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对中国经济前景是乐观的，因为中国经济发展有很大的潜力，只要能够充分利用这个机遇，利用国际上的资金技术，中国国内市场的潜力就会不断地被开发出来。今年我们遇到的一个问题是就业问题。这个问题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可能会更突出，失业率在一定时期内会增加，这是不要紧的，因为中国有长期的经济增长点。住房建设支持长期增长

　　住房建设就是中国长期的经济增长点之一。住房建设能带动许多行业的发展。但住房建设现在还不能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点，因此必须采取以下配套措施：

　　第一，延长分期付款年限。现在不少居民有钱，但不动用，是作为生活保障的预留，以备孩子升学、将来养老等费用。分期付款年限延长以后，可以不动用购房户的储蓄存量，每月用收入的一部分来还，这样，就可以鼓励市民更多地来买房子了。

　　第二，开放二级房产市场。原住的房子要能出卖。过去不让卖，因为你是国家公务员，是国有企业职工，这个房子刚从国家那里用成本价买来，你花一万元钱买的，一转手卖七八万元，怕你赚太多了。所以，购房五年以后才可以出卖。这种规定是不对的，因为中国长期实行低工资制，低工资制的实行有一个暗含的条件，就是住房由国家来承担。假定当初不是这种工资制度，而是把住房费用打到每月工资里面，想想看，一个工作这么多年的职工凭自己工资的积蓄就可以买房子。所以说，今天就是让他赚点钱，顶多是多年低工资的补偿。现在卖，住房市场活跃起来了。干吗要拖到五年后再卖？关键是思想没有解放。现在好了，北京市允许已购的住房可以出售，而不必拖上几年。

　　第三，必须盖一批廉价出租房。廉价出租房是给收入最低者住的，他买不起房子，所以在城市中盖廉价出租房。在中国，廉价出租房还有另外一种用处。给分期付款买房子的人保留一条退路。

　　第四，要保持长期增长，必须把房子盖到远郊区去。例如，北京三环路以内的房子太贵，住不起，盖到昌平、平谷、大兴、房山去。那儿的房价是一平方米一千多元钱，再分期付款，老百姓就都能住上了。

　　房子盖到远郊区，学校、医院、商店都好办，难就难在每天上班怎么办。这方面必须学习日本的经验。日本东京、大阪、京都这些地方，城里的房子很贵，职工住在郊外，每天坐火车上班，因为有轻便铁路，或地上铁道进城才转入地下，不堵车，准时准点，中国也应该这样。

　　第五，一定要减税。江苏省徐州市采取了一个办法，大幅度地减少税费，房价卖到一平方米七百多元钱，把积压的商品房全卖掉了，集资盖新房，工厂开工了，年轻力壮的回工厂工作了。购了房子的居民搬家了。搬家就要买东西，如电视机、电冰箱，商店里的家具、窗帘、地毯卖掉了。这样，各行各业都兴旺起来，徐州市财政收入反而增加了。这叫做退一步，进两步。先减税，发展起来，财政收入就增加。一个好市长，让城里的老百姓都搬家，小房子换大房子，旧房子换新房子，这个城市就兴旺起来了。这样的话，照中国的情况讲，五十年之内，中国有持久的经济增长点──住房建设。

　　西部开发长期发展有后劲

　　中国经济另一个持久增长点是西部的开发。西部的开发对中国来说，也是长期的经济增长点。西部有资源，有市场。但西部开发要注意的问题是：钱从哪里来？国家财政只能搞基础设施，办企业的钱要从资本市场筹集。让各个企业到那里去投资，必须要放宽政策。只有放宽政策，内资、外资都到那儿去，西部就能够发展起来，西部为中国经济长期发展准备了后劲。

　　农村市场要启动，这同样是一个持久的经济增长点。农村市场怎么启动？外国农产品进来了，我们就要加快农业的结构调整，要改变中国人的传统的种植习惯。比如说，湖南生产的米卖给广东，广东不要，说湖南米不好吃，他们要吃泰国米。湖南米的质量干吗不提高呢？湖南米的质量一提高，不就占领了广东的市场了吗？那就需要科技下乡，帮助农民调整农产品结构，提高农产品质量。这样一来，农民收入提高了，农村市场就启动了。

　　提高农民收入启动农村市场

　　所以，完全可以说，中国长期的经济增长是有后劲的。就业问题将在中国的经济增长中逐步解决。经济发展就像骑自行车一样，自行车骑得慢就晃，不骑就倒，必须骑得快，骑得快就稳。所以；必须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长率，就业的机会就会增多。

　　摆在我们面前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价值观念问题。我们经常讲到，要市场调节，也要政府调节。市场调节是一只无形的手，靠市场供求规律起作用；政府调节是一只有形的手，靠法律、政策起作用。我们要问，难道没有第三种调节吗？

　　市场的出现是几千年前的事情，政府的出现就更晚了。人类社会的历史有几万年，那么，在漫长的岁月中，既没有市场，也没有政府，人类是靠什么力量在调节呢？靠的是道德力量调节。在市场出现以后、政府出现以后，在边远的山村、在荒岛上，市场力量是达不到的，政府的管理鞭长莫及，但当地还有人类居住，还在繁衍后代，是什么力量在调节？是道德力量在调节。人类历史上出现过许多大动乱，农民大起义，外族入侵，军阀混战，诸侯割据。中国民间有句老话，叫做‘小乱居城，大乱居乡’。这种情况下，市场是失灵的，政府是瘫痪的，但人类社会存在下来了，这是靠道德力量在调节。由此可见，肯定存在着三种调节：市场调节、政府调节和道德调节。

　　市场政府道德三重调节

　　市场调节是只无形的手，政府调节是只有形的手，道德力量调节介于二者之间，‘道是无形却有形，道是有形又无形’。我们正在开展企业文化建设、校园文化建设、社区文化建设。文化建设，不是政府调节，也不是市场调节，它是道德力量的调节。我们谈自律，每个人都要自律，国家公务员要自律，学校老师、学生要自律，经济工作人员要自律，自律才能使市场运行更有效，自律才能使政府调节更有效，自律是道德力量的调节。

　　经济学研究公平、效率两个问题。先谈公平问题。对于公平有很多种解释。‘平均分配是公平’，当然这是有特定含义的。一般情况下，平均分配不是公平的，但是特定条件下平均分配是公平的。比如说，假定某个城市突然断水了，只剩一点儿水，必须平均分配，只能是一人一勺，不能说你有钱你就可以多买水。又比如说，一个地方大地震了，空投了烧饼、面包，一人一份，不能说我有钱多买点。平均分配在一定情况下是公平的。但一般情况下是不公平的。‘机会的均等是公平的’。但能不能站在同一个起跑线上？这就不一定。比如说，两个中学生，一个中学生是家住北京，父母是知识分子；一个中学生是家在贵州西部山区里，父母是文盲，两人都考取北京大学。虽然两人都进来了，但肯定第二个孩子所付出的努力要比第一个孩子大许多倍，因为两个人的出发点不公平，机会并不均等。‘收入的合理差别是公平的’。‘合理’二字怎么讲，教授的工资比副教授高多少，副教授的工资比讲师高多少才合理？也许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解释。公平来自认同感。当你生活在社会群体中，你认同了，你就有公平的感觉。比如说，一个家庭有三个孩子，家长在生第一个孩子时，生活很困难，只能读中学；生第二个孩子时，家里环境好了，读大学了；生第三个孩子时，家里环境更好了，孩子出国去留学了。假定三个孩子都对家庭有认同感的话，大孩子不会认为自己受到不公平待遇：我为什么只上到中学？他有认同感就会谅解家长。另一个家庭有三个孩子，都是男孩，老大穿新衣，老二穿旧衣，老三穿带补丁的衣服。三个孩子都长大了，他们对家庭有认同感，就不会对自己所穿的衣服不同而有意见。因此，怎么来树立社会的认同感，这一点非常重要。我们由此可以对社会、对国家、对群体有新的理解。

　　其次是研究效率问题。效率有两个基础：一是效率的物质技术基础，先进的设备、熟练的劳动力，构成效率的物质技术基础，能产生效率。但是不要忘记，效率的第二个基础是效率的道德基础。假定只有效率的物质技术基础，只能产生常规效率；有了效率的道德基础，就能产生超常规效率。超常规效率怎么来的？是效率的道德基础起作用而来的。举三个例子：

　　第一个例子，一个民族，当它面临外来侵略时，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凝聚力、这么高的战斗热情、这么高的工作积极性？是效率的道德基础在起作用。

　　第二个例子，遇到特大的自然灾害时，如一九九八年中国遇到特大洪水灾害时，为什么国民有这么大的凝聚力，发扬抗洪救灾的精神，互助友爱，拚命工作、抢险？是效率的道德基础在起作用。

　　第三个例子，一个移民社会为什么有这么高的效率？广东、福建一带住了许多客家人，客家人的祖先住在今天的河南一带，魏晋南北朝时期、隋唐五代时期、北宋、南宋、明清动乱时期，分批南下，聚族迁徙，到了那里就住下，在那蛮荒之地聚族而居。一个土楼住几百户，一个个家族在那里生根，走向全世界。我到那儿去看过，他们让我题词，我想了想，写了七个字：‘人情道德一楼中’。这反映了如果没有一种道德力量，没有凝聚力，就不会产生超常规效率。只要我们重视道德力量在经济中的作用，我们相信，市场经济会更有效，政府调节会更有效，而且能够保证我们在进入全球化的轨道时，在与世界交往时，中华民族在精神面貌上将迈上一个新的台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