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给中国经济摘掉“口罩”了 作者：梁建章 最近几天里，好消息与坏消息交替涌现。其中最大的好消息就是，疫情在国内已基本得到了有效控制。根据国家卫健委公布的数据，3月9日全国新增确诊病例为19例，不到一个月前平均数据的1%，其中除湖北以外地区已经连续3天无本土确诊病例。另外，现有的治疗方法正不断得到优化，特效药和疫苗也在测试过程中。在各方付出巨大努力取得上述成果之后，中国现在完全有资格说一句--仅从疫情防控的角度来看，我们已经渡过了最危险的时刻。 但这两天的坏消息也不少，除了疫情仍在国际上不断蔓延之外，还有不少坏消息来自于经济领域。我们看到了石油价格的惊人暴跌，以及美国股市历史性地触发熔断机制。从表面上看，这些危机暂时只是爆发在境外，甚至反衬出中国股市今年以来的强势。但覆巢之下无完卵，如果本次疫情最终酿成世界性的经济危机，那么中国经济也很难独善其身。所以，在继续防控疫情的同时，中国必须将更多精力转回到恢复经济秩序。 然而在这方面，目前的恢复速度还是显得太慢太保守。占据中国经济半壁江山的服务行业，目前的恢复程度不到40%，比如占经济总量20%左右的餐饮、旅游等行业，目前的恢复程度还不到30%。粗略估算，目前中国经济仍然处于-20%左右的负增长状态，并且形成将近20%的隐形失业率。 其实，从各家企业到无数员工，各方面现在都希望能够尽快复工。但问题是，在疫情防控这个大目标面前，尤其是对于所属区域内零风险的极端追求，导致各地仍然不敢放松乃至放弃各类管控措施。而这些措施不解除，全面复工自然就没有实现的可能性。 比如在重庆，很多小区现在还是封闭式管理，导致复工率严重不足，整栋楼几千人只有不到100人可以上班。在北京，有些部门要求公司员工到岗率不能超过50%。即便在那些部分复工的办公区域，有些地方也不允许使用空调，尽管低温本身有可能带来其它疾病的风险。又比如在酒店行业，现在登记住宿变成了一件首先需要上报获得批准才能完成的麻烦事。凡此种种，理论上都是为了降低疫情的风险，实际上却给正常的工作生活带来了太多额外的不便，客观上给全面复工制造了阻碍。 打个比方，这就好像一个人明明来到了杳无人烟的荒郊野外，却仍然因为恐惧病毒而不敢摘下N95口罩，那么时间一长，必定会感到喘不过气来，最后反而形成危害自身健康的后果。而对中国社会来说，如果说过去一个多月的主要工作是帮人民群众戴上口罩来抵御病毒，那么未来一段时间里，工作重点就应当是分阶段地为中国经济摘掉“口罩”。 当然，我们所说的摘掉“口罩”并不是要求轻视疫情防控，而是希望将资源集中在重点地区和重点领域。比如根据最近这段时间的数据来看，接下来的防控重点主要是两个方向：一是武汉。近期在每天新确诊的本土病例中，绝大多数都出现在武汉这一座城市，所以未来必须继续保持对于武汉的有效隔离，以及尽快诊治当地的存量病例；二是境外。近几天在上海、北京、甘肃等地区，相继发现来自境外的输入性病例，所以从出入境部门开始，政府需要对于境外来客加强排查力度。而在排查过程中，可以借鉴之前对国内各地区划分不同风险等级的做法，重点关注来自意大利、伊朗、韩国等疫情严重国家的游客，并要求采取包括自我隔离在内的较高的防控等级。相比之下，对于来自其他地区的境外游客，则采取程度较低的措施。通过这种分级管理的方式，在疫情防控与对外开放之间实现平衡，避免因为一刀切政策而切断中外的正常人员交流。否则，一旦人员交流受阻，最终必定会让中国经济因为开放不畅而蒙受巨大损失。 在将主要资源集中于以上两个方向的“攻坚战”之外，中国应当逐步降低其他地区的防控级别，为恢复经济创造出有利的环境。地区追求“零风险”当然没有错，但我们必须搞清楚，追求“零风险”的目的，并不是仅仅为了追求数据报表上的数字好看，而是希望风险归零之后能够让社会秩序正常化。以江苏省为例，截止到3月9日，这个经济大省已经连续20日无新增。在这种情况下，本地的感染风险已经无限接近于零。在这种情况下，没必要让全省几千万人都因为微乎其微的风险而陷入停滞。所以江苏不久前调低了应急响应等级，省内复工率也在全国范围内名列前茅。 但即便是江苏的恢复速度，也依然存在进一步加快的空间，而且只有一个江苏加快复工是远远不够的。比如在有些省份，尽管全省尚未像江苏那样连续20日无新确诊，但是省内的很多县市却早已达到了这个指标，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完全可以在省内划分不同的风险等级，首先确保低风险地区尽快恢复秩序，解除那些需要消耗巨大资源、严重降低效率的隔离措施。 实际上，对于国内除武汉之外的绝大多数地区来说，社区感染的风险都已经降到了极低的水平。但政府部门出于思维惯性，尤其还有对于承担责任的高度恐慌，往往不敢轻易取消或者降低曾在高风险时期采取过的那些措施，导致很多小区仍然处于相对隔离的状态，很多园区仍然面临复工受阻的困难。殊不知，疫情固然是一种风险，但经济下滑同样也是一种风险。就算为了防控疫情而暂时牺牲经济，也必须明白“牺牲”是代价极为高昂的，“暂时”是需要尽快结束的。而现在，其实就到了很多地区应当结束“暂时”的时候了。 肯定会有人担心，一旦解除部分隔离措施，会不会导致疫情死灰复燃，像两三个月前的武汉那样出现“星火燎原”的风险。实际上，我们所说的降低风险防控措施，并不是彻底放任不管，而是以更为科学和理性的态度，结合近期各地风险防控的经验教训，以更有效率的方式来投入社会资源。 比如当初在宣传疫情防治时，专业人士往往都会建议“减少人员聚会”。这个理念当然是正确的，但现在社会秩序要恢复，完全阻止人员聚会其实不现实。与其与此采取一刀切的处理方案，不如分层级来考虑问题。 对于人员聚会，我们可以根据规模和风险粗略分为三类： A、高密度的大型聚会，例如封闭场合的车展。 B、高密度的小型集会，例如餐馆、巴士、地铁等。 C、低密度的个人和家庭活动，例如商店、景点、酒店等。 在这三类聚会中，目前对于A类仍然可以采取限制的措施，至于C类，则可以完全放开。至于跟人民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B类，可以采取有条件放开的措施，比如在餐馆内，可以要求加大桌间距，通过降低人员密度的方式来降低风险，又比如要求乘坐公共交通时佩戴口罩。 即便从继续防控疫情的角度来看，加快复工速度也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同时也是稳定人心的最有效方式。在国际经济形势变得愈加复杂的背景下，继续停滞或者半停滞，是中国经济无论如何也承受不起的代价。如果因为经济停滞，导致无数员工失业，无数企业破产，无数行业失去竞争力，其杀伤力绝不亚于直接夺去生命的病毒。所以，在中国经济面临呼吸困难之际，请赶快摘掉束缚中国经济发展的那些“口罩”吧！[详情]

　　五大政策可促疫后经济复苏  梁建章 过去一个月以来，全国上下全力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生产和服务行业则处于半瘫痪状态。虽然近期的疫情防治形势已逐步好转，但仍有很多企业迟迟不能完全复工。同时，投资和消费信心还有待恢复，导致中国经济今年面临巨大的风险。所以在严格防治疫情的同时，我们必须从现在开始就为中国经济的复苏进行提前谋划。最有效也最紧迫的经济复苏政策，应当包括以下五个方面。 一、尽快取消不必要的隔离措施 为了防控疫情，目前许多地方采取了封闭村口、社区口、在高速入口“劝返”等做法，导致返程人员进不了城市、回不了小区。有些地方的各自为政和互相封锁，既影响了人员流动也妨碍了物资流动。当前的许多制造业企业，由于员工不到位、原料供给不足、生产供应链断裂等因素的影响，正面临无法正常开工的危局。同时，占国民经济半壁江山的服务行业依旧处于半瘫痪状态，比如从业人数巨大的房地产和餐饮行业还在苦苦挣扎。由于过度隔离，导致这些行业的中小企业将面临更加漫长的恢复期。至于这些企业的员工，本身往往是低收入人群，如果企业不能复工，那么员工也将面临失业和返贫的危险，甚至可能因此引发社会不稳定。所以，对于大部分疫情初步得到有效控制的地区，需要尽快取消对于普通民众的过度隔离政策，并且尽快恢复铁路、航空等公共交通的正常运转，确保员工能够尽早回到工作岗位。 二、政府落实减免税费的政策 延迟开工显然会给企业带来巨大的经营压力，尤其是那些抗风险能力较弱的中小企业，目前的处境应当更加危险。2月初以来，一些地方政府陆续出台与中小微企业共渡难关的帮扶政策，包括减免租金、延缓纳税以及允许延期缴纳社保等等。然而，延期缴纳社保虽然可以减轻企业短期的支付压力，但迟早还是得交，有时只是将短期压力延后到了下一个时间段，不足以化解很多企业目前面临的现金流困难。因此，除了应该针对企业缴费部分给予阶段性的减免之外，对于某些受到重大打击的行业，如旅游、航空、餐饮等行业的企业，国家层面还需要考虑提供必要的低息或无息贷款，帮助这些企业渡过资金方面的难关。 三、在中心城市加大土地供应和基础设施建设 以往刺激经济的灵药就是投资拉动，但现在很多行业已经产能过剩，并且基础设施的投资也逐步饱和，所以我们急需一个巨大且高效的新投资方向来拉动内需。对于大城市进行扩容，是唯一可以迅速拉动内需且高回报的投资。对此可以用价格信号来论证——中国的各种商品和服务普遍物美价廉，唯独大城市的房子是世界上最贵的（相对于当地人均收入）。这种现象本不该出现，因为中国具备世界上高效的建设能力，无论建造房子还是基础建设的速度都是世界第一的。我们只用10天就能建好一座医院，为何在大城市还一房难求呢？问题的症结，在于我们过去始终严格控制大城市的用地。只要加大土地供应，就可以拉动一大批相关产业。根据分析，中国的城市化率比同样发展水平的国家要低20个百分点，所以还有巨大的城市化空间。但必须指出的是，目前中小城市的房地产已经过剩，只有大城市还具有巨大的扩容空间。如果我们把中国前二十大城市再扩容50%，就可以拉动数十万亿的房地产、基础设施和其他相关产业的投资。 在大城市加大土地供应和基础设施建设，有助于各大城市平抑房价，降低城市生活成本，最终惠及各方。扩容大城市还有助于提升创新力，中国最大的优势是具有世界第一的市场规模和人才规模，而绝大部分创新都来自于人才聚集的大城市。扩容大城市可以充分发挥这样的规模优势和集聚效应，增强中国整体的科技创新力。这些城市未来不仅是创新创业的热土，更是环境优良、交通便利、拥有充足教育和医疗资源的宜居之地。城市扩容不仅可以惠及高技能人才，还可以容纳很多服务行业的普通劳动者，帮助他们彻底摆脱贫困。 四、加大对外交流开放的力度 国家之间的竞争，关键是创新力的竞争。保持外部交流的畅通是创新的保障，这也正是美国要和中国脱钩的目的所在，美国甚至还试图说服其他国家和中国脱钩。最近由于疫情，美国、澳大利亚等国家已经大面积取消航班甚至限制中国人入境，中国正在面临“脱钩的风险”。要减少这种风险，我们就必须全方位地加强和世界的联系。加强对外交流的内容，包括商品交流、资金交流、信息交流和人员交流。在这些方面，我们在商品交流方面已经做得很好，但在人员、信息和资金交流方面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在人员交流方面，中国的入境人数远远少于出境人数。签证不便利是外国人入境偏少的重要原因。要促进国际交流和入境旅游，最立竿见影的举措之一，就是大幅提高签证的便利度，从而吸引更多的外国人来华旅游、交流和工作。在信息交流方面，我们应当尽量避免阻碍非敏感信息的畅通交流。在开放投资方面，可以进一步加大金融服务、医疗教育的开放力度，最近特斯拉在上海的投资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中国高效的政府、优良的基础设施和强大的配套能力，使得特斯拉创纪录地不到一年就实现量产，这展示了中国的实力和开放的姿态，希望这些成功案例，能激励各国的高科技企业来中国投资设厂。 五、全面放开并鼓励生育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去年出生人口为1465万，比上年减少58万。这是继2017年以来，出生人口连续第三年下降。更令人担忧的是，去年出生的二孩中有一半以上，还是靠全面二孩政策带来的生育堆积效应。如果去除暂时性的生育堆积，中国的自然生育率仅有1.1左右。1.1的生育率，就是平均每个妇女只有1.1个小孩，意味每代人会将近减半。中国的新出生人口未来几年将会断崖式下降到1000万以下，由此带来的老龄化和创新规模效应的削弱，将是中国经济的最大隐患。 避免出生人口的这种断崖式下降的唯一办法，是大幅提升生育率，但目前可预料的几乎所有因素，比如进一步城市化、教育水平提升、生育年龄推迟、育儿竞争白热化，全都在进一步挤压本来就极低的生育意愿。不要说提升生育率，未来能维持生育率不再继续下滑都属幸运。面向未来，提振生育率到更替水平2.1以上，才是确保中国可持续发展乃至延续中华文明的唯一选择。要做到这点，就需要立即全面放开并大力鼓励生育，实在没有理由再对此拖延。长远来看，人口危机未来对民众福祉、中国社会和中华文明的负面影响，要比新冠肺炎疫情大出无数倍。 总之，目前需要在疫情已经得到控制的地区，尽快恢复社会的正常秩序，加大对中小企业扶持力度以避免倒闭潮，用大城市扩容来拉动内需，加大对外开放力度来促进产业投资和创新，当然最重要的和最紧迫的，则是马上推出放开和鼓励生育的政策。[详情]

　　对话梁建章：为什么KPI式的隔离政策不可持续？ 王茜 绕梁说  这是一道简单的数学题：随着疫情防控期企业复工，某公司员工需要从城市A前往城市B出差，之后再返回城市A，如果A、B城市均对外来人口实行14天的隔离政策，那么请问该员工往返需要隔离多少天？答案是28天。 然而，对于经历一轮“冬眠”后，急需复工复产“回血”的企业而言，答案并不简单，除了各类成本将大幅度提高，这可能意味着会议延迟、订单流失或生意告吹。如果每一家企业都面临这样的问题，最终的成本就是由国家经济买单。 作为一名“斜杠企业家”，梁建章嗅到了一丝危险的味道。 他在最新的专栏文章中提到，隔离政策正在被过度使用，“整个社会目前正在为这种无效的旅行隔离政策付出高昂代价”。这一观点引发了外界的激烈讨论，其中不乏异议。 隔离，是目前为止被医学专家们认可的最有效的疫情防控措施，眼下对隔离政策提意见，实属“冒天下之大不韪”，原因何在？为此我们与梁建章进行了一场对话。 KPI式隔离政策背后的逻辑是什么？ 对于一些非重点疫情省市现行的隔离政策，梁建章连用了 “单一指标”、“片面”、“层层加码”和“低效”等几个词语来评价。 他认为，当前某些隔离政策更多是从当地自身的指标（“KPI”）考核角度出发，忽略了对实际情况的考量。这些隔离政策建立在一个逻辑基础上，就是外来人员的感染风险较本地人员更高。但这个逻辑是否成立呢？ 回到我们文章开头的案例，假设这位员工在出差城市B接受了14天隔离，当他/她返回城市A时，其感染风险并不会比未出行的本地居民更高，但他/她却可能还要接受一次14天隔离。 “这（重复隔离）从逻辑上是否定的。”梁建章说。 又比如高铁、飞机等公共交通工具，在没有切实证据证明它们的风险比其他公共场合更高的情况下，他认为可以通过控制上座率来降低乘客的感染风险，而非采用“一刀切”的隔离政策，“现在坐高铁的人是不是都需要隔离？如果都隔离的话，复工基本上不可能了。” 更令其担忧的是，当“KPI”分包到各地基层时，隔离政策可能会被层层加码。 以上海为例，本来政府层面的要求是重点地区（比如湖北）来沪人员应隔离14天不得外出，但具体落实到基层时，很多小区就要求只要是从外地甚至外国返回的人员，一律需要在家自我隔离14天，这让许多居民不得不放弃正常的异地出行。 除了隔离政策，一些小区还推出了临时通行证、出入证和宵禁等措施，类似情况也正在各地工业园区中出现，阻断了正常的人员流动，摊薄了基层防疫资源并且也让基层防疫人员承受着高压。 “这样的政策不可持续”。在梁建章看来，当前的确需要对来自重点疫区地区的人员严格进行14天隔离，针对人群特别密集的场合也应该重点防控，但并不是任何一位异地出行的居民都需要被隔离。 “整个社会不能创造财富，现有的财富能消耗多久呢？” 梁建章认为，当前社会为了部分过度的隔离政策，正在付出沉重的经济代价。 首先是对复工复产的直接影响。企业生产的各个环节需要一一重新打通，而当前阻力重重，“企业复工受到园区（隔离）政策影响，员工复工受到小区（隔离）政策影响，这就形成了连锁效果。复产复工需要网络效应，光是一家工厂复工没有用，因为供应链上下是连着的，如果不是整个链条动起来，都不能恢复。” 他对复工进展并不乐观，“三月底实现社会全面复工已经是非常理想了，但从现在的状况来看，比较难。因为很多东西一旦被取消，恢复起来没有那么快。一个企业关了，重新再开要多长的时间？一个航班取消了，要是再开需要多长时间？一个展会取消了，重新筹办需要多长时间？“ 而KPI式隔离政策更深远的影响会体现在经济总量和社会稳定上。“整个社会不能创造财富，现有的财富能消耗多久呢？” 近来有声音担心疫情导致大量企业裁员、倒闭。对此，梁建章表示，如果今年四月国内还无法实现全面复工复产，企业界会出现“很大的问题”。同时，他也担心因为复工不及时导致国外订单流失，给出口贸易、制造业带来严重冲击。 梁建章算过一笔账，“目前中国经济处于半停顿状态，现在可能连一半都没有，1个月至少是万亿级的损失。”如果各地现行的隔离政策持续一个季度，对整年GDP的影响是-10%，维持半年就是-20%的影响。“而GDP倒退会导致社会整体医疗、基础设施和环境治理水平的倒退，甚至是人均寿命的降低，影响远远大于流感造成的损失。 他强调，如此一来，“就算是我们把湖北控制住了，但付出的代价等于是没有把湖北控制住！这等于全社会都是还是疫区的状态。” 因此，梁建章呼吁由中央政府制定统一政策，避免各地、各基层各行其是，导致相关措施重复低效，继而引发更大的问题。 多少天的隔离期才是最合理的？ 要避免KPI式隔离政策带来的负作用，梁建章认为最根本的办法是根据不同地区、不同场所的风险高低从顶层设计一套执行标准，在疫情防控与恢复正常社会秩序之间寻找到平衡点。 在这一思路下，外来人员的隔离时长问题就需要重新思考。 梁建章根据钟南山团队发布的相关数据推算出，70%-90%的患者的潜伏期可能在7天以内。在这一计算结果的基础上，他建议可以将非重点疫情地区外来人员的隔离时间从14天降为7天，“降低到7天，其实已经足以令风险下降70%至90%，同时明显降低对于经济和生活的影响。” 一个新近被付诸实际的方案，让他觉得7日隔离期具备了更多的可行性：工信部2月14日宣布，国内三家基础电信企业根据疫情防控的需要，在得到用户授权的情况下，基于电信大数据分析，向用户提供本人“14天内到访地查询”服务。 “该服务可以帮助有关部门提高对流动人员行程查验的效率，对重点人群进行排查，实施精准防控，特别是有助于做好当前形势下的复工复产。” 其实一周之前，梁建章就曾撰文建议运营商联手互联网公司开发防疫App软件，鉴别用户是否在14天内去过重点疫情地区。有了精准数据辅助人员排查，非重点疫情地区的人员就可以尽早实现出行正常化。 国家卫生健康委最近指出，不应限制外出工作人员回到小区。 一些省市也传来积极信号：江西省为尽可能减少疫情防控对企业复工复产和群众生活的影响，全面取消省内国道、省道、高速公路出入口的疫情检测点；杭州为缓解企业招工难、员工来杭交通难等，向疫情相对平稳、来杭就业人员集中的部分省市开通专列，首批免费。 “我相信规则会逐步变得合理”，梁建章说。 在他最新的专栏文章文末，有这样一段话，“从现实出发，我们应当追求的目标，是在维持社会经济正常秩序的前提下，将疫情控制在尽量低的水平上。牺牲一切追求极端的‘休克’措施，并不是我们真正需要的全面胜利，甚至连惨胜都算不上。“[详情]

　　梁建章 黄文政 根据国家卫健委发布的最新数据，到2月15日24时为止，湖北以外地区新增确诊病例连续12天下降，从2月3日的新增890例下降到2月15日的新增166例。这一下降趋势预示着，湖北以外地区疫情可控。在2月15日举行的发布会上，国家卫健委新闻发言人除了表示湖北以外其他省份疫情出现明显的积极向好变化之外，还专门提到，在抓好疫情防控和病例救治的同时，要最大限度减少疫情对群众生产生活的影响。实际上，这也正是我们一直关心和担心的方向，千万不能让那些基于过度恐慌而采取的过度的隔离措施毁了中国经济。 面对疫情，各地目前都采取了严防死守的态度，应当说，其中很多付出都是必要且可敬的。但是，在防治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过激的做法，那就是将所有外来或者有过旅行经历的人都当作洪水猛兽。至于对此采取的隔离措施，也呈现出从上到下层层加码的趋势。比如，市政府可能仅仅要求来自疫情严重地区的人员进行隔离，但是到了小区那里，居委会和物业却要求凡是有过旅行经历的人员一律自我隔离14天。而且为了确保这种加码后的措施能够得到执行，各小区还纷纷推出了临时通行证、出入证和宵禁等措施。在看似保障生命安全的同时，却让整个社会付出了近乎瘫痪的沉重代价。比如，一位出差到几个城市的员工在甲地被隔离了14天，到乙地后又被隔离了14天，到丙地后还要被隔离14天，如果每到一地都要被隔离14天，那么就无法进行正常的工作了。 当然，生命安全的确应当得到最高等级的重视，相信规则的制定者和执行者的初衷也都是善良的。但威胁人民群众生命安全的疾病，并不仅仅是新冠肺炎。已经有媒体报道说，由于受疫情防控措施的影响，一些其他疾病的患者得不到及时治疗。而且，付出这些代价到底换来了什么？比如，在目前已经确诊的几万名患者中，有多少是从非疫情严重地区回家后并在隔离期被确诊的？各位不妨搜索一下各自居住地的相关新闻，答案或许会完全颠覆你的既有猜想。至少从目前已经报道的内容来说，绝大多数病例都有疫情严重地区的居住史或旅行史，相比之下，从某个非疫情严重地区返回居住地，然后在14天隔离期内被确诊，这样的例子可谓少之又少。 或许有人还是会说，哪怕只有少之又少的可能性，也必须全力确保零风险。这样的想法，在理念上或许是正确的，但实践中却忽略了社会成本的因素。要知道，为了确保这样的零风险，全国可能有数以千万甚至亿计的旅客必须接受14天的隔离期，无论对个人、企业还是整个社会都会构成巨大的负面影响。 我们始终认为，建立在数据分析和科学论证基础上的分级隔离措施，才是当下更能在疫情防治和恢复秩序之间形成平衡的方案。首先，对于那些来自疫情严重地区的旅客，应当严格执行为期14天的隔离措施，这也应当成为各小区集中资源重点针对的方向；其次，如果是来自非疫情严重地区的旅客，可以在分析以往数据的基础上，尝试取消或者降低隔离时间。考虑到钟南山团队公布的潜伏期中位数为3天，所以把14天降低到7天，其实已经足以令风险下降70%至90%，同时明显降低对于经济和生活的影响；最后，各地可以利用几大运营商的移动漫游数据来帮助对于感染风险做出评判，来确定隔离措施是否具有必要性。假如某人已经在A地接受过14天隔离，然后他驱车前往B地的住处，在这种情况下，他的感染风险并不会明显高于那些始终居住在B地的人士，也就没必要再让他接受另一个14天的隔离期。 实际上，在全国上下目前高度重视疫情防治工作的背景下，数据分析应当被摆到很重要的位置上。比如有些人认为，之所以要求旅客必须被隔离14天，是因为他们在旅行过程中可能经历过机场或者火车站之类的高风险公共场所。那么接下来的问题是，这些地方真的具有高风险吗？目前在湖北地区之外，各地对大部分确诊者的流行病学史都进行了深入调查，那么在这些数据中，到底有多少感染是因为乘坐飞机或者高铁造成的？又有多少发生在机场或者火车站的等候期间？对于各地汇总的数据进行科学分析，然后根据其结论对不同场所、不同交通工具给予不同的风险评级，最后再根据风险高低来出台相应措施，才是更加有效的做法。 至于目前某些地方一刀切的做法，等于把全部压力都压到了基层那里。所以我们会看到，一方面，小区物业和居委会工作人员这些时间都非常辛苦，需要顶风冒雨地执行隔离措施和通行限制；但另一方面，他们也很容易成为各类矛盾的实际承载者。比如有业主可能提出，由居委会来限制自由出入的法理基础来自何处？也有企业可能叫苦，为什么复工计划被卡在了居委会那里？如果上亿劳动力被隔离在各个小区中，导致各地企业难以复工，国内航空业、酒店业全面瘫痪，各类国内国际交流完全受阻，实在是中国经济和社会难以承受的代价。目前中国经济处于半停顿状态， 1个月至少是万亿级的损失。如果这样的状态持续2-3个月，很多中小企业倒闭了，也会增加大批失业人员，严重影响社会稳定。 从这几天的新闻报道来看，很多政府部门已经开始转变思维，采取了更为务实的防治措施。比如江西省发布了第4号公告，规定省内各地区之间全面取消国道、省道、高速公路出入口设置的疫情防控检疫点或检测站，并严禁各地拦截劝返来自非严重疫区的车辆。又比如杭州，为缓解企业招工难、员工来杭交通难等，将会商铁路部门，向疫情相对平稳、来杭就业人员集中的部分省市开通专列。 以上做法的目的，旨在消除由于疫情防治而造成的过度封闭，重新打通连接中国经济的各个环节。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重要成就之一，就是形成了在全世界范围内具有强大竞争优势的产业链条。既然如此，各方面也就有责任和义务来确保产业链各个环节的畅通无阻。在整个产业链中，如果有一个环节不通，就可能导致整个链条陷入崩溃。 就以大家近期都很关心的口罩问题为例，一方面，无论居民还是企业，目前都对口罩存在巨大的需求量，很多企业担心口罩数量不足可能影响正常开工；但另一方面，如果口罩制造企业的员工无法及时复工，又或者原材料供应商、运输企业等上下游企业面临人力不足的困境，那么口罩供给也就难以得到保障，进而可能影响到更多其他企业的复工，形成某种恶性循环。 如果说口罩数量缺口还只是一个相对短期的问题，那么从长期来看，如果与外贸相关的行业由于复工不及时而难以准时供货，哪怕现有交易可以用“不可抗力”作为抗辩理由，可站在外国客户的角度来看，难免会因此产生在其它国家重新寻找供应商来取代中国企业的念头。一旦这种念头像疫情那样迅速蔓延，那么对中国制造业的打击将比贸易摩擦更为可怕。 正是考虑到这些风险，所以包括国家卫健委在内的各级政府部门会提出，减少疫情对群众生产生活的影响，是一个与防治疫情同等重要的目标。而要实现这个目标，必须让实事求是、科学分析的理念深入到每个小区的具体工作中，不能让阻碍出现在大批复工人员居住地的出入口。目前各个地方各自为政造成了信息不透明、不确定，使得返工人员顾虑重重。如果各个环节中有一环不顺畅，其他环节也会受到影响。为此，国家需要统筹明确出台有关限行和隔离的政策，不能让地方各自为政的不合理措施妨碍全国一盘棋的大局。 最后，我们想说的是，零风险零感染固然是一个所有人都希望实现的理想目标，但从现实出发，我们应当追求的目标，是在维持社会经济正常秩序的前提下，将疫情控制在尽量低的水平上。牺牲一切追求极端的“休克”措施，并不是我们真正需要的全面胜利，甚至连惨胜都算不上。我们希望从上到下的巨大付出，能够变得更加节制而有效，为中国经济的尽快恢复创造出更加有利的条件。[详情]

　　不应隔离出行和归来人口 作者：梁建章 黄文政 尽管疫情存在着趋于稳定的趋势，但在浓厚的恐慌气氛下，整个社会目前仍在不断付出巨大的代价，其中就包括各种对于普通人（非患者或和患者有亲密接触的人）实施的各种旅行隔离措施。目前，很多省市的地方政府对于外来人口一律实行14天的隔离政策（比如内蒙古要求外地返岗人员一律隔离14天）。另外，还有些地区会出现隔离政策层层加码的情况。比如在上海，政府层面的要求是重点地区（比如湖北）来沪人员应隔离14天不得外出，但具体落实到基层时，很多小区仍然要求只要是从外地甚至外国返回的人员，一律需要在家自我隔离14天。由此造成的后果，是本地居民现在不敢出差，生怕一旦在两地先后接受14天的隔离，等于整个月份内都无法外出活动。 这些出自于政府或者各个小区的规定，其基本逻辑大致是，认为外来人口出发地的疫情比目的地的疫情要重，所以外来人口相对于本地人的传染风险更高，需要以14天隔离的方式排除风险。但这个逻辑的问题是，外来人口的传染风险真的更高吗？或者说，外地的疫情真的比本地严重吗？如果以此作为前提的话，至少不应该一刀切地针对所有外来人口，而是可以排除那些疫情相对比较轻的地区，例如温州就没有理由隔离一个来自上海的旅客。 还有没有必要隔离14天那么久。因为对外来人口进行隔离的目的，并不是追求极致的零风险，而是要求某个外来人口的感染风险小于本地人的平均水平。根据初步对潜伏期的统计分析，大概隔离7天就能排除绝大部分感染者。所以只需要现有隔离时间的一半左右，就可以使得某个外来人口的风险减少到原来的几分之一，减少至少一半的代价。 那么，上海作为一个疫情较轻的地区，是否必须隔离一个来自疫情相对较重地区如浙江温州的到访者呢？哪怕仅仅7天呢？这个逻辑，仅从上海角度可能是成立的，但如果从全国或者说上海加温州的整体角度则不成立。即便没有旅行隔离，如果上海和温州的疫情管控措施差不多，那么一个温州人无论在上海或者在温州，他的生活方式并不会出现太大改变。所以无论他在上海或者温州，两地的整体传染风险并不会发生变化。有可能在上海的传染风险略微增加（因为可能多了一个潜在感染源），但在温州的传染风险会略微下降（因为少了一个潜在感染源）。如果从全国看来，整体风险并没有明显增加。所以各地目前采取的旅行隔离政策，更像是一场击鼓传花的零和游戏，大家都想把花推给下家，对于全国整体防疫并没有太大帮助，却让中国经济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有人也许会问，那么难道对于来自武汉的外来人口，也不需要采取隔离措施吗？这里需要明确的是，我们反对的是无差别的旅行隔离，而不是反对隔离高风险人群。高风险的人群，包括患者，以及与患者有过密切接触的人士，还有来自疫情高发区域的人。但是，对他们采取隔离措施的原因，是因为他们本身属于高风险人群，而不是因为他们移动了区域。简单一点来说，无论他们留在武汉还是来到上海，都应当进行隔离。现在的武汉，实际上已经处于全民半隔离状态，基本上停止了所有的公共活动。在这种情况下，其他地区对于来自武汉的人士采取同级别的隔离措施，也就具有一定的合理性。那么其他地区从逻辑上也可以对武汉人实行同样的措施是合理的。至于本文所反对的，是那种仅仅因为某人移动了区域，就对他采取既比其出发地更严、同时也比到达地居民更严的旅行隔离政策。 也许有人还是会对此存在担心——谁能保证这个人没有去过武汉呢？其实我们几天前就曾撰文建议，完全可以利用移动互联网技术，来验证某个人是否去过武汉或者其它疫情严重的地区。如果没有去过这些区域，就没有隔离的必要。如果去过，那么可以采取隔离措施。但我们要强调，这种隔离的逻辑，针对的是这段有可能增加传染风险的经历，而不是人员的籍贯本身。 还有人会说，一个人如果有过旅行经历，就会乘坐飞机或火车，并且出现在机场、火车站等公共场所，于是就成为了高风险人群，必须对他们进行隔离。其实这等于把所有交通工具和公共场所都当成疫区来对待，显然也属于过度恐慌。飞机和火车只是交通工具，其传染风险到底是否比其他公共场所更高，还是一个需要对以往数据进行科学分析之后才能得出的结论。至少目前为止，世界卫生组织并没有建议限制旅行。我们现在不可能关闭全国的公共场所，也不可能隔离所有去过公共场所的人，在这种前提下，如果只乘坐过飞机或火车就需要隔离的逻辑恐怕说不通。那么，如果飞机上有武汉人怎么办？其实还是原来的逻辑，如果把所有武汉人都认为是高风险感染者，那么可以出台禁止高风险人群使用公共场所或者乘坐飞机和火车的政策，而不是一刀切地隔离所有飞机和火车上的乘客。 即使真的把交通工具视为其他公共场所风险更高的区域，也应当从感染风险的角度来考虑，根据不同的交通工具制定不同的政策，而不是把所有旅客都打上高风险的标签。例如私家车的传染风险非常低，至于飞机和高铁，如果经过有效的防护措施，其风险也相对可控。如果非要把乘坐过飞机的人都隔离14天，等于把所有飞机的使用成本增加了好多倍，会令整个航空业陷入瘫痪。与这种最坏的结果相比，更加可行的措施，还是规定这段时间飞机的上座率不能超过50%，这样座位之间就可以保持足够的间隔，再加上必须佩戴口罩、高频率消毒等措施，可以把乘坐这些交通工具的风险降到和其他公共场所相仿的水平，也就不必为此专门采用14天的强制隔离。 之所以提出上述建议，是因为整个社会目前正在为这种无效的旅行隔离政策付出高昂代价。比如，谁都知道全国目前存在着巨大的口罩缺口，各地都希望快速提升产能来增加供给。但是，无论口罩行业还是上下游行业，当前都面临着开工严重不足的情况，因为很多工人都在春节过后刚刚返程，强制隔离14天的政策，就意味着劳动力缺口至少在两周内无法得到填补。与之情况类似的，还有一系列急需生产当下紧要物资的企业。对于难以实施“居家办公”的传统制造业来说，隔离政策目前就是恢复产能的最大障碍。 在隔离政策被过度使用的背景下，外地务工人员迟迟不能到岗，各种出差展会被迫停止，全国航班被取消大半，酒店业处于停滞状态，整个旅行相关行业直接的损失总额，估计要达到全国GDP的10%左右。另外，内部交流不畅还会造成各种间接和连带损失，甚至还出现了地区歧视、排外等多年不见的不良风气。更糟糕的是，一些国家开始效仿中国的旅客隔离政策，一刀切地禁止中国客人到访，严重影响了中国的对外交流，使得中国面临和世界脱钩的重大风险。 综上所述，我们已经为各种无效的旅客隔离措施付出了太过高昂的代价。当然，各地政府为降低本地疫情风险而出台隔离政策的动机也并非不能理解。所以要破解这道难题，最终还是需要中央政府从整体利益出发，在科学计算和理性分析的基础上，禁止或者至少改善那种对于一般旅客的无效隔离措施。[详情]

　　原题：用统计学思维精准控制疫情 作者：梁建章 黄文政 当前，中国正在倾全国之力来控制疫情。可喜的是，很多地区的疫情开始趋于稳定。但与此同时，整个社会也在为此付出高昂的经济代价。如何在防治疫情和恢复之间找到平衡点，会成为目前乃至今后一段时间内的难题。至于解题的关键，就是需要来精准计算不同措施的综合成本和各种情况的概率。从根本上看，传染病其实是个随机事件，所以在防治疫情的过程中，我们需要运用更多统计学的概念，来帮助各方面理性对待各种随机现象，从而避免过度恐慌，做出正确的判断和决策。下面我们举两个例子： 有关潜伏期的担忧 比如，钟南山团队近日在网站上发布最新论文，披露了针对1099例新冠病毒感染者的回顾性研究成果。这篇论文对未来的疫情防治工作提供了重要的决策支持，但其中提到的潜伏期最长可达24天的结论，却引起不少人的恐慌——原来不是一直说潜伏期最长14天吗，现在怎么变成24天了？到底是前面的结论错了，还是病毒已经变异得更加可怕了？当前各地执行的14天隔离期是否需要延长到24天？ 其实大可不必如此恐慌，几乎所有涉及到群体生理乃至其他特征的结论，都具有一定程度的不确定性。要更好地理解这些结论的意义，需要对统计学知识有个基本的了解。在流行病学中，疾病的潜伏期通常可以用对数正态分布来近似，这种近似的合理性往往可在病原体繁殖动力学上得到一定解释。简单来说，这相当于假设 log（潜伏期） 服从正态分布。对数正态随机分布都存在一个长尾，尽管长尾部分的概率很小但不是零，如果样本量足够大，长尾部分的小概率事件还是有可能发生的。 钟南山团队在论文中提到潜伏期的中位数为3.0天，这意味着 log（潜伏期） 的均值为1.1。在均值已经确定的前提下，log（潜伏期）的标准差越大，潜伏期的尾部概率也越大。根据钟南山团队的论文，1099例中潜伏期最长为24天。我们使用蒙特卡洛模拟方法可以推算出，当 log（潜伏期） 的标准差为0.64，1099例中最长的潜伏期的中位数为24天。这个对数正态分布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患者的潜伏期在7天以内。（具体计算：（Log 7-log 3）/0.64= 1.32σ，可以查正态分布的计算表格，就可以得到超过1.32个方差以外的概率<10%） 我们还可以模拟出，任意一个病例的潜伏期超过14天的概率为0.838%，超过24天的概率为0.062%。显而易见的是，观察到的病例越少，这些病例中的最长潜伏期也越短。如果我们只观察83个病例，那么其中最长潜伏期的中位数就只有14天。如上所述，当观察病例达到1099时，最长潜伏期的中位数就会达到24天。 所以，不用质疑钟南山以前的结论，或者据此担心病毒发生了变化。其实还是同样的病毒，同样的潜伏期随机分布，只是在样本量增加之后，长尾的小概率事件就有可能发生。专家们当然还会据此进行更深入的研究，而普通人却不必为极小概率而过度恐慌。 做个简单的类比． 如果观察1000人，最高的身高可能是1.9米，如果观察10000个人，最高就可能超过2米，我们都知道，世界上存在着身高2.2米以上的人类，然而，在实践中的建筑标准只要房门高度达到2.0米就够了。同样的道理，不要因担心现有的检测和隔离制度会因为一两个极端病例而被彻底颠覆。 有关气溶胶的担忧 近期还有一个引发了不少恐慌情绪的关键词，叫做“气溶胶”。因为曾有人公开表示，目前确定的新冠肺炎传播途径，除了原先众所周知的直接传播和接触传播之外，还有气溶胶传播。一时间人们又变得紧张了起来，以为只要感染者曾经路过某个区域，然后由其呼吸所产生的“气溶胶”，就可能导致之后途经该区域的其他人感染病毒。 对于这种“气溶胶传播”的说法，之后又有其他权威专家表示，目前尚没有证据显示新型冠状病毒通过气溶胶传播。但即便在澄清之后，部分公众仍然对于这个概念心有余悸。其实在我们看来，这种情绪同样属于过度恐慌。至于消除恐慌的关键，依然是怀着科学精神，从统计学的角度来寻求答案。 病毒传播其实也是一个随机事件，不排除有极小概率以某种特殊方式进行传播，但关键是概率到底有多低？如果在现有已经确诊的几万个病例中，仅有几例是因为特殊方式被传染的，那么更精确的表述，应当是在四个九的可靠性下，病毒只是通过近距离途径传播。至于“气溶胶传播”，如果仅仅存在理论上的可能性，实践中却很难达到符合条件的场景，那么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仍然只是极小概率的威胁。 还有，我们在看待各类数据的过程中，还必须把各种测量误差考虑进去。在目前的检测中，必然存在一定数量的假阴性和假阳性的误差。假设，现有检测方式存在假阳误诊概率（即没有患病的情况下被错误诊断），人群中又有一定比例的人具有一般感冒的症状，当我们测试几十万到几百万的人群时，不免有相当数量的被确诊，但是实际真的只是普通流感患者。而且这些误诊的人完全没有到武汉或者紧密接触武汉的历史。如果硬是要把这些误诊的人寻找传染源的话，那就需要侦探小说的想象力，会夸大了这个病毒的真实传染性。又会引发新一轮的没有必要的恐慌。 结论 所以说，消除恐慌最有效的方式，就是学会从研究概率和统计学的角度来看待消息。公众千万别因为外界对于少数不幸事件的聚焦，就丧失从整体统计中获取信心的思考。更为重要的是，决策者也需要以冷静而客观的态度，来分析目前呈现出来的各项数据，据此在制定政策时实现平衡，避免在过度恐慌的背景下出现极端做法，为追求所谓的“零风险”，而彻底牺牲其它领域，导致整个社会为此付出过于高昂的成本。 正如我们之前文章中所分析的那样，如果经济遭受沉重打击，那么由此产生的副作用，最终也会导致人均寿命的下降，以另一种形式付出生命的代价。还有些情况下，过度恐慌所造成的极端决策，会直接导致其他各类风险的上升。比如曾有新闻报道提及，在湖北省黄冈市黄梅县，母亲要带着女儿接受白血病的二期治疗，却因为封路而无法前往武汉，险些造成悲剧。 我们在隔离方面也是要更加精准。目前对于很多返程人员，部分地区要求一律自行隔离14天。表面上看，这自然是为了将风险降到最低点。但实际上，返程人员到底来自疫情严重地区还是其他地区？返程之前在当地是否接受过隔离？这些变量会导致传染风险出现天差地别的变化，如今一刀切地全都要求隔离14天，显然并不是最科学的做法，同时也可能稀释基层日趋紧张的防治资源。 现在很多地方，交通设施和小区采取以户籍作为隔离依据的粗暴方式，使得很多人在各地被重复隔离甚至无家。更为理性而有效的做法，应当在国家出面，组织专家，出台评估风险的相关规则以及针对不同风险等级的不同措施，避免各地制定重复和过激的限行和隔离政策。政府还可以利用移动通信技术，根据个人在短期内的旅行轨迹，来估算相关人员的感染风险，进而作为各地采取限制措施的依据。如果国家的隔离和限行规则能够执行到位，确保现在进入低发地区的人都是低风险的，那么在这些地区也不需要大面积带口罩，这样口罩也就够用了。另外隔离时间也不应追求要做到零风险，对于无症状者甚至不需隔离14天，只要下降到和当地普通人群差不多就可以放行。按照我们本文简单模拟估算的数学模型，隔离7天就能成功排查出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感染者，也就是说把风险降低到了只有原来的百分之十。如果，对于很多人群可能隔离7天就够了，那么就会大幅降低经济和社会成本。（需要提醒读者的是，我们的模型只是基于钟南山的文章非常有限的几个数据，一线的专家应该可以给出更加精确的模型） 未来这段时间里，疫情防治即将进入最关键的攻坚战。值此时刻，对任何一种随机事件的描述，都应该从概率和统计的角度进行考虑，要理解随机事件不可能实现绝对的零风险，并且避免为不切实际的追求付出额外代价。相信所有人都希望，整个社会最终能用最小的代价，来获取最好的疫情防治效果。要想实现这个目标，就需要综合各类数据进行精准的统计和概率计算，帮助我们制定科学理性的控制疫情的政策。[详情]

　　我们需要一个抗疫App 作者：梁建章 携程集团联合创始人董事局主席、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 过去十多天，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成为全国的首要任务。这场发端于武汉，波及全国，蔓延到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疫情，随着武汉及湖北其它城市封城、全国各地春节假期延长，很多小区和交通设施、公共场所甚至禁止外地人进入。元宵节后，很多雇佣大量外地员工的企业还不知要采取何种隔离措施，才能让外地员工安全上班。目前，估计每天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千亿。如果这种状态再持续几个月，很多企业就会垮掉，失业人数急剧上升，经济会遭受严重打击。 但是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其实这次疫情的严重程度有很大的地域差异。我在以前的文章中《丛美国流感数据看新冠肺炎疫情》中分析过，虽然湖北和武汉的确诊人数和死亡率很高，而且湖北的疫情还将持续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但是湖北以外的死亡率却不到千分之二（与美国流感的死亡率相差不大），而且大部分是输入型。 可见，湖北以外的疫情可控，没有必要全国各地都与湖北一样采取封闭管理措施。我们应该分区域来实施不同的防疫措施，在湖北地区不能放松防疫措施的同时，要尽快使得湖北以外人员的出行正常化。 其实很多国家对这次疫情的防范措施就是分区域的，例如日本只是对过去14天内去过湖北的入境者进行隔离检疫。国内也有很多城市比较理性地采取只限制近期去过湖北的人的做法。但是究竟如何鉴别这些人有没有在近期去过湖北呢？现在日本这样的国家只能通过自通报的方式，有些地区就会担心有人瞒报。出于这个担心，很多地方索性把所有外地人都限制了。如果每个地方都采取这样的“严防死守”的做法，那整个经济就会处于半瘫痪的状态，这是不可持续的。所以能够准确鉴定某个人是否去过湖北变得很重要。那样最近没有去过湖北的人（包括户籍是湖北，但在外地打工的人）就可以先恢复工作和出行了。 那么如何鉴别一个人是否在14天内去过湖北呢？在现在的移动互联网时代，取得一段时间内去过湖北的人员名单并不困难，现在几大电信运营商就有这样的数据，可以由某个移动互联网公司配合几大运营商，来开发这样的App软件来确定需要限制出行人员的名单。当然，这些去过疫区的人员名单和其他用户隐私数据需要保密，只是用来生成电子通行证和防疫建议。 这个抗疫APP，可以通过电信公司实名认证手机，再比较去过疫区（湖北）的人员名单和患者密切接触的人员名单，生成出行的“通行证”。政府可以根据疫情的变化，灵活配置所谓的“疫情高发区域”，和通行（或隔离）甚至是否需要戴口罩的规则。目前的主要疫区是湖北，以后还可以根据具体情况再加上其他疫情严重的地区（可以城市为单位），并且可以实时更新，如果湖北省内某个城市的疫情大大缓解了，就可以把这个城市排除出疫区名单。 有了这个APP后，就可以让全国绝大多数的人，可以正常的上班出行。如果能够精准管理出行的人员，能够出行的人理论上都是没有传染性的，这样也就可以避免恐慌，甚至于不必戴口罩（这样口罩就不会短缺了）。最重要的是尽快恢复经济秩序和社会的正常运转。而且，有了这个APP认证后，居住在外地的湖北籍人也不会被限制出行。像日本这样的海外国家也能够更加有效地区分某个人是否在近期去过湖北。即使是居住在湖北的人，也可以通过在一些指定的隔离区，经过一段观察期后，由政府部门发放电子通行证。这个App不仅仅是个临时通行证，还可以用来发布官方的各种抗疫措施等等。具体实现来说，这个APP可以由专业的移动互联网公司如携程、腾讯牵头，联合电信运营公司共同开发。 综上所述，面对疫情，我们需要做好长期和病毒作战的准备，这就需要我们做好分区域精准的控制出行。目前湖北以外一些地方出台的限制出门、封路封村等手段太过粗糙，而且效率很低，对经济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如果能够通过高科技手段来区别控制不同人群的出行和旅行，就能避免不必要的限行和隔离，尽快恢复大部分地区的正常经济活动。我们需要利用现有的移动互联网技术和数据做一个抗疫App，来智能地管控和协调出行和抗疫工作。当然像是否去过湖北这样的隐私数据，除非像现在这样的非常时期，必须是严格禁止的。我们也希望这个抗疫APP能尽快完成历史使命。[详情]

　　分析比较美国流感与新冠肺炎的毒性 作者：梁建章 黄文政 2020年的春节，令人焦虑。随着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简称新冠肺炎）疫情扩散，武汉和湖北多个城市实行交通管制，全国共有30个省级行政区陆续启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出台疫情控制措施。但在确诊人数不断增加的情况下，这些强力措施并未彻底消减公众的恐慌心理。 根据初步的数据，这次新冠肺炎传播性比较强，但死亡率要低于SARS。很多感染者没有症状或仅有轻微症状，而危重病例和死亡病例大多数是老年人和有基础疾病的感染者。新冠肺炎的这些特征类似于流感，两者都属于呼吸道传染病，虽然临床表现有所不同。 鉴于新冠病毒肺炎和流感的相似性，我们可以对两者的流行病学数据做一个简单的对比。由于中国的流感统计标准不同而且数据不完整，我们使用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CDC）的数据来了解美国流感的状况。这些数据是基于专业的数据采样和模型得出，不同年份之间具有稳定性和可比性。 表1：美国2010-2011流感季至2018-2019流感季的估计流感负担 数据来源：美国疾病控制中心（CDC）   根据上述年平均数据可计算美国流感的几个比率： 患病率 =患病人数/美国总人口=28，646，765/320000000 =9% 患病死亡率 =死亡人数/患病人数 =37462/28，646，765= 0.13% 患病就诊率 =就诊人数/患病人数 =13，313，372/28，646，765=46% 患病住院率 =住院人数/患病人数 =446，729/28，646，765=1.6% 我们再来看最新的中国新冠肺炎的统计数字 表2 1/27及以前湖北省及湖北以外地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病例数据 注：数据来源：湖北省卫健委，国家卫健委和第三方资料 患病死亡率是反映疾病毒性的关键指标。 根据： 患病死亡率 = 死亡人数/患病人数 确诊人数 = 患病人数 *患病确诊率 我们可以得出： 患病死亡率 = 死亡人数/确诊人数 *患病确诊率 根据湖北以外的数据，我们可以得出： 湖北以外患病死亡率 = 6/1872*患病确诊率 = 0.32%*患病确诊率 假设在湖北以外，所有求诊的人，都能够百分之百地被准确诊断新冠肺炎，那么患病确诊率就是就诊率。按照美国流感46%的就诊率来估算，湖北以外的患病死亡率是=0.32%*46%=0.14%，这个死亡率只是略高于美国过去几年流感死亡率的0.13%。 但需要强调的是，上述计算只是基于目前已有的数据。由于新冠肺炎的症状会逐步加重，一般会在第二周达到高峰，而湖北以外的感染时间普遍晚于湖北省内，而且目前治愈率还非常低，暂时还不能排除未来死亡率会大幅上升的可能。 下面我们再来看湖北的状况： 湖北省内患病死亡率= 100/2714*患病确诊率 = 3.68%*患病确诊率 如果也按照46%的患病确诊率来估算，那么湖北死亡率就会高达1.69%，远高于湖北以外的死亡率。但同一种病毒的致死率，在人群基因相似的中国不同地域之间，不太可能存在巨大的差异。所以更大的可能是，湖北的确诊率远低于全国的确诊率，因为湖北目前缺乏足够的应诊和测试能力来确诊感染人群，而且很多症状轻微的感染者，可能听从建议在家自我隔离，因此尚未被列入统计数据。 也就是说，湖北的实际感染人数可能远高于现在的确诊人数。再考虑到死亡病例在死亡前多半会经历危重症状而得到就诊机会，我们可以合理推测，湖北最终的死亡人数不至于被低估。这样的话，湖北省内的实际感染死亡率可能要远低于以上估算的数字。 由于新冠肺炎在武汉地区已经流行了一两个月，而且最初一个月内未受到太多干预，所以可以将其传播程度与美国流感做一定对比。美国过去9年的流感的平均人口患病率是9%，如果1/3的流感集中在冬季爆发的话，那么会有3%的人口感染，按照基于0.1%到0.2%的死亡率，每年和武汉同样规模的美国城市的死亡人数可能达到300-600人，是现在武汉肺炎的累计死亡人数的好几倍。 由于治疗流感没有特效药，大多数流感患者除非出现严重症状，否则都会在家休息，而非住院治疗。根据表1的数据，美国2011-2019年流感感染人群的住院率是1.6%。如果所有出现流感症状的人都住院的话，住院需求会放大几十倍，在任何城市都会让医护人员不堪重负，甚至导致医疗系统的崩溃。好在中国政府正倾全国之力支援武汉，直接增强医疗供给，很大程度上降低了当地的恐慌情绪。 由于武汉乃至湖北的医院目前还无法接待众多的疑似患者，人们普遍担心很多感染者并未被统计，以至于实际感染人数有可能远高于公布的确诊人数，而美国流感的患病率似乎也支持这个猜测。 但如果未来湖北的新冠肺炎死亡人数没有大幅增长，即使湖北确诊人数大幅增长，那也只说明实际感染人数比预料的更多。而实际感染人数越多，说明湖北的实际感染死亡率比起根据湖北确诊人数推算的死亡率要更低。此外，即使湖北确诊人数没有大幅提升，也可能是因为很多无症状或症状轻微的感染者听从建议而留在家中隔离，并不意味着湖北以外的感染死亡率被低估。最关键的是，只要湖北以外的死亡率在未来没有大幅提升，那新冠病毒的致死率与美国流感死亡率相差就不会太大。 我们还可以把新冠肺炎与SARS的死亡率作一个比较：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截至2003年5月29日，全球SARS累计报告病例8295例，死亡病例750例，死亡率9.04%。可见，在新冠肺炎、SARS和流感这三种传染病中，新冠肺炎的死亡率更接近流感，而远低于SARS。 综上所述，只要死亡率不出现大的变化，哪怕确诊人数还会快速攀升，我们对疫情依然倾向于谨慎乐观。当然，这并非建议放松防疫的措施，只是希望理性分析有助于缓解不必要的恐慌情绪。上述分析，也支持目前政府对无症状或轻症状感染者在家中自我隔离的建议。任何国家或者城市都无法做到收治所有感冒症状的病人，恐慌性地求诊住院只会加重现在医疗体系的负担，而且可能增加自身感染病毒的风险。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的推论，根据美国的流感历史数据以及最新的本次疫情数据而作出，今后还必须密切观察全球疫情的数据，包括湖北以外和其他国家的数据。其中尤为关键的是死亡数据，如果湖北以外包括中国以外的死亡案例长期维持在很低水平，那么这篇文章相对谨慎乐观的推测，就可以帮助减缓普遍的恐慌情绪。我们也注意到，世界卫生组织在1月23日表示：目前该疫情尚未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不建议任何更为广泛的旅行和贸易限制。我们不清楚世界卫生组织的这个决定，与湖北以外的较低死亡率尤其是国外的零死亡率是否有关，但我们相信从本文视角提供的分析，有助于世界卫生组织以及其他国家的政府、企业更好地判断疫情，并且采取适当和理性的措施。[详情]

　　真正可怕的不是这种突如其来的危难，而是长时间持续的慢性痼疾。[详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