，其实还有很大的政策空间没有利用起来，这正反映出我国农村经济发展和政治发展的深层次问题。农民可支配性收入的大小受制于三个方面的因素(不计馈赠收入)，一是农产品收益，二是非农产业收益，三是对农民的税费征收水平。这三个方面都存在问题。第一方面和第二方面直接受制于经济体制，第三方面则涉及农村政治发展问题。

　　农产品收益下降，具体与农业生产效率与流通效率有关，但最终一个经济体制问题。

　　我们的“发展观”仍然有很大毛病。把发展权理解为“政府的发展权”，并滥用“政府发展权”，以至于直接危害到人的其他基本权利的情形，在农村表现得最为普遍。近年我国农村变化的一个趋势是乡镇政府农场化，乡镇政府直接组织经济的动力和措施都在大大加强。在“调整农村经济结构”的口号下，政府开始推行自己的“小计划经济”，强力要求农民种植某种经济作物的事情已经十分普遍，中央三令五申的作用微乎其微。在一些地方，所谓“据实征收”等税费项目在最大限度地索取农民的剩余，农民的那点收入变成了给乡村官员打工的微不足道的工资。这种“农场”是权力关系畸变的农场，因为风险完全在农民方面，乡镇政府几乎是旱涝保收。“政府发展权”取代农民自主发展权，是一些地方农村经济凋敝的根本原因。

　　承包政策对农业生产所释放的效应早已是强弩之末。以承包制为代表的农村改革，并不是一次完整的产权变革，而是一种“半截子”产权改革。正像刘福垣先生说的，我们曾经认为农村改革成功了，以为今后只是做一些适应性调整，这是一个大错。我们好像建立了一种新的家庭经营制度，并大力称颂这个制度的优越性，但家庭经营制度所赖以存在的土地，却不由农民支配。这种权利的不配套，已经严重束缚农村经济发展和政治发展。

　　以乡镇企业为代表的非农产业也陷于困境。据有关方面的研究者估计，近几年乡镇企业吸收劳动力是负增长，只是从去年后半年开始略有回升。这里也有根本性的体制问题。国有企业三年解困，吸收了上万亿的资金。但对乡镇企业没有一个象样的扶持政策。各项指标连年连年下滑。正如陈锡文先生所说，中国很奇怪，把力量用来在扶持大企业，叫“抓大放小”，正确的做法应该相反。对乡镇企业应该有两个支持系统，一个是技术，一个是资金。但我们把资源用在大企业上了，而大企业又是那么不争气！

　　从微观的农民负担到整个财政体制的运行，都对农村经济发展不利。目前，有1000个左右的县不能正常发工资。据某部调查，在一定范围利，村级平均负债21万，乡级平均负债400万。强大的垂直行政力量把资金从基层抽向上级政府，增加了基层政府向农民征收税费的压力。

　　粮食流通体制改革了几年，效果不尽人意，国家、国有粮食企业和农民似乎都没有得到好处。谁能得到好处？好象是与官商勾结的私人粮商。其实不然。在市场不开放的条件下，大家都损失了自由交易的“比较利益”和“消费者剩余”。

　　上述一切矛盾集中到农民头上，便是农民进入市场太难，阻碍太多，费用太高。这是中国农村经济落后的根本问题。农民增收要不断提高的农业劳动生产率为基础，而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根本途径是实现农村经济的高度专业化；专业化的形成又需要自由、开放和统一的市场，这个市场必须有足够低的进入门坎(即市场进入成本)。从历史上看，大规模工业化生产总是在市场的制度环境较好、交通运输成本较低的地方出现的。我们因此把经济发展的全部问题归结为市场进入的成本问题。在一些地方，农民没有搞林牧业，但却要缴农林特产税；猪还没有养大，屠宰税已经开始征收；还有的地方干脆今年收明年的税，并美其名曰“以税收促进发展”。农民刚抬腿向市场迈一步，各种关卡便横亘在眼前。劳动力转移方面的障碍也很多，不合理的户籍制度使农民受到身份歧视，城里的老板、工头肆意盘剥农民工，常常发生农民干了活拿不到钱甚至倒贴钱的情形。此外，还有交通通讯不畅所产生的市场进入成本，也影响农民发展生产的能力，影响农民收入。

　　出路只有一条路——坚持农村经济体制市场化

　　今后怎么办？只有一条路，就是坚持农村经济体制的市场化改革方向。

　　首先，是土地产权制度改革。一定要创造条件逐步解决“半截子产权改革”的问题。

　　其次，要解决农村资本市场或金融市场的发育问题。农村合作基金会因为制度上的弊端，在1999年受到清理，此举保护了不少贫穷农民的利益，也堵塞了乡村权势阶层搜刮农民的一个渠道。但农村金融市场的发育问题并没有解决。解决问题的出路是发展民营商业银行。只要设立合理的准入门槛，强化政府监管，民营商业银行一定不会重蹈农村合作基金会的覆辙。

　　第三，要改善农村劳动力转移渠道。农村廉价劳动力将在很长时期内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决定性资源，并将决定中国在国际经济格局中的地位。农村劳动力转移渠道不畅，降低了它的资源价值，甚至还影响到农村土地经营规模的适当集中。取消现行城乡户籍制度的条件已经成熟，所缺少的只是行动魄力。

　　第四，农产品市场要进一步开放。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应按1997年以前的思路进行。

　　第五，农村政治体制改革应立足于克服乡村干部权力的膨胀，特别要立即停止乡村财政赤字的进一步扩大，清理乡村集体债务。

　　在目前这个认识水平上，中国农村经济的市场化前景并不明朗，这很令人担忧。金融、土地和劳动力市场不健全，产品市场同样不健全。政府要做的最重要的事情是一件，打通市场渠道，帮助农民以尽可能低的成本进入市场。西方世界16-17世纪兴起的秘密，是那里创造了足够低的市场进入成本，在制度和交通两个方面。道理既简单又沉重。(特约撰稿：党国英/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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