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智宏观论坛：疫情对经济影响的判断

　　2020年2月15日，由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主办的博智宏观论坛线上专题研讨会通过网络平台顺利召开，主题为“疫情对经济影响的判断、短期对策和中长期改革”，财新智库莫尼塔研究董事长、首席经济学家钟正生参加并发言。 加强政策逆周期调节力度，定向扶持行业企业 我讲三个问题：一是疫情的经济影响，二是疫情对市场影响，三是短中长期的政策应对。 先谈第一个问题，疫情对中国经济的冲击。疫情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会集中在今年一季度体现。其中，第三产业受到冲击最大，尤其是交通运输、住宿餐饮、休闲娱乐等；第二产业所受冲击，则取决于企业复工的快慢；第一产业受到影响相对较小。考虑到正常年份企业大面积复工也要到正月十五之后，如果企业能在2月17日实现大面积复工，那么通过提高产能利用率，有望将疫情对第二产业的冲击控制在较小范围内。在此情况下，预计一季度能够达到3%~4%。 从全年来看，交通运输业、第二产业、住宿餐饮业的下滑，可以在疫情之后得到大部分回补。但本次疫情不同于2003年非典的地方在于，主要来自三个层面的冲击。一是，本次疫情爆发正值春节期间，而历年1~2月社零规模占到全年的16%左右，近五年春节黄金周旅游总收入占到全年10%以上。因此，2020年中国GDP增长会受到春节期间可选消费缺失的拖累。二是，当前中国经济处于下行尾端，此时企业家信心弥足珍贵。2019年12月，财新PMI中的未来产出指数，在连续多月回落后终现回升，体现了中美贸易谈判去得第一阶段进展后，企业家信心开始企稳回升。但在这个关键节点，疫情冲击突如其来，若没有更有力的政策支持，可能对企业家信心，对全年制造业投资造成不利影响。三是，复工如果启动太慢，会对全球制造业供应链产生一定影响，可能加剧个别出口产品订单的转移。 中性假设下，预计疫情对全年GDP的影响在0.5个百分点左右。我们的一个建议是，这是否成为不再设立年度GDP增速目标的一个“契机”。疫情之下，众志成城，改变年度增速考核目标，改变地方政府考核机制，易于也必定会得到社会公众的支持。但若仍然坚持人均收入翻番的目标，必然意味着后续的财政货币政策需要更大、甚至“超调”的力度，这对于稳定和引导“宏观政策求稳”的社会预期不利。 再谈第二个问题，疫情对资本市场的影响。我谈两个方面，一是对企业债务偿还的影响，二是对近期人民币汇率走贬的看法。 首先，企业债务偿还的确会出现一定压力，这在严重依赖营收现金流或偿债现金流的行业中会更为明显，比如餐饮、旅游、交运等，这部分企业也亟需政策给予一定的支持。 但目前企业抛股还债，造成股债联动的风险是较为可控的。这是因为：一方面，目前上市公司的债务压力相对较轻。以前述餐饮、旅游、交运等行业为例，这些行业中发行企业债的主体今年的应付债券占总资产的比例达到7%~15%，但对于相同行业的上市公司而言，该比例尚不足3%。这也侧面反映新冠疫情冲击之下，非上市的或中小企业面临的偿债压力更大。 另一方面，即使部分上市公司抛股还债，考虑到当前A股市场流动性压力不大（多支新成立基金正处于建仓阶段、陆股通资金近期大额净流入）、上市公司股权质押风险自2018年底以来持续缓释，预计特定公司股价的调整幅度也将有限，出现“螺旋式下跌”的可能性不大。此外，央行支持民企和小微企业融资的“三只箭”（信贷支持、债券融资支持工具、股权融资支持工具），以及近期出台的一系列支持企业融资和经营的定向货币政策，会推陈出新、持续生效，也有望平滑和纾解企业的偿债压力。 其次，新冠疫情冲击之下，人民币对美元汇率贬值到了7附近。与之相对的是，近期美元指数也开始逼近100。但我们认为，对人民币汇率不必担心。首先，GDP短期波动不是决定汇率的关键。汇率定价的根本是对一国资产，及其背后对一国经济增长前景的信心。近期人民币汇率贬值预期只出现较为有限的抬升，北向资金流入规模加大，体现出国际资本仍然葆有对中国经济的信心。其次，货币宽松应该不会对人民币汇率构成主要冲击。2019年以来央行的几次降准、降息操作，大多伴随着人民币汇率的升值。我们预计，后续货币政策定向发力的特征将更加突出，因为全局性的货币宽松并不能从本质上缓解一季度的经济下挫（不是没有生产和消费意愿的问题），相反，操之过急的、易于过度的刺激对于通胀形势和经济转型可能产生不利影响。再次，货币政策积极操作有助于减轻对中国经济下行的担忧，也对人民币汇率具有正面作用。 最后谈第三个问题，即短中长期的政策应对。 短期来看，需要财政和货币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对受疫情影响较大的行业和重要物资供应企业进行定向扶持。央行近期超预期大额投放流动性稳定金融市场预期，推出3000亿再贷款，并联合财政贴息将融资成本控制在1.6%以下；财政部联合五部门下发“强化疫情防控重点保障企业资金支持的紧急通知”，都体现了定向调控为主的思路。 中长期来看，可从以下层面着力，确保2020年经济发展目标完成、夯实实体经济发展： 1）在企业具备复工条件之后，可适度前移降准、降息、减税降费、地方债发行等政策措施，这也是促进财政和货币政策更好配合的良机。但不宜过度扩大财政货币刺激，疫情过后经济自然会出现快速修复，此时叠加过多的政策刺激可能导致经济局部过热、阻碍经济结构转型升级进程。 2）考虑到疫情期间房地产销售停滞影响房企投资意愿，可在疫情缓解后强化“因城施策”，鼓励各地在房价稳定的基础上推进放开落户等措施，这也是将房地产市场的平稳发展与城镇化的进一步提升有效契合的重要手段。 3）把握契机，加强对本次疫情中凸起的需求领域——线上业态（包括5G建设、物流、在线服务等）、现代化医疗体系、智能制造等的支持推动，增强高技术领域的投资增长。 4）可以加速出台一些具有全局信号意义的、真正“伤筋动骨”的改革举措，进一步减少隐性壁垒、推进竞争中性、提升有效投资。恢复中国经济增长动力的关键还在于，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2008年之后，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大幅放缓（根据刘世锦等的测算，次贷危机之前我国季度TFP增速在6-8%左右，到2014年下降到0%附近），政府债务、民企融资及产能过剩问题凸出。近年来，我们在（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推进高质量增长层面取得了进展，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也出现了止跌回升的可喜势头（2018年回到2-3%）。在中美贸易冲突按下“暂停键”，新冠疫情战役初见成效之后，进一步推进改革开放，对于稳定预期、提振士气、集聚人气、激发活力，具有“四两拨千斤”的杠杆效应。[详情]

　　2020年2月15日，由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主办的博智宏观论坛线上专题研讨会通过网络平台顺利召开，主题为“疫情对经济影响的判断、短期对策和中长期改革”，华泰证券首席宏观研究员李超参加并发言。 短期政策支持企业度过难关 长期发展机器人诊疗 当前疫情对宏观经济影响的重要拐点是非湖北省新增确诊和疑似病例出现持续下降，但这是有一个重要前提的，就是经济发达省份与特大城市返程结束。目前来看，从铁路客运量、百度地图慧眼迁徙规模指数等指标看都还远远没有结束返程。从复工的情况来看，人没有大量返回，短期不可能马上实现全面复工。从政策的角度，除了医疗物资、基本生活物资生产外，应该鼓励防疫能力强的企业先复工，积累在疫情可能传染下复工的较好经验，进行推广，多树立正面典型。货币政策的重心要保证中小企业的现金流不大面积出现问题，不形成信用收缩，具体可采用专项再贷款给商业银行投放中小企业流动资金贷款，一年期最多可以再展期一年，帮中小企业度过难关。从长远看，以人工智能为基础的机器人应用在中国较为匮乏，以疫情负面影响为契机，应该大力发展机器人诊疗、机器人物流、机器人家政服务等代表未来科技发展方向的应用；加大医院等基础医疗设施的建设；建立完备的医疗物资储备制度。[详情]

　　2020年2月15日，由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主办的博智宏观论坛线上专题研讨会通过网络平台顺利召开，主题为“疫情对经济影响的判断、短期对策和中长期改革”，武汉大学博导、董辅礽讲座教授管涛参加并发言。 提高防疫工作科学性，发展债券市场解决企业融资难 一、对疫情经济影响要考虑坏的情形 疫情的经济影响主要源于疫情防控造成的生产消费活动停顿。 一是近期看到疫情数据在好转（如截至2月14日湖北以外地区已经11连降），但各地为防止疫情反复，防控措施反而普遍加强。二是未来疫情发展依然具有较大不确定性。如世卫组织预测会持续很长时间，还会在全球范围内传染很多人。三是即便疫情消退，防控措施逐步取消，预计疫情造成的心理冲击还会持续较长时间，对经济活动将造成更长时间的负面冲击。 二、进一步提高防疫工作的科学性 受疫情及其防控措施影响，当前全社会的总需求和总供给均萎缩，财政金融支持政策都是治标不治本，关键在于何时企业生产经营活动恢复正常。 防疫与生产“两手抓”对地方治理能力和水平提出了挑战。疫情防控应该讲究成本合理、科学防疫，不能搞一刀切，野蛮、粗暴执法。这可能造成疫情经济冲击的二次伤害，打击企业家信心。 为此，建议国家层面可在情景分析、压力测试的基础上，科学拟定应对预案。一是现在必须考虑如果疫情延续更长时间，是否需要坚持目前的防控力度甚至进一步加码。二是要前瞻性地加强对地方防疫情和稳增长工作的指导，避免矫枉过正。三是鉴于产业链、供应链的复杂程度远超乎想象，现在有些地方政府采取的事前核准、有序复工的做法值得商榷。疫情不严重的地区可考虑政府制定复工标准，企业按标准复工，政府事后核验。 三、进一步发展高收益债市场 发展资本市场、增加直接融资不只是发展股票市场，还包括发展债券市场。通过银行信贷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传导机制不畅。尤其此次受疫情冲击，中小企业抗风险能力较弱，现金流更加紧张。对于一些大企业来讲，此次疫情属于周期性冲击，对其经营业绩也会有一定负面影响。允许符合一定条件的企业发行高收益债（俗称垃圾债），可以通过市场合理定价，重点解决企业融资难问题。而且，疫情冲击本就增加了经济转型过程中经济运行的不确定性，总体市场风险溢价上升，发展高收益债也是适逢其时。 为此，一是针对高收益债市场风险与收益不匹配的问题，从评级、担保、定价、估值等方面梳理存在的问题，研究制定解决方案；二是建立激励相容的安排，吸引银行理财公司进入高收益债市场，比方说银行理财公司买入的债，纳入该行的MPA考核；三是鼓励券商加强投研，推动科创板上市公司发行高收益债；四是加快完善债券违约处置机制，增加高收益债市场对于境外投资者的吸引力；五是活跃二级市场交易，增加市场流动性。[详情]

　　2020年2月15日，由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主办的博智宏观论坛线上专题研讨会通过网络平台顺利召开，主题为“疫情对经济影响的判断、短期对策和中长期改革”，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陈道富参加并发言。 疫情冲击下，经济应对政策的三点建议 1．疫情对经济主要是短期冲击，但也有长期影响，高度取决于疫情防控和经济应对政策。疫情对经济影响，体现为需求的中断、转移和延迟，全球供应链转移，生产、消费方式转变，产业集中度提高。在经济下行和转型的关键时期，会加剧市场出清和转型集中趋势。 2．经济应对政策可从三个方面入手。一是建立重点疫区和疫情物质的局部循环系统。尽快明确将疫情作为不可抗力事件处置，应对疫情引发经济运行技术上的困难，如违约等。二是在严格科学防控疫情下，逐步恢复经济社会的必要循环。主要是物流、人流和信息流，多借助网络和信息系统，顺势推动经济数字化和信息化转型。三是基于自救为基础的帮助和恢复，避免经济过大调整。疫情引发短期需求剧烈波动，叠加出清和转型压力，会加速部分行业和中小微企业的集中退出，个人特别是杠杠率过高的人群面临较大经济和生活困难。 3．财政政策在“战疫”中能且应该发挥更大作用。今年财政政策需积极有效，但受制于项目和资金，以及微观主体的活力。疫情防控打断了原有的工作部署，但也属于临时的真实需求，可借此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将资金尽快投放，为今年经济增长打下基础。可扩大财政赤字，发行特别国债、扩大地方债规模，由金融机构甚至央行安排资金承接，及时投放。在五险一金、小微企业和个人所得税及扣除（捐赠等）、营业税、补贴和生活救助补助等方面可更加有力。财政政策优惠和支持，坚持短期、针对性的普惠、基于自救的“帮助”而非“代替”，尽可能坚持市场化发挥各微观组织的作用。 4．金融支持宜坚持“可得”、“高效”和“灵活”。除30条外，可考虑“助贷”和“联合贷款”模式，以及加速商业票据流通等方面的改革及政策。[详情]

　　2020年2月15日，由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主办的博智宏观论坛线上专题研讨会通过网络平台顺利召开，主题为“疫情对经济影响的判断、短期对策和中长期改革”，敦和资产管理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张志洲参加并发言。 关于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影响的相关观点 对总体经济增长环境要做非常审慎和坏的准备。一方面，当前全球总债务杠杆水平远高于2003年SARS期间的水平，较多发达国家利率处在负值或极低水平，全球经济增长动力匮乏。另外，全球经济增速在2019年四季度已经滑落到2009年金融危机以来最低水平。考虑到2019年众多国家采取了货币宽松政策刺激经济，这些宽松政策的滞后效应有利于推动全球经济在2020年走出弱势周期性复苏。但是，进入2020年以来，全球经济指标体现的增长情况并不乐观。截至2月中旬最新高频数据，全球仅有三分之一的经济体GDP增速在5%以上，这一比例是过去十年中最低的。2018年初时，全球尚有70%左右经济体的GDP增速在2.5%以上。主要经济体中，目前仅有美国的GDP增速在其潜在增长率上。 企业复工复产的困难较大，要统筹考虑，不能各自为政。过去一周，较多地方政策采取措施推动和支持企业复工复产。但是，由于疫情形势仍不明朗，加之全国各地复工复产措施力度不同，尺度不一，导致企业很难有效复产。我们交流的较多企业表示目前有两大困难。第一，下游产品销售和上游原材料物流运输困难大，导致企业无法正常排产生产。即使能够运输，因为疫情管制等原因，物流成本大幅上升，涨幅甚至三倍以上。此外，由于各地疫情防控，仍有大量员工无法返回，或者返回后仍要居家隔离14天。多数复工企业实际能够上岗人数仅有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第二，由于疫情前景不明朗，上下游企业普遍对应收账款和应付帐款采取保守审慎的财务策略。上述两个困难导致了复工企业的现金流由于成本刚性和收支困难继续恶化。较多企业表示，若再有一个月不能恢复正常生产和销售，从企业经营和财务账的角度看，将无法坚持当前这种维持性的复工。 后续稳定经济政策要以“让民生得以修养生息” 为核心，加大对受疫情冲击明显群体在教育医疗等领域的社会保障和托底。过去几年的连续冲击（2015年股灾，2016-2017年房地产居民加杠杆和互联网金融泡沫破灭等），对中低收入阶层购买力持续造成负面影响。叠加这些因素，本次疫情对居民就业和现金流带来的压力明显高于03年。尽管从GDP结构看，受疫情冲击明显交运、餐饮等行业占GDP比例是低于2003年的，但这些行业的就业人数占比却持续提高，已经从2004年的25%左右上升至2018年的35%。一方面，这些行业就业人数在私营和个体比例远高于非私营企业的比例。另一方面，私营和个体就业人数占全部城镇就业比例也持续提升，从2003年的30%提升至2018年接近60%。这两个因素共同导致这些易受疫情冲击行业就业占比大幅提升，也意味着本次疫情对就业和收入冲击将远大于非典时期。同时，居民部门债务与GDP的比例已经从2003年的不到15%上升至2019年的55%。我们此前测算过，每年还本付息支出占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比例（即DSR，偿债比例）也在持续上升，从2005年的5%上升至2019年的13%。总的来说，随着就业压力上升导致居民收入下降，居民部门现金流将面临更大压力。应对政策上，后续在稳定经济社会过程中，一定不能为了稳定经济增长而稳增长，必须要采取措施让民生得以修养生息，尤其是加大财政对教育和医疗等民生领域支出，托底受疫情冲击的广大弱势群体，降低百姓生活负担。弱势群体中，进城务工人员就业和收入受冲击明显，而他们的子女大量留守在农村和乡镇，建议国家财政资金支持留守儿童学前教育免费。 短期而言，在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和居民收入受冲击时，更应防止由于疫情管制政策导致供给中断所带来的短期物价上涨，进而影响到社会稳定。若出现这种情况，会使得宏观调控稳增长政策受到极大掣肘，同时容易对社会弱势群体造成生活冲击，进而造成社会不稳定隐患。从生产和库存两个供给维度来看，一方面，自2018年以来的去库存周期基本进入尾声。另外，经历2015年以来供给侧改革后，目前包含主要工业品和农产品的全社会供需格局基本平衡，总体库存（社会库存和国家储备）也处在2011年以来的周期低位。2020年以来的疫情管制政策已经造成了供给中断和生产停顿。叠加上居民预防式购买，使得疫情过后，需求复苏时较易出现短期供给不足问题。为防止短期价格上涨冲击，应提前做好复工和加大供给预案，采取有利措施保障工业企业和农业部门尽快有序复工复产，加大储备物资投放平抑物价。 短期要防供给中断和低库存带来的物价上涨冲击，但中长期更要防止通缩预期和压力的形成。本次疫情防控过程涉及全社会参与，众多企业主动或被动受到影响。当前，全社会债务杠杆水平明显高于2003年SARS期间，而且社会居民部门和企业部门信心受到明显冲击。若没有果断有力的托底民生和稳定增长政策，很容易形成居民端自主减少消费支出，企业端控制或削减资本支出的预期和行为。这将在中长期形成通缩压力，进而对债务杠杆造成负面影响，持续拖累经济增长。为打破这个潜在风险，一方面，货币政策要对对供给端冲击造成的短期价格上涨保持克制。另外，要通过财政货币配合等宏观调控政策加大对补短板类基建项目，支撑全社会信用不收缩。在支撑全社会信用增长过程中，必须要坚持“房住不炒”原则，十分审慎的调整地产政策。民生压力加大时，若房价上涨，更容易形成社会不稳定压力。更为重要的是，要进一步加大财政对教育和医疗等民生领域及小微企业支持，托底民生和微观社会结构。最后，建议通过加大力度推动农民工城市化等与民生相关领域改革激发活力，提振信心，通过大力度改革防止通缩预期和循环形成。[详情]

　　2020年2月15日，由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主办的博智宏观论坛线上专题研讨会通过网络平台顺利召开，主题为“疫情对经济影响的判断、短期对策和中长期改革”，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原所长张承惠参加并发言。 对新冠疫情的看法与建议 一、此次新冠疫情对中国经济的冲击力度超过03年SARS疫情 理由如下： 1、经济结构不同。中国已经进入工业化后期阶段，服务业占比由03年的40%左右上升至超过50%。与制造业相比，服务业的特点是规模效益不明显，受冲击后恢复缓慢，很难通过大力度投资提升服务业的发展速度。同时由于补偿式消费力度有限（例如人们不可能因为几个月没有理发就一个月去剪几次头，也不可能因为春节没有聚餐而一天吃6-8顿饭），加上收入下降导致消费能力下降，此次对服务业的冲击难以在短期内抚平。 2、所处的经济周期不同。在经历了98年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后，中国和亚洲经济在2000年前后开始复苏，加上2001年末中国入世极大地拓展了国际市场，使得中国进入经济上行周期。03年非典疫情爆发时，1季度经济增速达到11.1%。而当前中国经济面临较大下行压力，经济增速进入下行阶段尚未见底回稳，新冠疫情的爆发无疑会加大经济下行压力。 图1 1996-2019年GDP增速 3、国际环境不同。非典爆发时，全球化正处于深入发展阶段，世界各国总体上对待开放和贸易自由化的态度是开放的。2003年世界名义出口贸易额比2002年增长16.1%。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愈演愈烈，尤其是美国、欧洲针对中国贸易保护措施不断加码。2019年全球贸易增速仅为2.6%，是自全球金融危机以来最弱的一年，预计2020年国际贸易增速仍将保持在3%左右的低位。国际经贸环境的恶化，对经济复苏极为不利。 4、房地产市场形势不同。2003年中国房地产市场正处于供需两旺时期，当年1季度住宅投资完成额增长21.1%，办公楼投资增长44.1%，商业用房投资增长21.2%。而近两年以来，随着各地限购限贷等调控政策的一再加码，房地产市场进入平稳期。2019年12月，住宅投资增长13.9%，办公楼投资增长2.8%，商业用房投资增长-6.7%。而房地产由于产业链长、市场规模庞大，对固定资产投资有着一般行业难以比拟的吸纳力。房地产市场的萧条，使得中国更难以通过加大投资来促进经济回升。 5、爆发区域不同。此次疫情从武汉爆发又蔓延至湖北全省，武汉历史上就有“九省通衢”之称，武汉地处长江黄金水道与京广铁路大动脉的十字交汇点，是中国内陆最大的水陆空交通枢纽，是中国经济地理的“心脏”，具有承东启西、沟通南北、维系四方的作用。而非典时期疫情发生于广州，北京随后成为重灾区。广州虽然也是经济重镇，但地理位置的重要性不及武汉；北京市经济政治文化中心，但不是经济重心，两地对经济的影响力均不如武汉和湖北。 6．传染力不同。非典和新冠疫情爆发起点差不多都在上年的12月初，但是传播情况大不相同。2003年3月6日北京发生第一起输入性病例，而新冠疫情1月下旬就传播至全国大部分省份。到目前为止，感染人数和病死人数已经达到非典时期的15倍和6.2倍。因此而实行的封市封村封路的防疫措施，力度也是前所未有。由此导致相当数量工厂停工，消费断崖式下跌，对经济的冲击力也是前所未有。 综上，新冠疫情对经济的打击力度不可小觑即便在疫情已经出现拐点，理想状况2月底基本控制疫情蔓延，也不等于可以顺利复工和恢复正常经济秩序，对此必须有充分的思想准备。 二、有关建议 1、对疫情影响进行测算。一是用情景分析的方法，估算疫情结束集中情境下对中国经济乃至世界经济的影响；二是估计可能发生的风险，包括失业、物价、社会影响和金融风险 2、针对不同情景制订应对预案，做好应急准备，有效管控风险。对近期已经出台的财税金融支持政策应加以评估。从财税政策看，还应加大力度，包括发行特别国债，加大地方债发行力度等；从货币政策看，可以考虑降息、加大货币投放力度；从金融监管政策看，应加大对不良率的容忍度，支持企业贷款展期，加快不良资产核销。 3、从中长期政策取向看，应加快推进重大结构性改革。此次疫情暴露出我国在公共卫生管理、社会治理、经济管理等方面的重大结构性问题，此次公共卫生领域的危机提示我们，唯有继续深化改革，下决心在关键领域改革取得突破，才有可能有效防范下一次可能的危机。为此，需要组织力量，对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的改革方略及其推进落实情况进行分析，排出重要领域改革的先后顺序，研究具体改革措施和路线图。 4．加大对小微金融机构的支持力度。在特殊时期，小微金融机构遇到的困难和压力远大于大中型金融机构，需要给予特殊支持政策。例如支持小贷公司等享受地方对金融机构的支持政策、支持小微金融机构补充资本金、适度允许放大杠杆率、扩大小微金融机构的融资渠道等等。[详情]

　　2020年2月15日，由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主办的博智宏观论坛线上专题研讨会通过网络平台顺利召开，主题为“疫情对经济影响的判断、短期对策和中长期改革”，中国社科院世经所全球宏观经济研究室主任张斌参加并发言。 发行特别政府债券应对疫情经济损失 这次疫情是非常典型的意外事件冲击，对经济的影响有两个明显特征：一是短期内对经济带来显著负面影响，随着时间拉长在没有其他外力作用下经济也会反弹。二是特定地区、行业和群体受到的负面影响尤其突出。这两个特征决定了需要采取一些非常规的政策应对手段。 要尽可能地帮助企业克服短期的流动性困难，减少受显著影响企业在支付员工工资和各种税费方面的压力。针对受冲击比较严重的地区和行业，比如疫区和受影响严重的餐饮旅游交通等服务型行业，需要给予特定时间内（比如1季度）的税收假期。针对受冲击比较严重的特定企业和个体，需要给予特殊补助。 尤其需要强调的一点，政府需要安排特别预算，增发特别事项政府债券支付相关开支。切忌不能中央政府只出政策不出钱，或者只出很少一部分钱。教训就在眼前，如果2008年应对全球金融危机主要依靠政府发债，而不是地方政府找商业金融机构大量举债搞刺激方案，不会有今天这么大的地方政府隐性债务，也不会有后来那么多的金融乱像。 与企业和居民部门相比，政府更有责任和财力空间应对疫情带来的负面影响。这种时候政府不要想着自己省钱，要想着給企业和居民省钱，避免政府请客企业出钱。 总量经济政策不适合应对这类特定事件冲击。无论是总量的货币还是财政政策都有时滞，总量政策还没有真正发力，疫情就可能出现好转并带动经济反弹。总量政策应对这种特定事件冲击的针对性也不够强。但是，这不意味着不需要总量政策。当前经济活动低迷，有或者没有疫情都有必要采取逆周期政策保持经济总体活力。 逆周期政策需要具体落实在保持广义信贷稳定增长，做不到这一点，总需求就得不到保障。居民住房抵押贷款和基建相关的信贷增长不能同时熄火，两个都熄火了损失的不只是房地产和基建，而是全社会各个部门的收入增长，是全社会购买力增长，特别是小微企业会处于更艰难的局面。需要密切关注房地产市场变化，货币当局需要有政策前瞻性，不能等到信贷垮了再采取动作。[详情]

　　2020年2月15日，由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主办的博智宏观论坛线上专题研讨会通过网络平台顺利召开，主题为“疫情对经济影响的判断、短期对策和中长期改革”，中信建投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张岸元参加并发言。 先避免局部休克坏死 再考虑经济全面恢复 当前似应按“疫情管控期间”和“管控解除之后”两个时间段，谋划政策。 一、疫情管控期间，致力于维持经济机体存续 疫情管控期间的政策目标，应是维持遭受重创企业的存续，避免经济有机体局部由于“休克”，现金流断裂，出现缺血坏死。 “少取”政策发挥效力的前提是企业能正常经营。如果企业此刻已经歇业，没有进项销项、没有盈利、没有税基，减税政策则不发生效力。 当前更需要“多予”。民营中小微企业存续面临的主要压力，来自员工工资、房屋租金、信贷本息三项支出。建议考虑在疫情管控期间，由社会保障部门出面，根据此前社保缴纳信息，按当地最低工资水平，直接向特定行业员工发放工资，并要求企业在一定时期内维持劳动合同关系。 二、疫情管控解除后，启动经济恢复方案 对全年的冲击，取决于疫情严格防控措施持续时间。仅就一季度而言，按照一二三产业简单估算，一季度经济增速可能出现非常非常有限的正增长。当然，进一步考虑上下游投入产出关系，增速估算需要再度下调（不到1%）。 应采取特定形式，推出经济全面恢复方案，提振信心；应删繁就简，让利于民，凝聚人心；应避免推出某些短期存在不确定影响的改革措施；力争在最短时间内，将我国经济拉回到中速增长轨道。 ——确立经济恢复目标和政策基调。年内经济恢复的目标应符合实际。财政政策应有明显突破。货币政策空间释放仍需把握节奏，避免虚耗。一些结构性改革举措，应延后。 应重点考虑财政与货币政策的有效结合。建议发行“疫后恢复特别国债”。特别国债由中央财政向商业银行发行，规模约相当于一个百分点存款准备金，利率参照存款准备金利率，允许商业银行将此类国债用于存款准备金缴纳。该做法能解决通常降准后，流动性大量淤积银行体系的缺陷；资金成本与当前要求的优惠利率到款（1.6%）更加匹配，有利于降低财政贴息压力；由于其可替代存款准备金，商业银行有购买意愿。 ——抓紧启动各类投资。加快重大项目施工。适度扩大开发贷、信托，以及境内外债券发行规模，稳定地产投融资。推迟今年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同时将疫情期间企业损失先行纳入去年税基予以扣除。疫情期间扩充的产能，营利不作为所得税税基。 ——助推居民消费恢复性增长。配合出台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的财税金融政策。财税方面，推出“个税假期”方案。包括：将原定于3月1日开始实施的个税汇算清缴推迟到2022年，将疫情管控期间的居民收入从今年个税综合计征中扣除，考虑在“个税假期”内大幅提高个税提高起征点等。金融方面，推迟原定于3月1日开始的个人住房抵押信贷LPR利率转换，宣布今年供参照的优惠贷款基准利率并立即执行。 ——着力稳定对外经济关系。一月中旬中美第一阶段协议的达成，为疫情管控和经济恢复提供了和缓的外部环境。应以履约为目标，合理安排年内采购。汇率是中美谈判的组成部分，应保持汇率基本稳定，避免节外生枝。应主动强化出入境检验检疫，力争人员和货物流动尽快恢复正常。 全国疫情管控中，湖北省承担了巨大代价。应制定专门的区域经济政策。[详情]

　　2020年2月15日，由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主办的博智宏观论坛线上专题研讨会通过网络平台顺利召开，主题为“疫情对经济影响的判断、短期对策和中长期改革”，国家统计局原副局长、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社会数据研究中心主任许宪春参加并发言。 如何看待新冠疫情对经济的冲击 新年伊始，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在武汉爆发，并蔓延至各省区市，对全国各地生产和人民生活产生很大影响，对2020年经济增长的影响不容忽视。但是，由于新冠疫情还在持续，目前准确判断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具有很大的挑战性。现有研究大多参照非典型疫情对2003年经济增长的影响来判断这次新冠疫情对2020年经济增长的影响。然而在参照非典疫情研究新冠疫情对2020年经济增长的影响时，需要充分考虑到两次疫情发生的国际国内经济增长背景的差异，目前全球经济的增长态势和国内经济的增长态势都弱于2003年，这次新冠疫情对2020年经济增长的影响可能会大于非典疫情对2003年经济增长的影响。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相对于非典疫情，当前中国经济增长也具有有利条件。中国政府控制新冠疫情的措施迅速而严厉，疫情持续的时间可能短于非典；当前中国经济总量远高于非典时期，抵御新冠疫情风险的能力显著增强；同时数字经济等新经济形态在生产和生活各领域广泛渗透，通过线上办公和网络购物等方式可以在一定程度缓解疫情对线下生产和生活的冲击。因此对于这次新冠疫情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不必过于悲观，但要高度重视，妥善应对，最大限度减少疫情对经济增长的冲击。 一、非典疫情对经济增长的冲击 从季度看，2003年二季度经济增速受非典疫情冲击最大，从一季度的11.1%下滑至二季度的9.1%，放缓2.0个百分点。 从三次产业看，第三产业受非典疫情冲击最大，其增加值增速从2002年四季度的11.3%下滑至2003年一季度的10.5%，二季度进一步下滑至8.7%。 从地区看，北京经济增速受非典疫情冲击最为严重。北京地区生产总值累计同比增速从2003年一季度的12.7%下滑至上半年的9.6%，估算二季度当季同比增速下降5.5个百分点。 从需求角度来看，非典疫情对消费的冲击最为明显。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从2003年一季度9%左右的增速开始下滑， 5月下滑至4.3%。 总之，非典疫情对经济增长形成了不可忽视的冲击，但非典疫情冲击没有改变当时中国经济增长的总体趋势。 二、新冠疫情对经济的冲击分析 虽然非典疫情对2003年经济增长的冲击对分析新冠疫情对当前经济增长的冲击具有借鉴意义，但需要看到，当前经济环境与2003年存在较大差别，因而需要根据当前经济环境对疫情的影响进行客观分析。 一方面，当前全球经济的增长态势和国内经济的增长形势都弱于2003年，同时结构性问题更为突出，经济可能面临更大挑战。一是当前新冠疫情与2003年非典疫情发生的世界经济增长背景不同。非典疫情发生在世界经济增速上行期，从2001年到2004年世界经济增速分别为1.95%、2.18%、2.96%、4.40%，呈明显的上升走势。同时，中国刚刚加入WTO，中国货物出口迅速增长，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较强。而本次新冠疫情发生在世界经济增长下行期，2017年到2019年，世界经济增速分别为3.11%、2.97%与2.3%，逐年下降，加上持续近两年的中美贸易摩擦的负面影响，货物出口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在减弱。二是国内经济增长背景不同。非典疫情发生在中国经济增长上升期，随后呈现出持续5年的两位数的经济增长（2003年10%、2004年10.1%、2005年11.4%、2006年12.7%、2007年14.2%）。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尤其是投资需求保持快速增长，2003年到2005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名义增速和实际增速均保持20%以上。这次新冠疫情发生在中国经济增长下行期，2017年到2019年中国经济增速分别为6.9%、6.7%和6.1%，增速逐年回落。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增速，尤其是投资需求增速在明显放缓，2017年到2019年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增速分别为7.2%、5.9%和5.4%。 同时，我们国内结构性问题相对于2003年也较为突出。债务风险提升对于经济抵御风险的能力产生一定的影响。过去十多年，我国宏观杠杆率和企业杠杆率持续提升，杠杆率比2003年明显提高。这意味着单位产出对应着更多负债。如果受疫情冲击，经济增速放缓，产出下降，那么对企业来说偿债压力将显著提升，违约风险可能上升。特别是对疫情严重地区，债务风险不可忽视。 另一方面，相对于2003年非典疫情，针对这次新型肺炎的冲击，中国经济增长也具有有利条件。首先，中国政府控制这次新冠疫情的措施迅速而严厉，其持续的时间可能短于非典疫情，2020年中国政府具有较为充足的时间与空间采取逆周期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恢复经济。其次，2019年中国GDP总量已经接近100万亿元，而2003年仅有13.7万亿元，当前抵御这次新冠疫情风险的能力显著增强。再次，目前中国数字经济等新经济形态正在迅速发展，生产和人民生活方式正在发生显著变化，从业者可以选择居家办公，消费者越来越多地在网上购物，诸如此类的线上行为，会对新冠疫情造成的工作不便与线下销售减少产生一定的替代作用。 综合来看，这次新冠疫情对2020年经济增长的影响可能会大于非典疫情对2003年经济增长的影响，主要影响表现在一季度，预计一季度由于新冠疫情冲击，经济增速可能会比上年同期明显下降。但二季度的影响会明显减弱，三季度在一系列政策的作用下经济增速会出现反弹，四季度将保持平稳增长。所以2020年年内中国经济增长可能会与2019年表现出相反的趋势，即呈回升走势。因此对于这次新冠疫情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不必过于悲观，但要高度重视，妥善应对，最大限度减少其对经济增长的冲击。[详情]

　　2020年2月15日，由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主办的博智宏观论坛线上专题研讨会通过网络平台顺利召开，主题为“疫情对经济影响的判断、短期对策和中长期改革”，腾讯研究院首席经济学顾问吴绪亮参加并发言。 以疫情应对为契机，加速提升国家数字竞争力和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2020年春节前后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以来，大数据、云服务、人工智能等互联网前沿科技在政府指令和疫情信息传递、救援物资跨区域调配、救援资金募集、社会力量动员和科研支持等方面均作出了重要贡献。总的来说，互联网行业在抗疫情、稳经济中充分体现了稳定器的作用，增强了国民经济应对危机冲击的“韧性”。 后续在恢复经济发展这个抗击疫情的“第二战场”上，数字经济如何进一步发挥其独特优势，是当前和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需要考虑的课题。而这首先需要我们对疫情对数字经济的影响有一个清晰的判断。根据目前情况来看，我认为此次疫情对数字经济行业同样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冲击，但影响较为复杂，危中有机，呈现出显著的结构性差异。 第一，智能手机、个人电脑、服务器、电子元器件、5G设备等数字经济所依赖的硬件设备生产制造企业因停工停产及需求抑制而受到冲击，生产能力目前正在随着复工复产而有序恢复。据市场调研机构IDC预测，2020年第1季度中国智能手机的出货量可能同比下滑30%。 第二，线上线下融合程度高的业务会受到一定影响。比如，严重依赖线下物流和配送的电商、外卖，线下扫码支付，网约车、共享单车、共享住宿，携程等在线旅游服务，依赖线下拍摄的网络影视和综艺节目制作，依赖地推的互联网创新业务等等。与此相反，新闻资讯、社交、数字内容等纯线上业务则未受波及，甚至用户时长有所增加。 第三，传统企业发展势头走弱同样会对互联网企业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比如，在线广告收入占很多互联网公司营收的一半以上，而线下经济的疲软势必会减少企业的广告投放，从而给互联网公司形成很大压力。此外，线下经济的走弱也会减少其云计算服务的采购预算，而之前业界普遍预计云计算服务将是互联网行业2020年新的重要增长点。 第四，在线办公和生产协同、在线医疗、在线教育等创新业务在疫情期间得到较快发展，企业微信、腾讯会议、钉钉、丁香园、腾讯课堂、猿辅导等典型APP下载量和用户数均增速明显。比如，据QuestMobile数据显示，丁香园此次春节期间的日活跃用户数比2019年同期增长222%，腾讯健康小程序10天上涨70倍。不过值得注意的是，由于这些业务大部分都是免费使用，其商业模式尚在探索，因此虽然用户数季暴增，但短期内对互联网企业的利润增长难以形成太大贡献。 第五，2003年SARS疫情培养了个人用户的网络使用习惯，助推了以电子商务为典型代表的消费互联网发展。从目前的发展态势判断，此次疫情有助于培养企业和机构用户的网络使用习惯，会对中国传统经济的数字化升级改造会产生“倒逼促进”效应，从而推动产业互联网向纵深发展。 第六，此次疫情对中国经济的冲击，既有需求侧的一面，也有供给侧的一面。需求侧冲击容易被普通大众所感知，而实际上供给侧的影响更为“伤筋动骨”，需要给予更多关注。数字技术作为一项通用赋能技术，在需求侧的交易信息匹配和供给侧的生产效率改进方面均可以贡献力量，有助于助力经济回稳和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增强国民经济的“韧性”和全球市场竞争力。 最后需要强调的是，为了充分发挥数字技术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我们不能仅从应对疫情冲击的短期视野来考虑，而是需要站在新一轮技术和产业变革浪潮的战略高度来进行政策的顶层设计；需要改变疫情中暴露出来的信息孤岛和平台形不成合力问题，以产业互联网整体框架和国家战略来统筹推进工业、农业、服务业和公共服务的数字化改造进程；需要以疫情应对为契机，加速培育发展新动能、推动传统产业的上云上平台和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转型升级；需要以科技的力量破除医疗、教育和社会治理等领域长期存在的体制机制弊端，将数字经济的发展转化为国家数字竞争力的提升，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最终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以及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详情]

　　2020年2月15日，由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主办的博智宏观论坛线上专题研讨会通过网络平台顺利召开，主题为“疫情对经济影响的判断、短期对策和中长期改革”，深圳市原副市长、哈工大（深圳）发展规划委员会主席唐杰参加并发言。 坚决应对新冠疫情与保证国民经济健康发展 第一，清醒地认识新冠疫情产生冲击的严重性 借鉴2003年情景，分析2020年国民经济可能遇到的冲击应当是可行的，也是采取有效的政策措施所需要的。考虑到新冠疫情确诊病例和死亡数已经分别是SARS的十倍和五倍，在未来一段时间仍有可能上升，我们可以确定地说，相对于SARS，新冠疫情对国民经济造成冲击可能是指数化的。 第二，新冠疫情冲击的三种表现形式 1．经济停滞与下行。SARS疫情以及世界范围更广泛案例证明，短期冲击引发的经济失速，在经济恢复过程中可能会产生巨大的反弹冲力，这是偏乐观分析的依据。 2．失业或非充分就业增加。新冠疫情在引起了经济失速时引起严重的短期结构性失业。服务业是我国吸收劳动力最多行业，也是受冲击最大的行业，受影响的就业人口可能有3亿人。 3．若短期失业从月度到季度并延迟更长时间，可能形成广泛的社会稳定问题。 第三，坚决应对新冠疫情与保证国民经济健康发展需要破解三个两难悖论 1．有效的防疫在于通过隔离防止新冠病毒扩散，但严格的隔离措施正在引起人口社会流动性的丧失； 2．防止结构性失业规模化和长期化需要放松隔离或制定更加科学合理的有弹性的隔离措施，但可能引起其它地区，特别是流动人口高度聚集的大城市出现新增确诊病例上升的情况； 3．当我们不能够对以上问题做出有效判断时，可能衍生出新的问题，优势医疗资源向局部地区集中，转而分兵把口。 实现坚决防控疫情与保障经济，特别是就业稳定之间的平衡需要有高超的政治胆略和智慧，也需要制定仔细周密富于弹性可灵活调整的政策措施体系。 第四，广泛地借鉴世界经验与加强公共卫生能力建设 1．从流行病学角度分析，新增案例下降是疫情得到控制的第一拐点；新增病例接近0时疫情开始收敛，为第二拐点；确诊病例存量接近为0，为第三拐点；疫情宣布解除。目前，新冠疫情已经达到第一个拐点，正在接近第二个拐点。因新冠确诊病例基数过大，第三个拐点可能需要较长的时间，在此期间，仍然有可能出现个别的新增确诊新冠病例，但并不影响疫情总体收敛的趋势。 2．实现战胜新冠疫情与保证国民经济稳定发展目标，要求地方政府全面提升治理能力，当前的核心是提高公共卫生预防与处置能力。1918年西班牙流感疫情为近代史仅见，但有关分析表明，疫情区域高度集中，一些近邻区域所受影响并未显著提高，有公共卫生能力的地方和没能力地方的疫情差距巨大。从全国情况看，省区和城市间的发病率差异非常大，分布在千分之五到百万分之一的范围，全国平均的新增确诊发病率下降很快。 3．中央要推动和鼓励地方政府因地制宜采取有效措施，以全国大局为重，积极引导流动人口有序返回工作地。按照省区和城市的公共卫生能力制定更加科学有弹性的隔离措施，条件好的地方弹性可以大一点，走得可以快一点。在新增确诊病例不改变疫情收敛趋势时，应当坚定地推动经济发展，增加实质就业。 4．强化地方政府公共卫生的处置能力的重点是提升流行病学调查与预测能力。 公共卫生能力需要基础设施建设，但科学合理的公共卫生预防措施，基于流行病学的疫情监控和预测能力可能是最重要的，武汉和湖北情况表明，防疫战线失守会产生大规模的医疗挤兑，再充足的医疗资源都无法应付。快速调动大学与研究机构计算数学人才支援流行病调查与预测研究具有迫切性和可操作性。 第五，要坚决防止短期冲击长期化，短期政策决定长期政策方向 从目前情况看，要做好综合运用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支持经济稳定发展的准备，同时需要认真研究精准发力的有针对性结构性支持政策，但应当清醒地看到，我们不能以应对短期冲击采取的应急性措施决定长期政策走向。努力争取在2月底-三月初实现湖北和武汉新增病例接近于0，使全国新增确诊病例得到有效控制，。 1．要坚决克服两面性，防止从隔离不坚决转向过度隔离，过度关注新增确诊病例个数，并将此作为短期工作的核心考核目标。要正确引导社会舆论，流行病学追踪与预测并重，合理透明的流行病学预测能够有效减缓不必要的社会恐慌。 2．实现两个转变为保证国民经济稳定增长创造条件。因流动人口返城返岗出现了新病例增加只要是有序可控，就不会引发社会恐慌。建议在二月下旬后，根据新增确诊病例的动态变化，各省区市做好将工作重心从居民社区隔离监控为主向生产地监管为主转变；加快从返城隔离向返岗工作的转变。流行病追踪的数据表明，新冠病毒的潜伏期可达三周；更精确的统计分析表明，新冠确认病例主体的潜伏期是五天内。若经过严格统计分析，能够确认这样一个标准，加上各地方政府公共卫生的能力增强，将隔离十四天转缩短为五天，可能会有5%或是更高一点的病毒携带者漏出去，但更深入细致的流行病学调查和预测及防疫措施，可能做到整体有序可控。[详情]

　　2020年2月15日，由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主办的博智宏观论坛线上专题研讨会通过网络平台顺利召开，主题为“疫情对经济影响的判断、短期对策和中长期改革”，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原会长、学术委员会主席宋晓梧参加并发言。 现在需要雪中送炭 这次新冠状病毒，跟SARS相似度很高，以SARS为例，是到了4月中下旬5月以后才消失踪影。我们与其把困难估计的轻一些不如估计的重一点。因此，按照这样的预设前提，我估计到4月中下旬、5月初，基本上可以把新冠病毒控制住。现在采取了很多封城隔离等强力措施，远比抗SARS力度大，新冠肺炎确诊人数可能在2月下旬出现明显拐点，但是只要这个病毒还能传播，对经济社会仍然是很大的威胁。有些专家说，新冠病毒的传播性到夏天也不一定止住，可能会延续一年。我认为到4月中下旬以后能消除大面积疫情，对经济的影响就已经相当大了。估计一季度GDP增长能够到3就不错了，二季度能够恢复4到5就不简单，全年估计在5左右。这可能还是比较乐观的预测。总的想法，在这种特殊情况下，更不要以追求GDP增长作为经济工作的主要指标。不要把6%作为红线，也不要把GDP翻两番作为底线，一切从实际出发。 这次抗击新冠肺炎举全国之力，广大医务工作者、基层党员干部处在一线，军民团结，民族团结，各方驰援武汉，好人好事、英雄事迹感人泪下。但至今我们对病毒产生的根源及疫情扩散的原因并没有检测查明，可是病毒把我们的社会治理水平、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公共卫生防御系统、省市干部素质、民众道德水平等，倒是检测查明得很清楚，暴露出的众多问题出人意料。 这次会议主要讨论经济问题，关键是从什么角度考虑经济政策？我们不要把重点放到经济增速上，重点应该是雪中送炭而不是锦上添花。现在谁在雪中？ 先看群体。农民问题不是特别大，农村人少、地域辽阔，只要隔绝，村自为战，问题就不太大。SARS对农业影响也不大。这次封城堵路，一些养殖业饲料短缺，粮食等大田作物熬得过去。现在受影响最大的群体是农民工。2.8亿农民工，一多半要跨县跨市跨省流动，而流动目前还受到很大影响，一些地方完全断绝。农民工占了全部城镇就业4.2亿人中的大多数，本来就处于社会底层，这次雪上加霜。农民工不尽快流动起来，企业就复不了工。再看企业。中小微企业规模小，底子薄。春节不营业，延长到正月十五，算是放长假了，但再拖到二季度，不知多少小企业资金流就断了，难以为继，这对就业将产生巨大的负面影响。三是看行业。这次新冠肺炎对各行各业都是沉重打击，其中文化旅游和餐饮业首当其中。本来春节是文化旅游和餐饮业大赚一笔的当口，现在进货都呆滞在库里，一些大饭店卖菜卖半成品，中小餐馆基本停业，搞文化产业的，如一些连锁歌厅、体育馆所的老板更是束手无策。此外，对保障民生的基础设施行业和公共服务行业，目前都应作为雪中送炭的目标。从扶危解困的角度把经济工作做扎实，从雪中送炭的角度考虑财政政策、金融政策、社保政策、税收政策，等等。而不是从单纯刺激经济增长的角度来考虑经济政策。这方面，中央已经出台了一系列应急的政策措施，对缓解中小企业资金困境，促进复工和保障民生起了很好的作用。 两难之处在于既要扩大就业恢复经济，又要进一步做好防疫，尤其是万一疫情不会在夏天自动终止传播的情况下。可以说，在严格防止疫情扩散的前提下，尽快畅通经济通道是重中之重。医院确诊病人减少了，亟需把防疫的重点转到各类交通通道的卫生安全检测，转到工作场所和职工驻地的防疫，这也需要大量的投入。这样的投入是生产性投入，比起那些眼花缭乱的演出更值得，附带还能拉动GDP增长。 这次疫情对一些行业的发展，尤其是新经济，可能有促进作用，比如医药卫生用品、公共卫生体系建设、网络直销、互联网加，等等。对灵活就业、居家办公等就业方式也是一次促进，但我觉得现在讨论这些还不是当务之急。 我的观点再归纳一下：一是围绕雪中送炭考虑今年的经济工作，认真贯彻中央深改小组近期会议提出的“补短板、补漏洞、强弱项”的一方针。待疫情消散，经济走上正轨，我们可以较为从容地思考中长期经济政策和下一步经济工作。二是与其把困难想的简单一些，不如想的严重一点。[详情]

　　2020年2月15日，由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主办的博智宏观论坛线上专题研讨会通过网络平台顺利召开，主题为“疫情对经济影响的判断、短期对策和中长期改革”，国家开发投资公司政策研究室主任尚鸣参加并发言。 疫情冲击不改市场主线经济趋势 新型冠状病毒在武汉爆发，全国范围多点散发，叠加春节时点因素，疫情迅速蔓延全国，各地无奈封城、封路以及延迟开工，导致供给端的原材料、劳动力等生产要素流通受阻，生产、销售、回款等正常经营活动也相应受到严重干扰，基建延时与停工以及企业停产与减产成为了一种大面积常态，对我国经济社会稳定运行产生了严重冲击。能否同时间赛跑，坚决遏制疫情蔓延势头，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在疫情大考中能否交出合格应对答卷，对我国治理体系和能力提出了严峻挑战，检验着我国的危机应对与处治能力。 一、代价沉重，对经济冲击大影响深 全国普遍采取严格隔离措施，已对生产、消费、劳动力流动、物流交通等形成了较强的“冻结”，显著加剧对中国经济的负面影响，初步判断此次疫情对经济的影响程度将远大于2003年非典。 一是从领先指标看疫情对经济的冲击较大。截至2月10日，六大发电集团日均煤耗37.2万吨，不到去年同期的60%；春节后全国旅客发送量较去年同期大幅萎缩八成；30个大中城市商品房成交面积5.04万平米，仅为去年同期的大概10%；1月全国乘用车市场零售169.9万台，同比大幅下滑21.5%，创自2005年乘联会统计以来的历史新低，且预期2月同比下滑会进一步超过30%；就业除房地产行业象征性增长0.2%，其余所有行业对应届生需求同比都大幅下降。其中汽车、广告/传媒行业的应届生需求跌幅超过65%； 2019年春节档票房58.59亿，今年颗粒无收。2019年春节全国零售和餐饮企业销售额约10050亿元，今年同期受损严重。2019年春节全国实现旅游收入5139亿元，2020年同期锐减。房地产行业暂停销售活动，复工投资延迟。简单估算这些行业营业收入损失超过1万亿。 二是小微企业和实体企业受影响较大。从过去几年经济运行规律看，经济进入缓慢探底期，而此次疫情，将推动实体经济加速赶底。受疫情影响，一些小微企业短期进入休克状态，尽管疫情只是引发广大小微企业生存危机的一个导火索，在其背后，很多问题，比如融资难度巨大、经营不规范、员工薪资压力大等问题早已存在。清华经济管理学院、北大汇丰商学院、北京小微企业综合金融服务有限公司联合对995家中小企业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的情况及诉求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85.01%的企业最多维持3个月，只有9.96%的企业能维持6个月以上。此次疫情的评估样本数不算太大，但已完全具备统计学参考价值。 三是对产业链、供应链的影响。从武汉封城开始，疫情防控限制全国各地的人员流动，导致部分企业复工延迟，节后员工招聘也受到影响，劳动密集型企业面临的缺工问题尤为突出。化工品产业链下游行业如橡胶塑料、造纸及加工，木材及加工行业、纺织业直接受到冲疫情击，存在一定影响。计算机、电子与光学设备、电气机械、通用设备整个链条受到疫情一定区域冲击，仪器仪表行业由于对上述链条依赖，短期或也受到一定影响。还有复工推迟带的来建筑活动延后，叠加对汽车链条影响，抑制黑色、有色冶炼、金属制品短期需求。 疫情的蔓延也引发了海外车企的担忧。中国市场是全球汽车零部件采购的中心，全球80%以上的汽车零部件和中国制造相关。数据显示，2019年在中国的汽车零部件企业出口额超过600亿美元，跨国零部件不断加大对中国工厂的投入，也让供应链出现了如今牵一发动全身的局面。由于中国供应商的线束零件短缺，韩国的现代汽车成为第一个宣布工厂因为疫情停产的海外制造商。疫情若持续较久，对于汽车与通信行业供应链或带来一定的区域性风险。美国智库米尔肯研究院分析师指出，疫情正加速中美“脱钩”，其影响更甚于中美贸易摩擦。 二、不改市场主线经济趋势。 疫情对中国经济产生明显冲击，影响多大还需定性与定量分析。从短期看，疫情将使得今年一季度经济增速放缓，GDP增速会很难看；从长期看，中国经济潜力大，韧性强，具有较好的快速修复能力，疫情不会改变中国经济企稳和转型升级的趋势，不改长期向好趋势，也不会改变中国经济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 （一）国企基本复工，为稳定经济形成有效支撑。，截至2月12日，全国各地国企大面积复工复产，其中涉及民生保障的各地国企在春节假日期间也保持了良好运转。北京市国资委系统各单位均实现复工复产， 43家市管企业集团总部已全面复工；二级及重要子企业1089户，复工复产比例99.7%。上海市国资委有序落实国有企业复产复工，市国资系统监管企业本市地域内正式职工复工约70万人，其中居家办公约10万人，复工率约80%。96家中央企业所属2万余户主要生产型子企业（不包括商贸、金融、地产等类别的企业，建筑施工企业按建设项目单独统计）复工率达到81.6%。科技领域一批重点项目、多个工程陆续复工复产，西安新一代支线客机新舟700的总装生产春节后全面复工， 国家电投446个项目正陆续复产复工，核电、重型燃机两个国家科技重大专项正稳步推进。上海，C919大型客机、ARJ21新支线飞机和CR929宽体客机的研制团队正按计划开展关键技术攻关、地面试验和生产制造等各项工作。辽宁大连的中国船舶大船集团所负责的各项重要装备已开始恢复生产建造。 （二）资本加速进入新产业，新的增长动能正在形成。一是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加快发展。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测算，2019 年1-11月高技术制造业（主要包括电子、通信、计算机、医药、航空航天、仪器仪表等行业）投资增速高达14.8%，高技术制造业投资占整体制造业投资的比例大概在16%-18%左右，贡献率在 60%-80%左右，对经济发展的支撑引领能力显著增强。二是科技投入持续增加，2018年，我国研发投入达1.97万亿元，同比增长11.8%，全球排名第二。三是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空间大。工信部正式发放 5G商用牌照，预测运营商5G主体投资（主要包括规划期 与建设期的相关资本开支）规模将达1.23万亿元，5G规模商用将带动互联网巨头积极参与建设进程，驱动传统产业变革，智能制造、智慧出行将加速发展。 （三）潜在增长率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城镇化、东北振兴、西部投资都还有一定的空间，随着疫情冲击的结束，这些因素都会对明年的经济增长形成一定的支撑。一是市场广阔，需求空间很大。我国有近14亿人口，中等收入群体数以亿计并日益扩大，农村贫困人口逐年减少，城镇常住人口每年增加上千万，人均耐用消费品和公共服务水平提升的潜力巨大。二是中国的工业化还远没有完成。国际上衡量工业化程度主要经济指标有四项：一看人均生产总值，二看工业化率，三看三次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四看城市化率，从这四点来看，中国有三项远远不够。铁路、公路、机场等基础设施建设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差距。三是深度城市化发展空间还很大。去年年底按照城镇人口计算的城镇化率是60%，与美英德法日等发达国家百分之八九十的水平相比，我们还有很大距离，这个距离就是我们经济发展有潜力所在。四是公共服务设施、卫生基础设施还有巨大改善投资空间。我国公共产品供给不足、质量不高、不公平的状况还比较突出。 三、教训深刻，下决心改革深层次体制机制问题，让悲剧不再重演。 此次疫情，暴露了国内在诸多领域存在短板，包括体制性的、结构性的、宏观层面的、微观层面的、短期的、长期的问关，不仅影响到民生，还影响到社会稳定，更会影响到我们的国力和国际地位。疫情过后在应对经济下行压力方面，要加大政策逆周期调节力度，综合施策，最大化减轻疫情对经济、社会、民生等方面的影响。此次疫情中暴露的体制机制问题，应以改革的方式予以解决，让悲剧不再重演。 危机并不可怕，关键是怎么应对，化危为机。政策的当务之急是企业不倒闭，工人不失业，保持消费力，维护社会稳定。一是疫情就像一面镜子，映照出整个国家治理体系和官员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实践程度。虽然17年前有过SARS的前车之鉴，但今次还是走了不少弯路，延误了最佳窗口期，暴露出中国疫情防治体系的短板。二是吃一堑，长一智。十九届四中全会作出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决议，但几年下来，对这一议题的认知仍停留在概念上，在这次疫情的考验之下，通过湖北官场，中国整个社会都对这一议题有了更为深刻的认知，切身体会到社会治理、应急管理、医疗科技、民生距离“第五个现代化”的距离。三是更深层次暴露出了我们在信息公开透明、舆论监督方面的诸多问题，是很好的清醒剂，是 “厉害了”等过度膨胀言论的清醒剂。经此一疫，让我们更加理智、客观地反思中国在软硬实力上的差距，更清醒深刻地认识到在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上的真实差距。[详情]

　　2020年2月15日，由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主办的博智宏观论坛线上专题研讨会通过网络平台顺利召开，主题为“疫情对经济影响的判断、短期对策和中长期改革”，兴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华福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鲁政委参加并发言。 关注抗疫的政策可操作性和疫情的长远影响 1、 假如当初不返乡…… 目前不少人关注此次疫情发生过程中的信息公开的问题。其实，即便我们撇开信息发布过程中种种值得改进地方，假如昔日重来，如果我们在1月20日那时果断做出了“员工不返乡过年”的安排，抗疫是否会出现完全不一样的结果？很可能是的。第一，避免了人员的两次流动、造成管控困难和疫情的大范围扩散；第二，所有员工均留在务工所在地，复工会很迅速，物资不会短缺，抗疫措施可以更充分落实到位；第三，东部人口流入地区财政状况比较好、城市的公共服务和管理更为成熟，有财力有能力管控得更好；第四，单位对职工的管理远比回乡之后的街道办、生产队要严格、有效得多。 2、 政策千万条，全面复工第一条…… 从缓解经济社会压力的角度来说，“政策千万条，全面复工第一条。”要“复工”，而且要“全面”复工。因为每个企业都是处于千丝万缕、纵横交错的复杂产业链之中的，分行业、分区域有序复工是理想化的图景，但现实却是：我这个企业复工了，但上游原材料没有复工，我其实干不了；或者我这个企业复工了，下游企业没有复工，做出来的产品没有人要；或者上下游产业链都复工了，但物流没有复工，运输还是断流的。还有，企业自己是愿意也可以复工的，但流出地的工人因管控出不来，或者流入地街道“一刀切”地暂停接受外来人口，企业愿意复工人却来不了。 现在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一手抓防疫，一手抓复工。关键是要做好“两个区分”：一是区分“疫”与“非疫”，按照《传染病防治法》，依法区分“疫点”“疫区”和其他地区，对前者封楼、封城，对后者要尽快恢复正常的城市生活；二是区分人和物，要对人流和物流采取不同的管控措施，既然根据医学专家的判断疫情主要通过人面对面、人群聚集传播，那么，就应该在管好“疫点”、“疫区”的同时，全面恢复畅通货流。 3、 卫生体系亟待加强的是医生…… 考虑到疫情的复杂性，在病毒的致死率大幅降低之后，很可能我们的社会不得不做好在一段时间内仍得与病毒共存的无奈准备。比如，2009年2月-2010年8月之间H1N1病毒在墨西哥和美国的爆发和大流行（H1N1病毒感染者至今仍未完全灭绝，已被大家视为重度流感），就是如此。当时墨西哥采取了5个工作日停工的措施，但美国几乎没有采取特别让经济停摆的措施。当时美国的感染者远比墨西哥多得多，但死亡率二者却反差明显，墨西哥最初的死亡率在2.5%左右（此后下降到1.2%，在这一水平时，虽然仍可能有病例，但WHO宣布了H1N1大流行的结束），美国则只有0.5%（此后下降到0.1%）。造成死亡率差异巨大的一个关键原因在医疗资源方面：从每千人床位数看，美国约3.5，墨西哥约1.5；从每千人医生数看，美国约2.6，墨西哥约2.3。如果把我国当前的新冠病毒疫情与之进行比较，目前全国的死亡率约为2.5%，与当时H1N1流行之初的墨西哥相当；湖北之外的死亡率大约为0.4%，与当时H1N1流行之初的美国相当。如果比较医疗资源，我们发现：我国全国每千人床位数高达约4.0，湖北甚至到了6.7左右，均远远高于美国；但是，我国每千人医生数却显著低于美国和墨西哥，全国只有2.1，湖北则只有2.0。因此，未来医疗行业补短板，首先需要改善医生的待遇，做好医生权益的保护，提高医生职业的吸引力。 4、 关注疫情对食品价格的深远影响 2003年第二季度“非典”发生，2003年末和2004年初出现了一轮食品价格的显著上涨。复盘当时的数据，发现2003年是生猪存栏比较低的一年。考虑到湖北是全国第一大化肥生产地，当地猪肉禽肉禽蛋产量占全国的4-7%，饲料产量占全国的约5%（其中全价饲料在全国的占比接近四成），全面的停产停工对全国农业的影响不容小觑，需要高度关注由此可能带来的未来食品价格上涨风险。 5、疫情预计会令我国无人工厂建设提速，有利于提高经济的长期生产率 在过去投资建厂过程中，在用人工和用机器技术上都可以的情况下，很多企业家会权衡两者何者更便宜。我国人力资源丰富，很多企业通常是选择了更多用人工。在此次疫情中，对人员流动的管控给诸多企业带来了灾难性后果，预计后续会刺激很多企业加速无人工厂的建设。这一方面在目前激发了新的投资需求，另一方面则是在长期有利于有效缓解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压力。[详情]

　　2020年2月15日，由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主办的博智宏观论坛线上专题研讨会通过网络平台顺利召开，主题为“疫情对经济影响的判断、短期对策和中长期改革”，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刘世锦参加并发言。 争取二月底基本控住疫情，转危为机深化结构性改革 一、应争取二月底基本控住疫情，国民经济全局不至于伤筋动骨 疫情对经济影响，主要取决于疫情时间长度。如果疫情控制在一月份，影响的主要是消费，重点是餐饮、住宿、娱乐、旅游、交运等服务业；如果控制在二月份，影响就要扩大到生产，涉及到工业、建筑业、农业；如果延伸的三月份以后，影响到就是长期生产力，很多企业执行不了合约，发不出工资，现金流撑不住，就要关门破产。这时候就是伤筋动骨了。 所以，关键是要控制疫情时间长度，不能使一个意外短期冲击，变成中期甚至长期冲击。从近期疫情走势和有关专家研判看，可以提出一个目标，就是争取二月底基本控住疫情。基本控住不是说疫情结束，疫情结束还需要一段时间，而是说疫情扩张势头得到抑制，进入稳定回落，疫情走势的大致轮廓比较清楚了。近日确诊和疑似病例增量已经出现拐点，稳住态势，争取存量拐点的出现。如果这个目标能够实现，疫情主要是对消费和生产的短期冲击，国民经济全局还不至于伤筋动骨。 二、在疫情可控前提下复产，度的把握取决于各地治理水平 实现二月底基本控住疫情目标并不容易，还有较大的不确定性，主要是随着节后返程复工，疫情会不会反弹。目前各地都面临两难选择。一手抓抗疫，一手抓复产，两手都要抓、都要硬，道理好说，落到实处很难。疫区和非疫区，返程集中的大城市和其他地方，三产和一二产，三产内部的线上与线下，都有差别，关键是要把中央指示精神落到实处，分区治理，差异化政策。 这样就不能搞一刀切，要从实际出发。一刀切对治理水平要求很低，懒政足可应付。从实际出发制定落实政策，既要敢担当，也要有能力，治理水平的差距就出来了。各地情况不同，政策不同，但政策效果可有相同的衡量尺度，这就是在疫情可控前提下恢复生产、恢复经济。防控过度，挤压经济增长空间；疫情反弹，对经济冲击更大。这个度的把握反映的就是治理水平。能否实现二月底基本控住疫情的目标，治理水平是一个重要变量。如果说前一段时间主要检验的疫区治理水平，以后一段时间对各地治理水平将是一个考验、也是一个提升的机会。 三、危中之机非过量放水，而是实质性深化结构性改革 危中有机，问题是怎么看、怎么抓这个机。 一种需要避免的情况，是宏观政策上借机过量放水。疫情发生后，各级政府出台了不少政策措施，帮助企业降低成本、减压纾困。这对稳定人心、稳定预期是完全必要的。但也有一些呼声，实际上是借机搞大规模刺激政策。这类政策效果已有过很多讨论，并不能真正解决中国经济面临的实际问题，而且副作用很大。如果二月底能够基本控住疫情，货币政策、财政政策措施主要限定在“精准救助型”范围，宏观经济政策总体上应保持连续性、稳定性，保持应有的战略定力。 这次疫情确实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深层矛盾问题提供了一次难得的反思、纠错、改革的机会。应当把危中之机重点转到实质性深化结构性改革。这里提出五点建议。 第一，前有SARS之鉴，这次疫情有可能在初期早发现、早预警、早隔离，把影响控制在局部。这方面大家已有很多讨论，反映了公共卫生治理体系的严重漏洞。除此之外，其他领域治理体系是否存在相同或类似的问题，需要反思、纠错、改革。疫情反映的一个突出问题是，公共卫生领域供给能力不足，既表现在应急状态，也表现在平时。以后的政府财政投资，重点要去回补包括公共卫生在内的民生领域的欠账。 第二，疫情过后，有些领域可能出现恢复性反弹，比如没吃的饭要去吃，没看的演出要去看，没去成的旅游也要去，但有些需求是补不回来的。应推出一些大力度的有利于振奋精神、释放增长潜能的改革举措，比如促进城乡之间人员、土地、资金等要素双向流动，重点推动城乡结合部的农村集体土地制度改革，既要让农民进城，也要允许城里人下乡，加快大都市圈基础设施网络和小城镇建设；加快放开放宽石油天然气、电力、铁路、通信、金融等的基础产业领域的市场准入，在打破行政性垄断、促进竞争上，有一些标志性的大动作；在教育、医疗、文化、娱乐等领域加大对外对内开放的力度；在创新走在前列、科教资源丰厚的若干城市，像当年办经济特区一样，创办高水平大学教育和研发特区，形成一批有活力、创新力的新型大学教育和研发机构。对外开放也可谋划一些更有前瞻性和想象力的重大举措，比如把自贸区开放与国内改革相结合，对内对外改革开放的一些重大举措，可在自贸区率先主动试行。这样一些改革开放举措所激发的增长潜能，比简单的刺激政策带动的需求要大的多，也更加持久有效，不仅可以补上疫情引起的需求缺口，更可为长期增长提供动能。 第三，疫情进一步显露了中小微企业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和脆弱性。近期一些救助小微企业的政策，如税费减免、五险一金免交或少交等，在协调完善的基础上，可以考虑转化为长期性政策。 第四，在这次疫情期间，倒逼出一些新的工作方式、生活方式，甚至是商业模式，如在线娱乐、在线教育、在线科研、在线审批、在线开会，过去兴师动众搞的一些大型活动，在网上简单地就完成了，既提高效率，也节能减排，疫情后可鼓励常态化，进而催生一批新生行业和业务的发展。 第五，疫情对中国的国际联系和全球产业链形成很大冲击，是一次压力测试。据德国专家测算，德国汽车产业每天在中国的营业额是6亿欧元，盈利为6000万欧元，由于疫情影响，转为每天亏损7200万欧元，对德国汽车工业冲击很大。无论是公共卫生事件冲击，还是产业链停摆，大家都在一条船上，是实实在在的命运共同体。应借此机会，增强国际社会维护和推进全球化的共识，扩大合作，共促发展。[详情]

　　2020年2月15日，由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主办的博智宏观论坛线上专题研讨会通过网络平台顺利召开，主题为“疫情对经济影响的判断、短期对策和中长期改革”，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副秘书长郎学红参加并发言。 疫情对汽车行业影响及政策建议 经历连续两年汽车销量下滑，新冠肺炎疫情无疑使本在寒冬中的汽车行业更是雪上加霜。给中国汽车流通行业带来前所未有的影响与挑战，这种影响体现在新车销售、二手车销售、售后维修等各个环节。 疫情对汽车流通行业的影响，主要体现在短期为阻断疫情，消费者闭门不出，无法达成销售和服务。如果疫情很快缓解，私家车作为最为安全的代步工具，在疫情平稳后，预计购车需求将会快速恢复。一季度所受影响，会在第二、三季度得到补偿性恢复，对全年汽车产销影响不大。但如果疫情延续较长时间，对宏观经济造成较大影响，消费者可支配收入降低，将对全年甚至明年的汽车消费产生较大影响。 1月份汽车产销分别为178.3万辆和194.1万辆，同比增速为-24.6%和-18.0%，基本符合预期。1月份产销同比大幅度下滑，主要是春节假期因素。疫情对汽车市场影响将主要集中在2、3月份。2月份汽车销量将断崖式下跌，预计只能实现目标量的30%甚至更低，随后的影响要看疫情是否能尽快得到控制。 要把疫情影响降到最低，需要做好防疫的前提下，尽快全面复工。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对汽车经销商复工统计看，截止2月14日，汽车经销商综合复工效率约8.5%。已复工经销商业务量稀少，实质依然是接近停工状态。调查示，尽管经销商有强烈的复工意愿，但实现全面复工还有重重困难。一是复工需要向当地政府提交申请，由政府评估是否具备复工条件；二是复工需要有充足的防护物资，经销商防护物资紧缺也是导致无法的主要因素；三是部分员工无法按期返回工作地，按期返回的员工也需要14天居家隔离回乡，最早3月底才能实现全员到岗； 当前消费者的关注点依然在疫情，消费集中在防护用品和生活必须品。有首次购车的刚需购车者主要集中在三线以下城市和农村，但这些区域目前受疫情影响，很多村镇封闭管理，不得外出。短期无法达成销售。 疫情期间经销商资金只有流出没有流入。现有流动资金只能支撑2个月左右的时间，如果疫情短期无法得到有效控制，大量经销商将面临资金匮乏问题。 为了尽快恢复汽车产销，降低疫情影响。一是，建议政府出台鼓励汽车消费政策，将压抑的汽车消费需求释放出来。全国限购城市如果能增加一倍的牌照指标，将增加60多万辆汽车销售。进一步便利二手车交易，可以为消费者提供更多样化选择和更低价格的产品，降低购车门槛。通过财税政策鼓励农村居民将老旧农用车报废更新汽车。二是，建议政府通过减税降负和金融支持帮助汽车经销商度过疫情影响期。三是，建议2020年7月1日即将全面实施的国六排放标准（包括PN限值），根据疫情影响，适度延后。[详情]

　　2020年2月15日，由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主办的博智宏观论坛线上专题研讨会通过网络平台顺利召开，主题为“疫情对经济影响的判断、短期对策和中长期改革”，国泰君安研究所全球首席经济学家花长春参加并发言。 把困难估足，把政策准备足 1、疫情冲击机制使得我们应该把疫情困难估计得更足些 此次疫情对经济短期冲击较大，而且疫情持续时间越久，对经济冲击是非线性上升的，会影响长期生产力。 疫情的第一波冲击主要在需求端： 餐饮、旅游、文化娱乐等方面服务型消费下降，导致相关企业的营收、现金流大幅减少，促使这些企业在雇工和投资方面都有所缩减，上缴政府税收也会大幅减少，最终使得这些企业和地方政府的财政、金融形势受到冲击。 房地产销售受到明显打击，引发房企还债困难——因为当前不少房企都是通过预售来还债去杠杆——和房企购地断崖式下降。因此，地方政府的财政和房地产行业的金融稳定都承担明显压力。 若疫情持续时间较久，疫情可能会产生第二波冲击： 在需求端，企业和地方政府的财政金融形势的恶化到一定程度后，对消费、基建投资、房地产投资都会产生压力，进一步影响需求。在供应端，若疫情持续时间较久，可能会有损供应链、出口渠道等，对经济中期形成不利： 重点疫区的产业处于停摆状态，这个对于相关产业链的上游和下游都带来供应链冲击。例如，湖北省的汽车和信息产业在我国国民经济中占居重要地位，疫情持续久了，可能对相关行业供应链影响较大。生产和货运人员流动主动或被动限制，会使得节后开工较晚。这里最大冲击在于货运和出口渠道，若受损，则不利于中期经济发展。 从这个机制来看，疫情持续长短，其实对经济影响会明显不一样。持续较短，影响局限在服务业行业，也不会出现第二波冲击，就是现在的情况；但若疫情持续时间比较长，则对经济的影响会非线性上升。 复工和防疫是两难，但不同时期应该可以侧重点不同，我主张2月份对复工可以慢些，给防疫腾出时间，好让后面开工更加充分。现在有些地方政府把责任推给企业，一方面要求企业加快复工，另一方面要求企业签责任状。截止2月13日，回广州的人中，496人出现发烧，16人又确诊。另外，也有报道说不少制造业企业在复工过程中出现集体感染的报道。 2、对经济影响，一季度或达2个百分点 我们测算，一季度GDP增速有可能下滑至4%左右。首先，交通运输（主要是航空）、住宿餐饮、房地产服务业有可能对经济增速是负贡献，由2019年的+0.7个百分点左右降至-0.6个百分点左右，将GDP拉下1.3个百分点。其次，工业、建筑业、批发零售业、金融业、商贸租赁等行业对经济增速仍有可能为正（合计+2.4百分点左右），但与2019年+3.6百分点的平均水平相比，也下降1.2个百分点。最后，能够逆势上涨的主要是信息服务业，或由之前+0.6百分点的贡献上升至+1.3个百分点左右。 因为大部分人居家的时间明显增加，“宅经济”将直接加速，这里的“发展机会”主要在于信息服务产业，包括在线娱乐（手游、在线影视等）、在线教育，在线办公、生鲜电商（在线买菜）等，并进而刺激IDC数据中心发展。同时，此次疫情之后，我国在医学科学、医疗服务方面的投入也将会明显增加。 在2月12日，中央政治局常务会议上，中央提出要积极扩大内需，加快释放新兴消费潜力，上述这些行业无疑符合未来我国新兴消费方向。信息服务业本身贡献我国GDP达3-4%，与其它行业不断结合，必将进一步改变我国生活、工作方式，在线教育、在线工作势必将会快速成长，而对网络（5G等）、IDC数据中心等要求也必将更高。这些都是未来我国经济非常重要的成分。 3、短期逆周期政策力度需要明显提升，主要是给受影响行业一个修养生息，长期补短板，重视发展水平 财政政策：（1）财政赤字率破3%的需求明显提升，一季度税收、土地财政会显著下降，不光税收不上来，我们还需要对受疫情影响较大行业进行些补贴，可以发行特别国债，把赤字率提到5%；（2）开拓地方政府融资新工具如REITS产品来盘活经营性基础设施存量资产； 货币政策：（1）下调MLF、LPR等，全年降息可达30-40bp以上，缓解企业困难；（2）也可以考虑下调存款基准利率，降低整体融资成本。 房地产政策：（1）适当放松房企融资，尤其是国内外债券融资；（2）地方政府大概率放松限购限贷措施。[详情]

　　2020年2月15日，由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主办的博智宏观论坛线上专题研讨会通过网络平台顺利召开，主题为“疫情对经济影响的判断、短期对策和中长期改革”，华夏幸福产业研究院院长、工信部规划司原副司长顾强参加并发言。 加快从“失序”到“有序”，有效启动经济循环 近两年中国经济趋势性下行，今年以来叠加NCP疫情严重影响，对经济冲击巨大。就从1季度90天工时来看，工业和建筑业（GDP占比超过40%），因迄今为止的工时影响（制造业平均影响工时10天、建筑业平均影响工时15天，并适当考虑连续生产行业的产能），当然这只是保守估计（从燃煤电厂发电情况看影响更大，目前复工只是企业数量占比，不是产能占比），影响GDP约4.7个百分点，再加上餐饮住宿、交通运输、零售批发、文化娱乐（非线上部分）等服务业的影响，短期相当多的领域休克、停摆，对一季度经济增长已难以估算。因疫情影响增速下降已是事实，应该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对待，就像湖北和武汉一天增加15000多人NCP确诊病例一样，因为这已经发生，也无法逆转，也就不用特别担忧。提几点意见和建议： 一是以更加鲜明态度，对“反应过度”纠偏，加快从“失序”到“有序”。各级政府出台了大量政策，但真正能救助的企业依然十分有限。最核心的是整个社会如何尽快恢复正常秩序，比如，公园的大门正常打开，社区的服务正常开放，企业的物流正常通畅。如对于非疫区的人，如去另一个非疫区出差，回来就隔离14天，秩序就无法恢复到常态。如果态度不鲜明，恐慌和不安情绪弥漫，秩序无法修复，即使再多政策，都无济于事。各级政府“既要、又要”的模糊态度导致基层左右为难，企业和公众无所适从。需要更鲜明态度，更明确的措施（如复工安排计划），使整个社会从“失序”到“有序”状态。 二紧紧抓住牛鼻子——启动有效需求、重启经济循环。各地都在启动重大项目，但因外地工人回流不快，有的因需隔离也无法即时复工。最近不少政府在出让土地，但地产销售断崖式跳水，基本无法进场施工，难以实质性启动。企业不正常复工，投资需求以及对产业链上游的需求就无法形成；大量人口没有回到工作地，很多消费就无法恢复；很多工厂已复工，但产能没有完全恢复，以汽车零部件和电子零部件等造成国际供应链中断，出口延迟。经济急停之后，如何使整个链条重新运行起来，需要突破启动的最大静摩擦力。政府需求先行启动，其他基建和房地产需求也需尽快启动，1-2月份正常房地产销售1万亿左右，目前看影响在30%以上，需求延后不能有效启动，建材、建筑、物流等上游和相关领域恢复就大打折扣。要根据市场需求恢复的特点，从终端需求入手，分类施策，经济循环才能快速重启。 三是以确保企业存续为目标，对需求延后领域的企业债务实施新旧置换，避免系统性风险。目前看，由于正常经济活动阻断，在无法获得外部新的融资性现金流支持的话，据德勤企业信用团队的最新估计，20-30%的企业在6月份前现金流枯竭（上市公司）；非湖北地区越有20-30%的企业信用风险水平提升，湖北地区月有35-55%的抬升；恢复到正常的现金流水平，大部分企业需要5个月左右的时间。相当部分公司1季度收入降低10%以上，支出则是刚性的，收入降幅大的企业面临着流动性风险。过去几年在政府和城投债务中，采取了债务置换，如此次对于影响较重、需求仍在但延后的公司进行再融资借新还旧，或对停摆期和恢复期到期债务进行展期，到恢复期结束再偿还，企业生存状况会极大改善，银行不良债务也不会急剧上升。今天银监会提出对NCP疫情影响较大地区的银行适当提高监管容忍度，并给于一定的宽限期或灵活安排，建议对于相关行业受损企业也采取类似做法。 四是尊重发展规律，按中心城市—都市圈—城市群路径推进城镇化向优势区域集中。城市规模扩张和人口增长是对城市管理者自身治理能力的巨大挑战。中国已出现世界上最大的城市化地区，这是由人口基数和地域空间特点决定的。若是将疫情蔓延归咎于城市本身的高密度和流通性，而不去反思城市自身的治理体系和防控能力，就会采取控制城市规模、限制人口流入这样削足适履的方式。亡羊补牢的做法是让城市自身的治理体系和防控能力与城市规模相适应。首先，补足城市公共服务短板，加强城市卫生新基建。如特大城市规划“小汤山”模式的集中救治场所，设立移动式预制组装式医院。其次，放开政府权力闭环，切实提升城市治理能力。仅仅依靠政府自身的职能部门远不足以应对现代城市事务的复杂性。如武汉捐赠通过引入社会力量参与，极大地提升了物资运转效率。第三，优化城镇空间结构，构建网络化城镇体系。借鉴东京都市圈新城发展的TOD和SOD理念，通过立体交通网络有机链接都市圈周边中小城市，形成立体交通网络化、公共服务匀质化的城镇化空间，真正实现“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初衷！[详情]

　　2020年2月15日，由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主办的博智宏观论坛线上专题研讨会通过网络平台顺利召开，主题为“疫情对经济影响的判断、短期对策和中长期改革”，中银国际研究有限公司董事长、中国宏观经济学会副会长曹远征参加并发言。 “保民生、保企业、保就业”三管齐下，避免经济过分脱轨 目前最乐观的估计是疫情将在二月底三月初达到峰值，四月底五月初结束。这意味着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基本处于疫情的冲击之下。受疫情的冲击，目前电煤的用量（可视为发电量）仅为去年同期的百分之六十；铁路旅客发送量仅为去年同期的百分之二十；同时港口货物吞吐量（可视为进出口量）也大幅下跌。依此推算，一季度经济增速将在百分之五以下。 这次疫情对经济的冲击是供给和需求同时发生的，表现为供给和需求的同时下降。在供給方面，是复工复产难以全面展开。在需求方面，是出口、投资、尤其是最终消费的急剧下滑。如果疫情继续延续，经济增速还会进一步下行。甚至会出现季度增长低于百分之三的局面。从这个意义上讲，全力控制疫情，尽快切断疫情的冲击是当前经济工作的重心。 疫情对经济的冲击虽是全面的。但也有轻重的区别。从供给侧角度观察，基础设施建设行业冲击相对较轻，制造业次之，服务业，尤其是餐饮、旅游、商场等较重。这也构成了复工复产的顺序。从需求侧角度观察，疫情对投资的冲击相对较小，对消费的冲击虽大，但也易恢复。但对出口的冲击可能比预计的大，而且恢复不易，需重点关注。 国际经验表明，外部冲击经济的最大凤险是经济运行偏离原有的轨道，出现了脱轨，不仅恢复不易，而且因众多后遗症，带来新的问题，陷入不良循环之中。其实国内外关注中国经济的长期趋势问题都反映了这一担忧。为防范这一风险，在抗击疫情中，应保底避免经济过分偏离轨道。以下三点十分重要：保民生、保企业、保就业。                                保民生。消费品，特别是农产品的供应是抗击疫情的重要保障。现实客运管制的情况下，应保证货运的通畅，尤其要梳理涉及菜篮子的农产品供销渠道。既保证消费者的需要，也为农户实现收入，支持其消费。这对养殖户尤为重要。使其可持续经营，从而避免疫情后的供应断档和物价的暴涨。 保企业。在疫情的冲击下，企业不仅会成本上升，支出增加，而且因销售收入減少，出现现金流紧张，极易出现经营困难并蕴藏着关闭的风险。除减税降费等弥补企业支出成本外，不抽贷压贷展期顺延，甚至支持性政策贷款也十分必要。以外部现金流来补充内部现金流不足应成为金融支持抗疫的重要政策安排，以舒缓企业经营困难。企业是经济活动的基础。只要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保就业。从宏观上看，这次疫情最大的冲击是就业以及由此引起的居民可支配收入的下降。这特别突出地表现在劳动密集的服务业和近三亿农民工的收入上。除鼓励企业少裁员不裁员外，应釆取特殊措施对服务业，尤其小微服务，如小饭馆、小商店等非正规就业人员及零工收入支持。这些人员通常没有失业保险，需要另辟渠道给予救济。可采用扩大政府购买服务或以工代赈的方式列入财政预算。这既是社会稳定的需要，也维持了未来的消费能力。与此同时，国际经验也表明，在应对外部冲击时，财政政策明显优于货币政策。这是因为货币政策仅作用于总需求，而财政政策还可以作用于供给侧。总的来看，为提升总需求，货币政策适度放松是有必要的，但更必要的是更加积极的扩大支出的财政政策。这是宏观经济政策的重心。为此，中央财政赤字率可考虑在百分之三以上，并通过对金融机构发行特别国债，再由金融机构适当分销予以弥补。同时也应容忍地方政府债务上限适度提高。我们认为，以财政政策在供给侧补短板精准施策，辅之以货币政策总量上提升总需求，以舒缓冲击为目标，防止经济脱轨。             尽管目前还处于抗疫的关键时刻，但疫情或早或晚总会结束，因此要做好由抗疫状态转向正常状态的过渡准备。目前疫情已在湖北和非湖北地区出现分化的迹象。预计随着时间推移，分化将更加明显。根据这一分化，适时对抗疫安排做出调整。对疫情基本消失的省份，应全面复工复产；对疫情缓解的省份，应调低响应等级，部分复工复产；对湖北省某些涉及全局的关键产业和企业，在做好工厂防疫安排的同时，尽量复工复产。在上述基础上，创造条件，尽早恢复正常的生产与生活秩序，以稳定群众的信心与预期。 这次疫情也暴露了社会治理体系与能力上的短板。中国的人均GDP现己达到一万美元，开始进入高收入社会，需要与此相适应的社会基础设施及相应的社会治理能力。在坚持五位一体改革基础上，要重点深化社会体制改革。特别是要顺应城巿化的发展趋势，推动农民工的市民化，进而定居化，以弱化人口跨区域大规模流动的态势。这要求政府投资更多转向诸如公共卫生、教育、包括社区在内的社会组织与设施等民生领域。相应地也要加快政府职能向公共服务服务方向转变。[详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