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日上午，高交会展厅内人头攒动，几条“长龙”自发形成。记者问挤在“长龙”中的一位青年：“这家参展商在推广什么产品？”“不知道”他痛快地回答：“好像有奖品！”他特意补充道。这构成了高交会的一个颇有意味的镜头。

　　另一个镜头闪现在商业配对洽谈间，这一区域位于A馆和D馆这两个最大的展馆之间，谢荣针和刘睿分别是来自海南的投资商和来自南宁的技术方，尽管他们在宽度仅两尺的桌子两侧对坐，但双方在交谈时仍要把头尽量探向对方，他们周围，宣传广告、大会播音全方位地流动。

　　两个镜头，折射出一个问题，高交会是否还需要一种时空细分？

　　从功能上看，本届高交会组织者显然已在功能细分上做足功夫。商业配对区的开设、高新成果拍卖的举办都源自充实大会交易的功能。

　　谈及此，高交会一位组织者问记者：如果你是技术产品的需求方抑或投资商，你怎样设计你的需求链？

　　“先看有形产品，然后是概念产品，最后应该是战略性前瞻性产品”记者回答。“那么你看看高交会的产品展、专业技术展和论坛是不是分别对应了你的需求呢？”这位组织者反诘。

　　然而，这种反诘所肯定的“需求链”的合理性必须有一个前提假设做支持，即：有最恰当的人在最合适的环境中与参展商进行互动交流，然而两个镜头中的那位一时为奖品兴起而排队的青年，还有刘谢二位“咬耳撮合”的商业配对恰恰对这个假设进行了近似于否定地弱化。

　　第一个镜头的后果便大多数演绎成为“参展商赚到的大多是吆喝”，因为目标顾客无法控制。后者则是在三种细分的功能当中，体现着展示功能在环境资源方面对交易功能的干挠和资源剥夺。

　　“人以类聚”，这句古语正好可成为高交会经济与不经济、效率与无效率的标准。我们的高交会，能否在功能细分的基础上，将看展人群做时空上的细分？

　　在国外，一个技术投资商的需求链往往由不同的主体提供：有形产品的展览有汉诺威们，概念产品或即将中试的技术产品在已臻成熟的经纪人制度的管约下，由成千上万的各种专业技术的经纪人在技术方和投资方之间进行操作。至于战略性的技术研究，则有诸如“财富论坛”的平台，身在其中，足以激荡巨头级企业首脑们的技术投资的灵光。

　　在高交会与汉诺威之间，实实在在地存在着经济发展的区隔，这里面的内容有历史、国情、和市场化制度的成熟度等等。如该位组织者所言，当高交会的组织者对此次高交会进行功能细分时，对看展者仍无法进行时空细分，毕竟高交会还得负起全民科普教育的责任。(本报记者 王丰/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