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博智观点 | 应对疫情冲击与要素市场改革 来源：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 日前，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 中国疫情防控形势持续向好，疫后中长期经济转型将如何过渡、如何调动我国经济发展的结构性潜能是当前面临的重要问题。《意见》提出的生产要素自由流动和市场化配置改革，是激发中国的结构性潜能、建设高标准市场经济至关重要的一步。 4月22日下午，博智宏观论坛以网络视频会的形式召开了第四十七次月度研判例会。 会议由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刘世锦主持，十二位专家学者围绕“应对疫情冲击与要素市场改革”展开研讨。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秘书长方晋 要素市场改革是真正的供给侧改革，对经济的长期增长具有基础性作用。面对新冠疫情，把政策着力点放在供给侧，特别是要素市场的改革上，非常及时和必要。 几乎每种生产要素的市场都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因此，要素市场改革一是要建立、完善和扩大要素市场；二是要建立公平公正、透明开放的要素市场交易规则，完善市场准入、监管和定价机制；三是要培育合格的市场主体，将不合格的市场主体清出市场。 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 现阶段宏观政策的重点应该是救企业、保民生，要防止大规模的政府投资和大水漫灌的货币宽松政策。 目前税收减免政策范围还是过小，对受影响的中小微企业采取大规模的减税降费政策，才能救活更多的企业、保住就业。同时，要对失业和生活困难的人群进行大面积的救助，这既是雪中送炭也是扩大内需。 疫情面前更加需要推动市场化改革。只有通过改革理顺结构，才能使经济恢复活力。 我国城市化过程中大量农村土地已出现荒废或者将要荒废，它们中若能有1/3进入市场有效利用，就将是一笔巨大的财富，对推进城镇化、对农民和居民增加财产性收入、繁荣乡村有重大意义，成为推动经济复苏和发展的强大动力。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党委书记兼院长刘守英 首先应关注经济刺激与要素市场的关系。经济刺激、疫后恢复不能是简单的编制项目，政府投放的救助资金应和要素市场发展结合。 其次要以这次疫情为契机反思我们的城市化模式。通过疫情，我们看到过去候鸟式的城市化模式导致了产业、要素中断，其成本非常之高。城市化模式的改革可能是下一步的重点，这不单是一个刺激经济的问题，还牵涉到我们下一步现代化走向。 最后，要素市场改革的前提是权利改革到位。比如进城农民的权利、土地利用平权，乡村也要向城市开放权利。只有这些权利开放了，要素市场才能活起来。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联通研究院院长张云勇 中国经济有非常大的回旋余地。我们拥有超大的国内市场和完整的产业链布局，经济韧性好、潜力足。 此次疫情虽然对传统消费和产业造成了较大冲击，但线上消费和信息化需求实现了爆发式增长。 此时正是产业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一方面要抓好疫情防控，一方面应加快相关行业数字转型，全力服务支撑地方政府数字城市建设、数字经济发展。 现阶段应加速推进新技术、新业务应用和数字化转型。 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陆铭 关于劳动力要素，最近特大和超大城市积分落户制度的调整是积极的，但实际的形势要更加严峻。 实际上除了积分这个“准入标准”之外还有非常严格的配额制。我的建议是，先把符合当前积分制标准的外来人口直接落户，已经居住十年的外来人口直接居民化。 关于土地要素，应重视基本农田的占用开发和都市圈高效建设之间的矛盾。另一个问题是应通过土地功能转化来提高土地经济密度。 关于资本要素，首先建议地方政府的融资应按人口流入和流出地做区别对待，人口流入、经济增长潜力大的城市群和都市圈应该有更大的融资规模。 国家开发投资公司改革办公室副主任、 政策研究室主任尚鸣 尽快走出疫情冲击，恢复经济增长动力和潜力要靠五个方面支撑。 一是进一步激发微观经济主体的活力。当前行政性资源配置对企业发展形成了较大的约束和制约，应激活各类要素、盘活低效资源，帮助企业走出困局。 二是内需拉动。消费是中国经济增长的绝对主力，但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上升空间。目前稳投资持续加码，传统基建和新基建齐发力，将对我国经济形成有力支撑。 三是科技创新。在科技创新领域，重大挑战就是重大机遇，下一步随着新业态发展，也会产生很多新的商业机会。 四是补齐发展短板。在基础设施短板之外，还要重点补足地区发展、公共服务、产业三个短板。 五是城镇化。中国城镇化率仍有20%的提升空间。占比接近20%的流动人口“市民化”是下一步城镇化的关键之一。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 全球宏观经济研究室主任张斌 疫情显著改变了居民、企业和政府的资产负债表，资产负债表的变化决定着接下来的经济运行的特征。 目前来看，住户部门总体资产负债表状况在改善，消费支出的降幅远超过疫情对收入带来的负面影响； 政府部门和企业部门的资产负债表均显著恶化，而小微企业、劳动密集型服务业资产负债表恶化情况尤为严重。 随着疫情好转消费会有恢复性增长，投资则将面临很大的挑战。 当务之急是帮助企业渡过难关修复资产负债表，需要创造新的就业机会。疫情主要对农民工群体、未来大学生群体就业影响较大，必须创造新的就业机会去有针对性地解决问题。[详情]
2020年4月22日，由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主办的博智宏观论坛线上专题研讨会通过网络平台顺利召开，主题为“应对疫情冲击与要素市场改革”，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联通研究院院长张云勇出席会议并发言。 转危为机，发展才有出路 从一季度公布的数据来看，在全球经济都受到疫情较大影响的形势下，我国宏观经济也面临较大挑战，特别是外向型企业、深度参与全球产业链协同运作企业受到的影响较大。面对当前经济形势，我们要积极落实“三稳四保一加强”，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生产经营各项工作，抓紧机遇、转危为机，确保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奋力夺取疫情防控和企业改革发展“双胜利”。 在面对新问题、新挑战的同时，我们也应看到，中国拥有超大的国内市场和完整的产业链布局，经济韧性好、潜力足、回旋余地大，特别是在应对重大公共危机时，国家治理体系具有独特优势。 从公布的数据来看，一季度GDP同比下降6.8%。第一产业增加值10186亿元，下降3.2%；第二产业增加值73638亿元，下降9.6%；第三产业增加值122680亿元，下降5.2%。一季度，第三产业增加值同比下降，其中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金融业增加值分别增长13.2%和6.0%。3月份，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下降9.1%，降幅较1-2月份收窄3.9个百分点。 短期来看，一季度指标占全年总量较小，如果疫情可控的情况下，后期可能会出现“V”型反弹；长期来看，每次大危机都会催生出一轮新的产业转型升级，特别是信息新技术为代表的数字经济将实现快速增长。此次疫情虽然对传统消费和产业造成了较大冲击，但线上消费和信息化需求爆发式增长，为经济高质量发展开拓了新空间。实际上，一季度包括中国移动、中国联通在内的11家中央企业净利润仍实现正增长。通信行业整体收入增长从去年三季度的-2%升至今年一季度的2%。 因此，为夺取疫情防控和改革发展“双胜利”，应全面客观把握宏观形势，顺势而为、转危为机。一方面要抓好疫情防控，加快相关行业的数字转型；另一方面要全力服务支撑地方政府数字城市建设、数字经济发展。 为此建议，要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做人民群众通信保障服务的“最美逆行者”。疫情期间，远程医疗、远程教育、远程办公、线上娱乐等信息化应用需求井喷，作为基础通信运营商，要把满足人民群众疫情期间的通信需求作为助力防疫工作的重要内容；关键时期，要加快转型，不唯份额唯价值，推动通信行业真正实现高质量发展，为确保我国经济平稳健康运行贡献力量。 一、当前我国基础建设的重心已经开始从“铁、公、基”转向“云、大、物、5G、特高压”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从需求侧来看，近期地方政府数字化建设也再次掀起高潮，目前全国已有11个省级政府公布了数字政府建设规划。“因此，我们要紧跟‘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社会治理体系数字化、企业生产经营智能化、公众消费线上化’需求，在数字政府、智慧城市、工业互联网、智慧医疗等领域重点发力”。 二、中央政治局会议强调，稳是大局，在继续加大“六稳”工作力度基础上，提出了“六保”。在国家前所未有的困难和挑战面前，必须担负起央企责任，在统筹抓好常态化疫情防控的同时，奋发有为，以更大的精力投入到改革发展工作当中。一是确保基础通信服务安全畅通。全力保障满足政府、企业、人民群众疫情期间的通信需求，为保持经济社会正常秩序提供有力支撑。二是确保重大工程项目如期推进。全力保障5G等重大工程项目按计划如期推进，为国家新基础设施建设贡献力量。三是确保新技术新业务快速应用。加大对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研发力度和人才引进力度，加快智慧城市、智慧交通、工业互联网等应用场景的推进速度，全力刺激新兴消费需求。四是确保高质量发展毫不动摇。牢牢坚持新发展理念，突出质量第一、效益优先，推动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发展中再不能走大水漫灌、简单式、排浪式发展的老路，继续巩固和拓展高质量发展的基础和空间。五是确保数字化转型加速推进，按照数字化转型要求，全力满足客户侧数字化需求，全面加快自身管理与生产当中的数字化转型，加大生产要素合理分配和生产流程再造。 三、坚定促改革，全面激活市场化配置要素的体制机制。《意见》是落实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的一项重大改革部署，是新时代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的又一具有标志性意义的重要成果。《意见》分类中第一次把数据要素作为五个要素之一，对企业推进要素市场制度建设、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推动高质量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是充分运用市场机制，提高土地房产的利用效率。土地要素使用上关键就在于“盘活存量、严控增量”。要进一步丰富盘活及运营模式，规范出租行为，积极探索合作开发模式，有效化解失地风险。增量上看，要坚持资源统筹安排和集约利用，研究制定各类用房的申请和调配制度，统筹规划云资源池等基础资源建设，减少重复，提升自有资源利用率和资源整体价值。 二是强化人才队伍转型，提升人力资源效率。“人才是第一资源”，劳动力在5个生产要素中是最活跃的。要坚定不移做深做实三项制度改革，持续完善市场化选人用人和激励约束机制，真正把人的“创造性、积极性”调动起来。基于组织体系重构、流程再造优化岗位分工，明确能力标准，健全培训体系，提高综合素质；进一步调整人员数量布局，加强前中后台、各级本部与一线的交流，加快培养一批“CT+IT”复合型人才和数字化创新人才，提升整体人力资源价值创造能力。 三是整合和利用资本优势，加快培育创新发展新动能。以资本为纽带，以提升资本运营效率、提高资本回报为目标，完善在创新领域产业链布局，通过产业协同、战略合作等方式，共同开发新产品新业态、创新商业模式，提高供给质量，推动提升创新能力和建立灵活高效的市场化经营机制。同时，要充分发挥财务、融资租赁的优势，积极拓展供应链金融，增加有效金融服务供给。 四是提升技术创新水平，完善科技创新资源配置方式。这次新冠肺炎疫情防控过程，更加突现了加快自主创新、研发和掌握更多国之重器、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升级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我们要坚决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国有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重要指示精神，推进5G、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物联网等“新基建”建设，增强SDN/NFV等核心技术领域自主研发能力，进一步提升自主研发率，逐步实现核心系统的自主可控。充分体现技术、知识、管理等要素的价值。 五是全面提升数字化运营能力，释放数据要素红利。我们要抓住机遇，充分发挥数据资源的重要作用，进一步整合和持续丰富数据资源，强化服务数字化社会治理与应急响应的大数据运营能力，聚焦社会治理和政府应急体系的数据重构，增强不同场景的数据应用，扩大在大数据领域的领先优势，提高价值变现能力，提升数据要素的回报率。[详情]
2020年4月22日，由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主办的博智宏观论坛线上专题研讨会通过网络平台顺利召开，主题为“应对疫情冲击与要素市场改革”，中国社科院世经所全球宏观经济研究室主任、博智宏观论坛学术委员会委员张斌出席会议并发言。 投资和就业是接下来的主要挑战 疫情显著改变了居民、企业和政府的资产负债表，影响接下来的经济活动。住户部门总体的资产负债表状况在改善，主要表现为资产方显著增加，远大于负债方的增加。2019年1季度境住户部门存款88.6万亿人民币，较2019年底82.1万亿增加了6.5万亿。住户部门负债增加了不到0.9万亿。为什么住户部门资产显著增加呢？简单说就是受疫情影响一般消费支出和购房支出大幅下降，远超过疫情对收入带了的负面影响。住户部门虽然总体上资产负债表在强化，但是内部的结构有很大差异。需要重点关注的是农民工群体，劳动收入受损失最明显，家庭的资产负债表显著恶化。 企业部门的资产负债表显著恶化。企业收入大幅减少，但是劳动报酬、房租、利息等很多支出还是要支付，企业不得不大幅举债维持经营，大家也可以看到3月份新增社融里面企业的短期融资大幅上升。小微企业、劳动密集型服务业资产负债表恶化情况更严重。 政府部门的资产负债表显著恶化。政府公共财政收入和支出同比增速都在下降，1季度收入下降-14.3%，远大于支出下降-5.7%；政府基金收入下降-12%，政府基金支出增长4.6%。政府的收支缺口明细那放大，1季度政府债务也明显增加。 资产负债表变化决定着接下来的经济运行的特定。消费问题不大，住户部门资产负债表上面有了被动的储蓄，随着疫情好转会消费会有恢复性增长，农民工收入下降但是对总体消费的影响不大。 投资面临很大的挑战。企业需要弥补前期资产负债表上的大窟窿，光是不上这个窟窿对很多行业来说就要花点1-2年的时间，然后才谈得上进一步的投资。 就业面临很大的挑战。大量小微企业已经熬不过去，就业会受到影响。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3月底较1月底就业规模至少下降6%，这是3-4000万的新增失业，新增失业群体主要集中在农民工。企业新增投资上不去，市场新增工作机会减少，接下来新增7-800万的新增大学毕业生就业也会有很大问题。出口部门面临的压力还没有充分显现出来，出口行业的投资和就业也是很大挑战。 有针对性地解决当前难题？需要做纾困，保障低收入群体生活。这还远远不够，当务之急是帮助企业渡过难关修复资产负债表，需要创造新的就业机会。疫情影响的主要是有劳动能力的农民工群体就业，还有未来的大学生就业，必须要创造新的就业机会才能有针对性地解决接下来面临的问题。 1．加快公共项目建设，以此带动整个产业链的就业。 2．都市圈建设，既包括公共基础设施投资，也包括支持相关的房地产投资。 3．对医疗、教育、文娱、商业服务等服务业放松管制，降低准入门槛；对新设立的企业采取一定优惠政策，这部分主要是为大学毕业生创造更多就业机会。 4．人口流入地区补齐相关公共服务，增加基础公共服务相关人员招聘，不设置户籍和学籍要求，给农民工留下较大比例 5．小微企业1-2年的税费减免 6．降息[详情]
2020年4月22日，由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主办的博智宏观论坛线上专题研讨会通过网络平台顺利召开，主题为“应对疫情冲击与要素市场改革”，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博智宏观论坛学术委员会委员王小鲁出席会议并发言。 疫情防控当下重点要救企业、保民生，继续推进市场化改革 第一，现在面对疫情的冲击，宏观政策的重点是救企业、保民生，特别要防止再次搞大规模的政府投资和大水漫灌的货币宽松政策。 我们过去因为长期的刺激投资、长期的货币宽松，导致的结果是投资率过高、消费率过低。这个情况最近几年有一点缓解，但是并没有根本上改变。总的来说，我们的资本形成率高达百分之四十几，但是消费率只有百分之五十几，这不但和世界其他国家差异非常显著，而且和我们改革开放以后八十年代、九十年代的情况相比，现在消费率也低10个百分点左右，投资率仍然高10个百分点左右。在这种情况下，再搞扩大投资、搞货币刺激来拉动经济增长，第一很难起到有效的作用，第二可能进一步导致结构失衡。现在最需要的是救活广大的企业，特别是中小微企业，现在这些企业面临非常大的困难，接下来可能有很多的中小企业、微型企业破产倒闭，会产生大量的失业，对这些必须有足够的思想准备。现在已经采取的对小规模纳税人的税收减免政策虽然非常有必要，但是范围还是小了，恐怕要对中小微企业，凡是受到疫情影响的企业，采取大规模的税收减免政策，减税降费，也包括社保缴费，才能救活更多的企业、才能保住就业。 另一方面，要对因为疫情影响企业倒闭、失业的人群和生活困难的人群进行大面积的救助。尤其我们国家2亿多农民工中间，多数人还没有纳入城镇社会保障，这些人丢掉了工作，待在家里出不来，他们就丢失了生活的主要来源，所以要研究具体措施，对失业的人群提供大范围的救助，这既是雪中送炭，也是扩大内需。 第二，疫情面前更加需要推动市场化改革。只有通过改革理顺结构，才能使经济恢复活力。靠改革来启动内需，靠改革来推动经济复苏和发展。 关于开放土地市场的问题，中央出了一个关于要素市场化改革的文件，因此在这个时机推进土地市场的改革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首先是需要全面落实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同等入市、同权同价。其实这个话十八届三中全会文件早已提及，但是多年来并没有落实，其中还涉及一个具体问题，我认为应当取消所谓经营性和非经营性集体建设用地的区分，这种区分在法律上没有根据，经营性和非经营性集体建设用地本来是农村集体作为土地的主人有权自己决定的事情，以所谓经营性来划线，决定哪片地能够入市，哪片地不能入市，是不合理的划分，实践中也行不通，应当取消。 另一方面，关于农户的宅基地。在城市化过程中间，大量农民进城，有些已经长期定居，有很多农户的宅基地空出来了。现在需要使资源合理配置，允许农户通过市场转让他们空置宅基地的使用权，使这些土地重新被利用。需要取消只允许在村集体内部转让宅基地的限制。有这个限制等于不开放土地市场，不允许土地转让。实际上在村集体内部根本没有这样的市场需求。所以这个限制有必要取消。配合土地市场的开放，各地需要建立土地交易市场，进行公开透明、合法合规的市场交易，同时要有效的保护农户的合法权益。因为目前按照法律规定，农村土地是集体所有，怎么让农户个人的权利得到保障，有很多的工作要做。配合这个改革，需要大幅度的减少政府征地的范围。 再一方面，要鼓励闲置的建设用地复垦，因为有些边远地区，不在城市化范围的地区，可以通过土地复垦变为耕地，同时允许建设指标在占补平衡的前提下进行市场交易，可以允许跨地区交易，通过这种交易使得有土地资源的和需要土地资源的供求双方对接起来。这是推进土地市场化非常重要的渠道。在土地交易过程中间，有些地方的土地价格会大幅度的增值，我认为在减少政府征地、卖地的同时，可以对土地交易过程中大幅度增值的土地开征土地增值税，这个土地增值税作为地方政府的税源，可以专项用于补充城乡转移人口在城市落户，解决他们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问题。 我们国家现在农村村庄占地，不包括耕地，接近15万平方公里，就是2.2亿亩，村庄占地大规模超过了城镇建成区面积的总和。土地的使用本来是很不经济的，因为很多村庄占地过多。而且城市化在进行过程中，大量的人口在向城市迁移。城市化未来还要继续进行，还会有大量的人口离开，有大量的土地已经出现荒废或者将要荒废，所以开放土地市场和开放建设用地指标的交易市场，可以使大量的有效土地资源得到有效利用。未来城市化继续推进，可能还需要占用10万平方公里左右的耕地。粗略估计一下，15万平方公里中如果有1/3，也就是5万平方公里的村庄占地能够进入市场，有效利用起来，未来一半的城市化用地就可以不占用新的耕地。这是有非常大意义的事情。同时，这么大的一笔财富会产生巨大的财富效应，可能至少是10万亿以上的规模，会对推进城镇化、对农民和居民增加财产性收入、繁荣乡村有重大意义，会成为推动经济复苏和发展的强大动力。[详情]
2020年4月22日，由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主办的博智宏观论坛线上专题研讨会通过网络平台顺利召开，主题为“应对疫情冲击与要素市场改革”，国家开发投资公司改革办公室副主任、政策研究室主任、博智宏观论坛学术委员会委员尚鸣出席会议并发言。 疫后经济增长靠什么？ 中国是率先进入疫情的，也是第一个疫情得到控制的。疫情最坏的情况已经过去，从2月份一手抓防控，一手抓复工复产以来，目前大企业中90%以上、中小企业70%甚至80%复工复产，但全球疫情蔓延给我国经济带来第二波冲击。就目前情况看，二季度和三季度各主要经济体出现负增长是大概率事件。 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的时候，全球出口下降了15%，今年前两个月中国出口下降17%，超过2008年水平，预测二季度出口下降有可能更深。一季度GDP增速同比下降6.8%，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降8.4%，基础设施投资下降19.7%，制造业投资下降25.2%，房地产开发投资下降7.7%，是改革开放以来降幅最大的。从经济支柱中央企业看，一季度营业收入同比下降11.8%，净利润同比下降58.8%，57家企业净利润同比下滑，26家企业经营净亏损。 在一季度这么大的负增长的情况下，企业能不能走出疫情冲击，保持相对平稳的发展，我觉得一方面要看政策出台和救助及时不及时，力量是不是用在刀刃上；另一方面要看支撑经济发展的要素条件的市场化配置改革能否落地见效，将微观主体的活力激发出来。4月9日，中央出台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文件，我觉得这个文件非常好，是继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后，在市场配置资源改革中出台的最有分量的一个文件，对于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释放中国经济增长潜力，具有重要作用。 尽快走出疫情冲击，恢复经济增长动力和潜力，如期实现全面小康和脱贫目标，我想主要靠五个方面的支撑。 一靠进一步激发微观经济主体的活力。企业是经济的基本细胞。近年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加大，实体经济困难突出，叠加疫情冲击，无论大型企业还是中小企业都面临一定的经营风险，特别是处于产业链下游的中小微企业生存形势非常严峻。各地各部门出台了一些救助政策，但力度不够，一些中小微企业活下去仍面临运营资金紧缺、原材料、劳动力等要素流通严重受阻，客户和订单严重流失等问题。目前，行政性资源配置对企业发展形成了较大的约束和制约，完善要素配置市场化改革，激活土地要素、劳动力和资本要素，将一些闲置的或者效率使用不高的资源盘活，为帮助企业走出目前的困局提供了契机。比如，土地是五大要素中最基本的要素，对任何一个地区，特别是欠发达地区以及乡村地区，土地是其唯一最方便获得和利用的要素，激活土地要素，资本、劳动力和技术等其他要素才愿涌入，科学放松“地根”将对企业产生更直接有效的促进作用。 二靠内需拉动。支撑中国经济发展我觉得还是要靠内需拉动，现在尤其欧美国家的疫情发展会到什么程度，将来会不会反复很难说，在外需不确定的状态下，最终托底中国经济还要靠内需。首先，中国拥有全球最大市场和最大中等收入群体。中国有覆盖14亿人口的统一市场，商品、人员、服务和资本均可自由流动，产品研发、生产、物流、销售等环节都存在巨大的规模效应。消费是中国经济增长的绝对主力，过去2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始终保持在8%以上的增速，目前消费占GDP的比重超过50%，但离发达国家消费占GDP比重80%还有很大空间。政府可以对受疫情影响较大的行业进行补贴，保住相关就业和居民的收入，也可以发放消费券，释放消费增长潜力。其次是加大投资。基建投资作为宏观逆周期调控的重要抓手，肩负着托底经济的重要使命，过去我们一直讲三架马车，投资一直是经济增长主要的动力，现在走出疫情冲出，仍离不开投资拉动，目前稳投资持续加码，传统基建和新基建齐发力，将对我国经济形成有力支撑。4月20日，国家发改委明确，新型基础设施是以技术创新为驱动，以信息网络为基础，面向高质量发展需要，提供数字转型、智能升级、融合创新等服务的基础设施体系。中国信通院预测，预计到2025年我国5G网络建设投资累计将达到1.2万亿元。未来5年工业企业开展网络化改造投资规模有望达到5000亿元。5G网络建设将带动产业链上下游以及各行业应用投资超过3.5万亿元，成为中国经济增长新引擎。 三靠科技创新。科技创新既是抗疫的有力工具，也是经济新增长点的有力支撑。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科研领域所处的国际环境相对比较友好，但近几年美国通过出口限制、出口封锁、实体清单、技术转移清单等手段，制裁我国高科技企业、对产业政策施压，限制科研人才和学术交流，对我们科技创新的国际环境造成了越来越大的负面影响。在科技创新领域，重大挑战就是重大机遇，下一步随着新业态发展，也会产生很多新的商业机会。中央要素市场配置改革意见，在鼓励科技创新的要素配置方面迈出重大改革步伐。通过对科研人员赋权，使科研人员参与技术创新成果分配，激发科研人员创新的积极性和主动性。通过构建要素的技术交易生态，促进技术要素和资本要素的融合发展，将有助于引导更多资本进入，促进科技成果转化。通过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有利于形成国际技术交易以及更多形式的产业创新合作。 四靠补齐发展短板。我们经济发展过程中还存在着很多矛盾和问题，短板不少，但换个角度看，补足短板就是经济潜力和发展能量。在基础设施短板之外，还要重点补足三个短板。一是地区发展短板。中国区域发展很不平衡，一些地区依然贫困，即便是今年把剩余的551万贫困人口按现行标准全部脱贫，那些已脱贫的地区离实现富裕的目标还很远，需要用新标准、新措施推动这些地区的人民走向富裕。二是公共服务短板。这次疫情暴露了公共卫生服务、疫情防控等方面存在的很多薄弱环节，我国的医院管理、医疗服务、医疗物资管理等方面还有待提升，社区医疗、家庭医生等社区医疗服务系统还有待完善，医疗战略物资的生产、储存、配置也都要牢牢掌握在国家手里。我们必须正视不足，基于高标准统筹谋划，硬件软件一块建设，切实提高服务水平和治理能力。三是产业短板。中国实现持续稳定发展存在着一些能力瓶颈和薄弱环节。主要表现在，产业门类健全，但高端化明显不足；经济体系完整，但科技含量以及现代要素体现得不够充分。中国过去四十年经济高速发展受益于积极参加全球产业链的分工布局，但大部分居于产业链末端，关键零部件、技术仍受制于其他国家，全产业链建设已经刻不容缓。要加快补齐产业短板，特别要围绕建立以新型科技为支撑的新产业和经济体系为核心，使中国经济的内循环更广阔、通畅、有活力。 五靠城镇化。新型城镇化是中国最大的内需，也是中国经济增长的最大潜力。以城镇化为主线释放内需潜力，是应对疫情冲击、提振内需的关键一步。一是中国城镇化率仍有20%的提高空间。粗略估算，以城镇化升级为主线，仅旧改、保障性安居工程、升级传统基础设施、加强新基建等领域带来的内需释放，每年即可达到几万亿元的规模，是释放内需的重要抓手。二是与国际大都市圈相比，国内相对发达的大都市圈（如珠三角、长三角都市圈）人口密度、人均产出、单位面积产出等指标依然存在显著差距，围绕关乎民生的交通出行、住房、医疗、教育、环境等方面的突出问题，优化产业与空间布局依然大有可为。三是占比接近20%的流动人口“市民化”是下一步城镇化的关键之一。四是中小城镇进一步城镇化、增进与大都市的协调发展空间也很大。 从这五个方面来看，我觉得中国经济增长还有很大的潜力、巨大的空间，我们要做的事情还很多，要解决的问题还很多，在国际形势不利的情况下，不要盯着国际與论跳舞，做无效率的投资，不要干种了别人田、荒了自已地的事，还是要韬光养晦、眼睛向内、有所作为，踏踏实实的做好自己的事，把自己的发展搞好。[详情]
2020年4月22日，由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主办的博智宏观论坛线上专题研讨会通过网络平台顺利召开，主题为“应对疫情冲击与要素市场改革”，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陆铭出席会议并发言。 深化生产要素市场改革的当务之急 当前深化生产要素市场改革已经是共识了。这里，我谈几点非常具体的“当务之急”。今天讲到生产要素市场，无非三个方面的问题：人、地、钱。 先讲人。关于户籍制度改革，最近特别强调在特大和超大城市调整积分落户制度，未来调整到以居住年限和社保缴纳年限为主要标准，相应的就要调低教育在积分当中所占的权重，这是积极的。实际上严峻的形势远远不是这件事，而是在既有的积分制度已经非常严格的情况下，达到积分标准的人都落不了户。我们所称的“积分制”，积分仅是一个“准入标准”，还附加了非常严的配额制。这个积分制还不如移民到加拿大或者澳大利亚的积分制。移民到别的国家积分的时候，你积分达到了，他不能不让你去的。我们现在是积分达到了也能让你不落户。而且国家间移民的时候，人还没来就可以给你积分，积分到了就可以移民。我们这儿的积分是人来了，积分也到了，还不让你落户。而且最近有一个事情引起热议，就是外国人要给他们合法的居留权，我们现在给外国人居留权设定的门槛是要低于外地人在北京、上海落户门槛的。吸引国际人才的标准和中国人落户大城市的门槛之间的落差，已经到了没有办法往后拖的时候。 再补充两个数据。最近我的团队做了一个统计，根据2015年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计算，居留超过5年以上的流动人口占比在上海为51.59%，北京为45.06%，超过10年以上的流动人口占比在上海和北京分别是27.97%和22.53%。这部分长期居住在当地无法落户的人口，如果一直不能得到平等的对待将是巨大的社会问题。 我的建议是，先把符合当前积分制标准的外来人口，不附加其他条件，直接落户。另外，对已经在一个城市居住十年了的外来人口，就不要标准，直接市民化，将居住超过五年的也排上日程。 第二讲“地”。我们在法理上、学理上，怎么就赋予了城市规划部门、土地部门那么大的权利，来决定这个土地资源的配置？关于“地”，具体讲三件事。 第一个问题是都市圈。大城市逐步发展成都市圈，大家都认同。但是接下来碰到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在北京和上海已经被批的规划里是要做建设用地减量供应的。现在要推进都市圈建设，有人说，发展都市圈就发展昆山和太仓，上海就不用扩张了，他把发展都市圈理解为发展外围，中心就可以管住不动了。第二个问题，现在从发展的需求角度来讲，上海最紧要的矛盾是自贸区新片区要不要发展。自贸区新片区800平方公里，现在700平方公里是农田，100平方公里是建设用地，中央现在给自贸区新片区的任务是15年以后再造一个浦东，100平方公里怎么再造一个浦东？同时，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包括上海的青浦，青浦大量保持农田，这种情况下怎么建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现在总的建设用地如果是收紧的，而且这个东西写到2035规划，得到中央批准。接下来，要在自贸区新片区和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开发，就要在上海别的地方收缩，而且收缩的要比开发的多，这件事情怎么做？ 第二个问题碰到了基本农田占用的权利下放。从国家层面的改革导向来讲，实际是想增加土地管理的灵活性，去年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五次会议也讲了这件事情。基本农田占用的权利下放，目前限于重大工程。重大工程本来就允许占用基本农田，按照目前的制度可以先用着，用了再备案。但是真正的矛盾在哪里？真正的矛盾在于，既有的规划如果不动，像上海房价这么贵、用地这么紧张的地方，如果仅仅是产业和居住用地，要占基本农田可以不可以？再具体一点，在都市圈范围之内将来要建轨道交通，这件事情基本是有共识的。这意味着，未来上海可能有轨道交通连到周边，比如太仓。那接下来问题来了，轨道交通建好了以后，轨道交通两边的土地是农田。按道理来讲，轨道交通沿线是最有土地开发价值的地方，这是具体的矛盾。其实，就是基本农田的占用开发和都市圈高效建设之间的矛盾。 第二个问题是功能转化。最近关于生产要素市场改革也提到了关于土地用途功能转化问题。现在既有的土地功能转化第一要符合规划，第二要报批，比如工业用地理论上可以转成住宅用地。但是实际操作层面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儿。第一，如果在北京、上海这样的地方，要是不把人口管制目标拿掉的话，现在是通过管制住房供应来达到管制人口的目标的。比如说，在上海，实际上是严格限制商业用地转成住宅用地的，如果真的可以灵活转化，那就对人口控制产生了冲击。所以，实际上功能管制前面还有一个人口紧箍咒在那里。 同样的道理，现在上海也知道，工业用地的产出效率太低。我觉得提高土地经济密度是对的，问题是对比较低的土地经济密度怎么提高？有两种办法，一种办法是，把工业用地转成住宅用地，或者转成商业地产，经济密度可以提高。还有一种做法，把低效的工业用地转成农田，把工业用地分母做小了，那平均产出上升了。目前的情况，一定选择后者，如果选择前者，就跟控制人口的目标是矛盾的。还有一句经常用的话叫“防止城市无序蔓延”，往往被具体化为，既有的中心城市如果扩张，就是无序蔓延。在发达国家，如果伴随着人口增长和高密度的城市用地蔓延实际都不被称为蔓延了。结果是，在人口增长的情况下，如果把中心城区的面积管住了，轨道交通沿线的土地又不给开发，甚至建设用地减量供应，然后低效率的工业用地不是转成住宅，而是转成农田，那住房供应增长缓慢，房价就上去了。 第三个问题是农村宅基地的问题。空置的农村宅基地为什么不可以复耕成农业用地，然后将对应的建设用地转成指标跨地区交易起来？尤其是应该让农民能够在自愿有偿的前提之下，把闲置宅基地对应的指标带到他就业和居住的地方去，变成一个资产。 第三讲“钱”。讲两个方面。第一是地方政府的融资要区别对待。原来我们面对地方政府债务的上升，基本是全国一刀切的政策，就是觉得地方政府借债太多了，要往下压。但是问题在于，中国各个地方发展的情况不一样。我有研究表明，如果看地方政府债务在GDP的比重，沿海地区除了天津严重一点，海南次之，其他地方还是健康的，政府负债率大概20%左右。而这块地方又正好是接下来要搞大建设的地方，要建设城市群、都市圈的地方，是人口流入的地方，那这些地方为什么不能去发债，把债投到基础设施建设、医院、学校里去。但是人口流出的地方，当年为什么借那么多债？因为你给了他建设用地指标，他拿这个做土地开发和抵押融资。所以，这完全是空间错配的问题。地方政府融资在人口流入地、经济增长潜力大的城市群和都市圈应该是可以放的，它是有回报的。 第二个问题也跟地方政府融资有关，我曾经写过文章，接下来在金融市场上要做财政和金融严格的分家。今天你看中国的金融市场，第一个市场是所谓正规金融市场，正规金融市场里大量的便宜的信贷是流向了国有企业和地方政府的融资平台，民营企业融资相对来说受到歧视，尤其是中小企业，这其中，是因为银行觉得国有部门比较安全。第二块是影子银行，影子银行里大量的融资实际还是地方政府债务，地方政府拿自己的各种各样的资产（其中主要是土地）去做质押，然后发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公司债券。这里的边际融资成本可以高达14%，甚至更高。而且我们做过相应的调研，越是欠发达的地方，资产质量越差的地方，边际融资成本越高，当把边际融资成本抬高到14%甚至更高水平的时候，我们要问两个问题。第一，付14%以上的利率是不是他投资的项目回报高于14%？不是的，最后来还钱的，第一靠税收，第二希望中央帮他还钱，第三从来没有准备还过。但是接下来的结果是什么？当边际融资成本已经高到14%，甚至更高的时候，民营企业就变成什么局面？既在正规金融系统里比被挤出，影子银行里的融资成本又高到企业利润覆盖不了这个资金成本了。所以为什么所谓的大水漫灌，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始终解决不了？就是我刚才讲的结构性问题，正规金融和影子银行两个市场其实都通道不畅。 现在出现的是三个东西的最坏组合，第一高利率，第二低回报，第三刚性兑付。这三个东西是最坏的组合，拿掉任何一个都可以，如果高利率、高回报、刚性兑付没有问题，低回报、低利率、刚性兑付也可以，或者高利率、低回报，但是不要刚性兑付也可以。但是现在在中国影子银行系统里实际存在的是我刚才讲的最坏组合，融资成本高、回报低，还要刚性兑付，那最后所有的窟窿谁来补？要么中央财政转移支付，要么通胀，让老百姓背负，我曾经讲过，接下来中国金融市场要做的事情是彻底让地方融资平台逐渐从金融市场分离出去，政府融资就应该走国债的道路，那国债的道路就是低利率、低回报但是刚性兑付，这个组合是可以持续的。 最后，讲一下房子。因为人、地、钱三件事情共同的事情就是房子市场。这几年我的研究一直在讲一件事情，中国的住房市场也是结构性的问题。人口流入的地方不供应足够的土地，人口流出的地方大量造房子变成鬼城。今年经济增长下滑压力这么大，而且这轮新冠疫情冲击有个重要特点，冲击的大量是低收入群体。它冲击两个代表性行业，第一消费性服务业，第二个是出口部门，这两个部门冲击的人都是中低收入者，尤其是农民工群体。这样的情况下，赶紧要加快城市化的进程来拉动内需。城市化进程碰到什么障碍？房子的障碍。所以要结构性地放房地产市场，是在人口流入的中心城市周围的都市圈范围内放，伴随着我们前面讲到的土地改革、户籍制度改革、地方政府融资渠道的改革，在这些人口流入的地方把人、地、钱三个生产要素集中在中心城市周围的都市圈里。中央层面可能担心房价涨上去，但是，如果通过增加供给的方式来做一个结构性的房地产政策，增加在人口流入地增加住房供给，是不会产生大规模的房价上涨问题的。 很多人主张不要搞大水漫灌式的强刺激，我基本同意。我的补充意见是，如果是结构性的，伴随空间结构的调整的刺激政策，其实没有关系，因为我们要看到中国经济存在结构性问题。如果在一些短板部门，——比如前面讲到的都市圈范围之内，还有有新的需求的，像医疗、公共卫生、教育，——进行增量的投资，是可以实现促增长、惠民生、调结构等一举多得的。 最后对教育多说一两点，我们现在有大量农村留守儿童，唯一解决问题的办法是让他们到城里读书。接下来中国很快会推12年义务教育，而我们现在的一线城市，包括北京、上海这样，长期对于外来农民工的孩子，初中和小学的教育门槛高，普通高中阶段教育基本不可能。接下来如果12年义务教育，伴随前面讲到的户籍、土地改革，中国接下来在一线城市和准一线城市要大量建高中，就是迎接外来人口市民化以后带来的巨大的高中需求。这里将有巨大的红利，不管是就业增长（要大量的老师），还是基建造学校。所以，伴随经济发展规律的，结构性的投资增加，只要有回报，应该趁着经济下行压力增加，赶紧推行。[详情]
2020年4月22日，由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主办的博智宏观论坛线上专题研讨会通过网络平台顺利召开，主题为“应对疫情冲击与要素市场改革”，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党委书记兼院长、博智宏观论坛学术委员会委员刘守英出席会议并发言。 关于发挥要素市场在经济恢复中的作用的几点看法 现在有两个文件非常重要，一个要素市场改革的文件，还有一个文件是关于城镇化的，也应该引起大家的注意。很多人将这两个文件解读成疫后启动经济恢复和应对疫情的重要措施，我觉得应该是有这种考虑的。下面我主要谈三个观点。 第一，关于经济刺激与要素市场的关系。我们现在很多做法着重于如何在应对疫情的措施上加码，也就是如何刺激经济恢复。也有学者在讨论经济刺激过度的可能负面后果和对疫后经济转型带来的扭曲。但我也发现一个问题，这些冷静的呼吁与部门实际做的不一样，反差很大。部门在忙着怎么样把这些钱落到项目分下去，承接这些项目的人都觉得是好事儿、好机会。这比资金该怎么保证投准、投对呢？经济刺激、疫后恢复不能简单就是编制项目，接下来就是采取政府行动。这些资金的投放如果不跟要素市场发展结合起来，最后只会变成政府行动。如果最后就成为政府在这里投，政府在这里分项目，从整个经济运行和经济活动来讲这是一种倒退。 这个危险不是不存在的。这次的疫情从应对来讲，实际是靠举国体制+战时体制最后国内的疫情蔓延给压下去了。但是，疫情肆掠压下去的同时也造成我们整个经济恢复的难度非常之大，因为为了打这场仗，我们不得不阻断了所有的要素，先是堵人、堵物流，堵这两个以后实际最后你的资金往哪流呢？还有资金使用的主体越来越变得往政府这个方向去走。现在我们转入经济恢复，就必须要认真研究怎么让这么大一笔钱投对，避免变成政府在这里唱独角戏。在转入经济战役阶段后，比上项目更要紧的是，将我们应对抗疫战争中的各种要素阻断状况尽快想办法解决。如果不尽快加一解决的话，我们经济恢复的后果会非常困难。道理在于，因为疫情应对造成的市场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比疫前的作用还要小。市场的作用不恢复，要素的流动不通，就变成政府在经济恢复中更强的主导。所以，我想转入经济恢复阶段，现在要尽快恢复要素的流动，包括人口、物流等等。经济应对方案除了补短板，另一个就是跟着市场恢复程度走。 第二，是要以这次疫情为契机反思我们的城市化模式。城市化模式的要害在哪？我们原来都觉得这个城市化模式是低成本的，就是农民在沿海地区挣钱、消费、就业，最后他的归宿就是回到他自己的家乡，就是我们讲的候鸟式的城市化模式。这次疫情让我们看到了这个模式非常高成本。 首先，这次疫情发生在春节，好处是这几亿人被隔在家乡避免了一场大灾。但是疫情后的封村、封城，也把城乡之间的路给堵死了，也就把原来的候鸟城市化模式给阻断了。这几亿人春节过后回不去，就只能待在家乡，城市和沿海地区因为这些人回不来。我们现在很多人在讨论疫情导致整个产业被中断了、要素被中断了，背后是什么？是我们原来这套城市化模式被中断了。中断的结果是城市化的高成本被显化了，不光是沿海地区，流入和流出地这两个板块的高成本都显化出来了。沿海地区更招不到工，这些人回到城市以后再被隔离14天，这些人回去以后找不到工作。另一头，这些待在乡村的人又不会搞农业，很多人原来说，农民工城里搞不下去就回去搞农业，但是现在的情况是这些人回去没有搞农业，待在家乡的人根本没有就业机会，他已经不会搞原来的农业了，他连基本的生活都不能保证。这次疫情实际是把我们原来城市化模式的所谓低成本，实质是城市政府不支付进到城市的这些人的成本给露头了，这些成本在产业、在城市的正常生活等等都显化出来，在农村地区的高成本也显化出来，就是他回去也没搞农业，还有大家看畜牧业、饲养业这些产业这次全部被阻断了。这是在疫情幸好发生在春节。 进一步设想一下，如果这次疫情不是在春节会是怎样？或者如果疫情就是在现在这个季节，这些人集中从他们打工的沿海地区、城市跑回到家乡，会是个什么样的秩序？怎么保证有序疏解？另一种情况，如果这些人全部被堵在城里和沿海地区，我们的疫情防控最重要的经验就是城市以社区为单位，乡村以村组织为单位，这几亿人城里的社区管不着，乡村的村组织管不上，你靠什么样在短短时间建立起有效的防控体系来保证这几亿人的有序？还有这些人在城市的基本生活靠什么维持？ 我们一定要借这次疫情好好反思一下我们的城市化模式。我觉得城市化模式的改革，可能是我们下一步的重点，这不简单是一个刺激经济的问题，这是牵扯到我们下一步现代化走向的问题。基本的一条是一定要将流入地的人和流出地的经济阻断的状态改掉。 第三，要素市场改革的前提是权利改革到位。要素市场改革喊了多年了，为什么进展不大？要素市场的改革如果没有权利的再配置是做不成的。我们已经呼吁了多年土地市场、劳动力市场，这些市场我们一直在喊要改，但是如果相关权利问题不解决，要素市场改革就很难推进。你看看正在编制的国土空间规划、要实施的《土地管理法》条例，到底是会进一步推进市场的作用，还是在强化政府行为，造成市场的空间更小？我觉得，基本权利问题没有解决，要素市场是很难发挥作用的。比如进城农民的权利，进城的农二代和农三代的城市基本权利如果得不到，尤其是农二代的居住权、工作权、基本公共服务的权利得不到，这个劳动力市场是建立不起来的，还有农三代的教育权。要配合城市化模式的改革，实现进城农民的基本权利，向他们开放基本权利。土地市场也是这样，土地市场的核心是土地利用平权，农民有利用自己土地从事各种经济活动的权利。同时乡村也要向城市开放权利，实现城乡之间的要素流动，活跃乡村的生产要素，前提也是乡村要向城里人开放土地的权利，这里包括从事产业的权利，搞现代农业的权利。有了权利开放和乡村要素的活跃、主体多元，乡村的产业才能复杂化、多元化、专业化。另外就是宅基地权利的开放。只有这些权利的开放你的要素市场才能活起来。 我主要讲这么三个观点，第一个是就短期来讲的，但是背后还是要素市场的开放结合的，就是没有要素市场的开放，我们整个经济刺激会留下很大的后遗症。第二就是讲城乡关系，一定要借这次疫情，不仅仅要反思，还要真正改变我们原来那个把它作为优势的城市化模式。第三是市场化改革的前提是权利的改革。[详情]
2020年4月22日，由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主办的博智宏观论坛线上专题研讨会通过网络平台顺利召开，主题为“应对疫情冲击与要素市场改革”，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秘书长方晋出席会议并发言。 从市场培育、交易规则和市场主体看要素市场改革 一、要素市场改革非常及时和必要 要素市场改革是真正的供给侧改革，它通过提升生产要素的数量和效率促进经济增长，对经济的长期增长具有基础性作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对于经济增长的关注点主要聚焦在需求侧，但是现在我们已经过了高速增长的阶段，投资的边际效益也在不断递减。面对冲击力非常大的新冠疫情，如果我们还是回到过去把着力点放在需求侧的老路上，无论是应对疫情的短期冲击，还是有效化解其长期影响，效果都会非常小。因此，当前把政策着力点放在供给侧，特别是放在要素市场的改革上，非常及时和必要。 要素市场的改革其实已经提了很多年，关于要素市场滞后于商品市场，以及要素市场中存在的诸多问题，大家都非常熟悉。但很遗憾的是，因为过去这些年我们日子还过得下去，真正的有价值的要素市场改革推不动。现在面对新冠疫情这个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要素市场真的不改不行了。 二、从三个层面看要素市场改革 对于土地、资源、资本、劳动、技术乃至信息、知识等生产要素，都可以从市场运行的一般规律和机制的层面来分析要素市场改革。 第一个层面，从要素市场本身的培育和发展，构建和扩展来看，中国当前的现状是很多生产要素没有市场，或者市场受到严重的分割和限制。比如生态环境是重要的生产要素，但目前其尚缺乏市场交易。比如一些特殊性质的土地不能进入市场，或是交易严重受限。比如劳动力不能自由流动，虽然最近300万人以下的城市落户完全放开了，但是大城市、特大城市还未放开，劳动力市场仍然是处于被分割的状态。 第二个层面，从市场的交易规则来看，还有许多需要改革的地方。市场准入、市场定价机制、市场监管规则、政府的税收和收费、竞争规则等方面存在的问题都对要素市场的运行产生了影响。比如说石油这样重要的自然资源仍然是政府定价，没有实现市场定价。再比如，信息是非常重要的生产要素，但信息技术的平台经济特性容易造成事实上的垄断，不利于下游的消费者。 第三个层面，从市场主体来看，要素市场中存在一些不合格的市场主体，它们对价格信号不敏感，很多行为会对市场造成扭曲。比如说有很多机构和企业做决策不遵循市场经济规律，但又参与在银行贷款等资源的供给和需求中，这必然会影响整个市场的运行，影响真正合格的市场主体参与市场。 从以上三个层面看，几乎每种生产要素的市场都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因此，要素市场改革：一是要建立、完善和扩大要素市场，不仅有利于经济效率提升，而且可以发挥中国作为超大规模经济体的规模报酬递增效应；二是要建立公平公正、透明开放的要素市场交易规则，完善市场准入、监管和定价机制；三是要培育合格的市场主体，将不合格的市场主体清出市场。[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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