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新乔：中国经济学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上的贡献 原创：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 以下根据演讲者在“孙冶方经济科学奖第十八届颁奖典礼暨‘中国经济学发展70年’高层论坛”上的主旨发言整理而成，已经本人审阅。 这个论坛主题是要总结建国70年来中国经济学的发展。我主要讲的是中国学人过去70年里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上的贡献。我的题目非常大，因而这里只是做一点梳理，一定是挂一漏万的。 我要讲两个问题： 一、在20世纪，马克思主义者和西方经济学者的三个对话； 二、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发展历程和主要内容。 先讲第一个问题：20世纪，马克思主义者和西方经济学者在20世纪的三个对话。 西方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往往是不对话的，他做他们的，我们做我们的，两派说不到一起去。但是在20世纪，两派之间有三次是对话的，双方关注的是同一个问题，有交锋而且通过交锋思想是有提升的。 第一个是20世纪30-40年代关于计划与市场的讨论，哈耶克、米塞斯为一方，兰德等为另一方，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及关于社会主义是否可行有争议。否定方哈耶克认为，中央计划中心是不可能收集到全部信息的，信息也无法加总，故社会主义的计划是不可行的；同时公有制又否定市场，所以无论是计划还是市场，社会主义都是不可行的。而肯定方兰格认为社会主义可行，因为社会主义仍然有消费者偏好，有生产结构，需要配置，配置需要价格，价格则可以通过试错的办法来实行。 事实上，这是非常深刻的争议，这个争议产生了机制设计的经济理论，后来产生了阿罗、哈尔维茨的经济学成就。阿罗与哈尔维茨是兰格在美国芝加哥带出来的学生，分别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他俩终身都不否认社会主义的可行性。 第二场争议是在60年代至70年代初，由萨缪尔逊挑起的关于马克思生产价格转型的问题的争议，这个争议涉及到了剩余价值理论和劳动价值理论。萨缪尔逊认为，不需要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照样可以用数学算出剥削的存在。因为他很擅长数学，他在1967年发文章，公开向马克思主义者提出挑战。 其实，他列出数学式子一定是根据逻辑的，而逻辑的背后一定是有经济学理论的，怎么会存在没有以剥削理论为基础的剥削事实呢？但马克思主义者没有很好地回应，包括我们人民大学的一些老师，只是在80年代初简单地进行了否认。 而英国有一个学者叫斯拉法，写了《用商品生产商品》来回应，捍卫了劳动价值论。所以这场争议其实是一个发展马克思主义很好的机会（用现代经济学语言可以重演），但是我们错过了。西方一些马克思主义者，至今仍然在回答萨缪尔逊的挑战。 第三场西方学者和东方学者之间的对话就是关于市场转型的理论和对话。在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一是前苏联，东欧国家的结局，引入市场机制后导致社会主义解体，二是中国的改革结果，社会主义制度下引入了市场机制，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现在在西方经济学科体系里面已经形成了一个非常大的学科，有了非常多的研究。中国学者，尤其是在西方读博士的学者参与了这个学科建设。 前苏联和东欧国家在社会主义解体以后，经济发展状态远不如中国，而我们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高速增长了30多年，仍然坚持了社会主义，因此东西方学者都在研究这两种转型模式的差异。真正的中国东方的学者、 马克思主义学者跟西方学者直接对话，相互之间实际是有促进的。以上这三次西方学者和东方学者之间的争论是真正的争论，为我们理解中国经济学的创造和成长，提供了一个很国际化的很深远的学科背景。 这说明什么？第一，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内容，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体制的设计，仍然是当代经济学包括西方经济学的主要领域之一，所以我们中国人可以在这个领域里面做出自己的重大贡献。你有了贡献，就不分西方与东方了。第二，说明中国社会主义实践，中国的市场经济，中国的改革与发展，现在已经成为了当代经济学者的关注对象，成为了当代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所以，我们的中国经济学理论实际上在客观上已经汇入了当代世界经济学，这是我们的机会，对人类做出更大的贡献的机会。 下面我讲第二个问题：中国学者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上的探索历程和主要贡献。 我认为在20世纪，中国经济学者有四代：第一代，是孙冶方与孙冶方经济科学奖的设立者及其同代人，差不多是20世纪同龄人。这批学人在20世纪20-30年代就开始经济学探索。是新中国经济体制的设计参与人。第二代，20年代末至30年代出生的，是由刘国光、吴敬琏、厉以宁、桂世镛、张卓元等所代表的一代人， 中国人民大学的学人底子也是这一代人（比如政治经济学的卫兴华，吴树青、胡钧、何伟、徐禾、林森木等）。这是新中国70年里经济研究的中坚力量。 他们的主要贡献分两段：文革前10年，文革后20年。第三代，是40年代末、50年代出生的学人，主要是在20世纪80、90年代提出经济学见解的一代人，是改革开放时期的“中青年经济学者”。第四代，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出生的学人，其特色是留学背景，现在正是年富力强。 中国科学院（后来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及其后来由经济所衍生出来的诸多经济学科研究所，是中国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主要基地。《经济研究》是中国学人发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成果的主要平台。 陈云提出了双轨制，1956年提出在计划价格为主的前提下保留自由市场，并保留自主定价的商品经营。邓子恢是讲组织机构的，他主张合作社规模不能太大，他发现了农业合作社里存在道德风险，所以他主张合作社的规模应该适当。他比西方经济学界提出“团队经济学”早了20年。后来邓子恢又主张责任田，研究契约，这里的洞见与西方经济学家的“信息经济学”如出一辙。 中国科学院经济所在50年代到60年代组织了两次大的讨论。 第一次是关于商品经济、价格规律的大讨论，背景是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发表和苏联《政治经济学》第三版的出版。可是这里是有中国特定的背景的：即在三大改造以后，要不要保留市场体制？要不要保留市场机制？这是社会主义微观经济学，是对社会主义发展的生死攸关的问题。 这里面有两个经济学家，一个是孙冶方，一个是顾准。孙冶方在《经济研究》1956年第6期发表论文，题目就是《把计划和统计放在价值规律基础上》。他说，千规律，万规律，价值规律是第一条规律。顾准是在1957年第3期的《经济研究》发表题为《试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的论文，指出，价值规律制约着计划经济，因此，社会主义必须自觉地运用价值规律。一个讲基础，一个讲制约，这不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的最早版本吗？十八届三中全会、十九大都提出市场的决定性作用。 1959年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发起组织了全国经济学界关于商品经济、价值规律的讨论，汇聚论文100多篇，出版了100万字的巨型论文集。这里就有吴敬琏关于商品经济存在原因的论文。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所也组织发动的关于商品交换、价值规律价格的讨论会，发表了很多论文。这场大讨论发挥了正面影响，它的作用是促进决策层保留了市场的一些机制。 再就是关于社会再生产的经济学大讨论，时间是1961到1964年，也是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发起的。这个背景涉及到了宏观经济学，是对“大跃进”在宏观方面失控后果的一个理论反思。《经济研究》、《光明日报》发表了大量论文，董辅礽、薛暮桥等都发表了大量的文章。董辅礽1961年到1964年在《经济研究》连续发表6篇关于社会再生产的论文，后来1980年由三联出版社结集出版。这场关于社会再生产的大讨论，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宏观理论的初步建设成果。 因此，中国的经济学起步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实践，在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两个方面都有着坚实的基础。 80年代我们进行了改革开放。在80年代，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基本形成。这个时期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有五个方面的重大成果。 一是价格双轨制理论。1980年起，是薛暮桥在领导国务院价格研究中心，后来变成了国务院经济发展研究中心，中心就如何应对规模越来越大的按市场价格交换的原材料与产品与计划价格的矛盾展开了研究。 1984年第10期的《经济研究》发表的楼继伟、周小川的文章《我国价格改革方向及其有关的模型方法》，系统地论证了调放结合的价格改革思路。在这以前，1984年4月，张维迎在一个内部刊物里发表里关于价格双轨制的文章，主张价格要分次放开。如果内部报告也算文献的话，则价格双轨制的文献可以追溯到张闻天1962年7月的文章。张闻天在向毛泽东的报告当中，他讲的是市场，他主张不但是农产品，还有工业品、主要工业原材料，可以实行计划价格与市场自由价格的双轨制，而且提出了市场价格高于计划价格的高度，是取决于计划调控数量大和小，国家调控数量越多，市场供应越是紧张，这样市场价格就高于计划价格；国家调控的数量越少，市场供应越是多，这两个价格就越接近。这实际上给出了市场价格、计划价格双轨制趋同的一个条件：就是国家要调控的数量逐步减少。所以，张闻天实际上在理论上提出了价格双轨制的并轨机制。 张闻天不仅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个领导人，也是一个很了不起的经济学家。张闻天建国前就在东北提出五种经济成分并存是新中国经济体制，这与我们今天党的十九大四中全会决议里提出的两个“毫不动摇”是多么地相一致！当然，张维迎在1984年所讨论的价格逐步放开是一个更为广泛和深远的问题，是要如何从计划经济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1985年2月，《经济研究》第二期发表华生等5人的论文，正式论述价格双轨制的原因，说明计划价格还不能取消。所以，作者将论文标题定为《论具有中国特色的价格改革道路》。 第二个理论成果是，改革应该采取“存量不动、动增量”的方式，即“渐进式”的市场转型。 价格双轨制本身就是一个渐进改革的方式。其实，价格双轨制这个理论的核心是存量不动，动增量， 真正的技术是在这个定理。 1985年11期的《经济研究》发表了由王小强主笔的体制改革研究所的报告，题目为《改革：我们面临的挑战与选择——城市经济体制改革调查报告》，这主要是根据大型的问卷调查结果写出的，在论文里，作者正式指出：国有企业面对计划价格与市场价格，实质是按市场价格在边际上配置资源。 这实质就是边际调节的思想。而边际调节，恰恰是微观经济学关于价格在“最后一个单位”起作用的思想。即国有企业实际是把计划价格调节的那部分资源作为一个前提，而企业运行成功的关键是按市场价格来做大增量。 “存量不动，动增量”这个思想就这样成了我们怎么进行改革的重要思想，也成为了我们后来几十年经济改革的主要特色。这篇文章实际还解决了一个更为根本的问题：价格双轨制为什么会自动转变为单一市场价格？因为在实践中，企业、包含国有企业实际上是只把市场价格才当做真正的价格，而把计划价格只当做一种义务和责任或者优惠，所以如果政府放任不管，则市场价格一定会在流通里取代计划价格。 所以，1984-1985年是中国经济研究非常重要的一个时期，我们大量的成果是这两年发表的。 第三个理论主张是北京大学厉以宁先生的主张，他从1980年开始就主张国有企业要上市，即国有企业的产权也要进入市场交易，国有企业的产权也成了商品。厉以宁认为如果没有企业改革为基础，价格改革是不能成功的。而国有企业上市能够以市场力量来促使国有企业改善经营。 为了让国有企业的产权上市，具体设计了一个法人股和国有股。这个考虑主要是为了是保护公有制。为了让公有制上市，故把国有企业的国家的投资部分和企业的流利部分建立一个国有股和法人股。 第四个则是吴敬琏领导的研究小组，这个学派在1985和1986年做了系统的研究，他们主张市场经济不是一个个碎片，而是一个整体，主张价格放权，同时财政结束包干、实施统一的增值税，同时，企业要上市，要改善公司治理结构，实际上是一个价格、财政和公司三大改革合在一起的一个设计。但是这个设计一直到90年代中期才付诸实施，这是一个很大的成果。 还有一个就是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工业经济研究所提出的国有企业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利益主体的理论。蒋一苇等从70年代末起就分别用大量文章，论证企业本位，这实质是将国有企业的法人产权与其生产资料公有的最终产权适当分离，将国有企业的经营、管理权与法人产权再适当分离。 这实质上开启了市场经济的空间，论证国企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一类机构，国企不能离开市场，国企不能脱离市场经济的体系，而且国有企业是市场主力。 以上五项合起来，既有市场价格改革，又有企业改革，又有财政改革， 而且还有产权分层等等， 合在一起构成了一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理论超越了东欧曾经的改革理论，超越了兰格，超越了布鲁斯，也超越了锡克。兰格只是从消费者选择与生产结构配置的角度论证价格机制在社会主义经济的必要性，布鲁斯是从决策提高效率的角度提出社会主义引入市场的机制。锡克只是从一个独立利益体的角度论证社会主义的产品市场和要素市场的必要性。而我们的理论无论是在论证的深度上，还是在可操作的层次上，是系统、全面地提出了渐进改革的战略，所以我们的改革实际上是胜过苏联，胜过东欧的。 为什么这样说？因为，第一，我们的上述理论，无论是农村还是城市，公有制前提不变的情况下，我们将经营权和法人产权分离，这是东欧改革没有提出的。第二，启动双轨价格制度，在稳定计划价格所保护的体制内群体利益的前提下，发挥了市场价格的配置、调节作用。第三，我们设计了统一的税收改革，防止改革可能会引发的利益分离所引发的政府治理能力下降，国力下降的问题，从根本上保证我们的经济改革同时保持政治稳定。第四，我们的市场价格机制引出了大批民营企业的诞生与发展，改变原来国民经济主要是国有企业为主的格局。 这个格局到90年代的时候，还有三大进展： 一个是国有企业抓大放小和最优退出理论。第二个是金融领域和资本市场要解决“大、小非”问题，要让改革进入资本市场。还有一个则是国有企业要进行产业结构的调整，要反对垄断，引生了电信竞争理论。所以，90年代解决了什么？解决了市场经济的效率，大量地解决了市场经济的问题，还有市场经济保护竞争的问题。当然，这个市场产业组织改革和产业结构调整过程到现在还在继续。 总结一下， 80年代是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基础上引出市场经济全面发展，90年代则是做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高市场经济的竞争效率和配置效率。这样合起来我们形成一个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 为什么我们成功了？我觉得有五点是值得我们牢记的，第一个就是我们的成果都不是抄来的，尽管我们请了世行的经济学家，我们也请外国经济学家来开“巴山轮”会议，他们对我们确实是有启发的，但是我今天讲的这些东西是中国人自己想出来的，这是真真正正的中国人创造。 第二，这些作者写文章的时候，年龄都很小，就是30岁左右，这些成果在经济学刊物上发表的时候，作者年龄最多40岁。马克思最优秀的作品的不是《共产党宣言》，而是《1857-1958年经济学手稿》，那是马克思40岁时写的，是最成熟的东西。 第三，改革开放时期中国经济学理论创新的成果得到了党中央的重视，而且很多研究任务本来就是最高领导分派下来的，研究成果被写进党中央、国务院一个一个改革的文件，理论在实践得以检验和完善。这是一代最幸运的经济学者，真是生逢其时！这是历史给予这一代经济学人的机会，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并且出了成果，而且是一个非常好的成果，因为她促进了历史的进步。 第四，我们党有领导力，党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的最大保障。 第五，我们的双轨价格，动增量不动存量的改革，启动了原来的计划经济里面被压抑的民众的经济力量。经济下行的时候，我们要启动改革，改革里面隐藏着巨大的资源，这是正能量，在供给侧方面给了巨大的正能量。所以改革总是“正周期”的，经济改革只会“过热”，不会“过冷”。所以每一次改革启动，经济总是会过热，决策层在改革是要预防的主要是过热；要是你改革停止了，然后经济下行了。但是你启动了改革，释放原体制下的潜能，经济就会发展。过去的40年， 我们一直处于一个比较好的发展阶段，我们进行了改革，我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运行了。期待我们能够总结这些理论和经验，继续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上前进。 我要说的就是这么多，要说明的是，每一个理论贡献其实都是由很多人作出的。 这里只点了几位代表性的成果，是远远不够的。 整理、编辑：杨菲；核稿：平新乔 [详情]
新浪财经讯 孙冶方经济科学奖第十八届颁奖典礼暨“中国经济学发展七十年”高层论坛于2019年11月17日在中国人民大学举行。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党委书记兼院长刘守英出席并以“新中国70年土地制度变革与经济转型”为题发表演讲。 刘守英提出，土地制度成为了推动中国经济转型的最重要力量。 首先，中国的土地制度有自身的独特性。从权力结构看，第一，土地制度的形成不是靠演化而来，而是靠权力重新建构的。第二，中国将土地制度确立为国家的基础性制度。 从体制特征看，第一，土地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重要的制度。第二，土地所有制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最重要的所有制形式。第三，土地利益的归属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主要的实现形式。 从制度安排看，我国的土地制度安排是全世界最特殊的，直接影响了经济运行的过程。主要表现在第一点，实现了城市的土地国有制，农村的土地集体所有制。第二点，在三个方面，政府形成了对于整个土地制度运行的主导。一是在规划和用途管制上由政府主导，二是在土地市场上由政府独家垄断，三是在土增值收益上由政府管理。 这一套独特的制度安排形成了中国非常独特的以地谋发展模式。主要表现在两点，第一是权力机构和体制特征形成土地制度作为政府主导发展权的最重要的制度。第二是在中国的资本形成过程中，土地资本化成为基本形成中最主要的方式。 因此，在中国经济转型当中，出现了三个非常独特的现象。第一，从农业份额的下降来看，经济结构转变的过程，实际上实现了工业份额的上升和农业份额下降的一般性特征。但是我国的农业份额下降出现了三个反常规的事实。第一是农民离土的程度小于对农业经济依赖程度，也就是说农业GDP的份额和世界趋同，将近7%。但是农民依然没有离开土地，有将近三分之一的农民还是靠农业在就业。 第二个反常现象就是农民入城率小于农民在城市的经济活动率。常住人口的城市化率达到了将近60%，但是户籍人口的城市化率不到40%。 第三个更大的反常是在世界各国结构转变的过程中，农业份额的下降，实际上是因农业部门发生要素重组，农业回报提升的情况下发生的。但中国在结构剧烈变化中，农业回报是下降的，农业成本利润率是下降的。 第二是工业化过快。这一套独特的土地制度保证工业用地的价格扭曲，所以中国在快速工业化时期，综合地价水平、商业地价水平和居住地价水平分别提高了很多，所以，中国依靠两个低成本，一个是依靠劳动力的低成本，另外一个是依靠土地制度，避开了土地资源稀缺可能导致的形成土地对中国工业化的影响，所以，我国工业土地的价格低是制度因素造成的，助推了中国工业化的高速发展。 第三个是快速的城市化，中国在快速城市化的过程中，巨额的资本来源主要是靠土地制度改革，就是将原有的土地以无偿和有偿的商业性用地进行招拍挂，比如2008年以后土地的金融化，这样就形成了中国城市化的快速发展。 在谈及“土地制度变革和经济转型进程的关系”时，刘守英表示，中国经济结构转型的难点不是简单工业化和城市化，而是如何从高度依赖于土地的乡土社会中拔出来。 刘守英认为，我国在结构转型的过程中，体制的探索和结构的变化之间的互动是不匹配的。“主要表现是体制的探索趋于成熟，但是结构变革一以贯之地求快，事实上大家还是希望继续通过快速的结构变革，来获得高增长”。 第二，土地制度推动了经济转型，现在面临的困境是以地谋发展的模式已经衰竭了。第一个表现是继续供应土地已经拉不开增长了。第二个是以地招商引资的效力在减退。第三个是土地供应的结构发生严重扭曲，当工业用地份额下降以后，房地产用地占比并没有提高，但是整个用地都配置在基础设施的应用上，所以土地供应结构的扭曲。第四个更严重的问题是土地出让成本上升，净收益下降。最后是土地的偿债能力可能被高估。 “我们一定要认识到中国现代化的两个长期性，第一个长期性大家有充分的认识，就是体制上初级阶段的长期性。但是，我们在结构上，城乡中国的长期性是认识不足的，我们应该是从乡土中国到城乡中国，城乡中国是跟初级阶段对应的非常长的结构现代化的过程，最后的观念就是我们在权利开放秩序与国家治理体系，一定要实现现代化，中国一定要遵守前40多年改革开放的基本逻辑，就是通过权利的不断地开放，增大主体，参与经济活动，第二个就是防止出现经济的衰退，最后是实现政治和经济的良性互动”，刘守英说。[详情]
新浪财经讯 孙冶方经济科学奖第十八届颁奖典礼暨“中国经济学发展七十年”高层论坛于2019年11月17日在中国人民大学举行。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江小涓出席并演讲。 一 部分观点将新中国成立初期的30年贴上了“闭关锁国”的标签，江小涓对此表示反对。她介绍称，我国的工业化是在大规模“引进来”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50年代的156项工程，五大类工业行业，3400多项新的重要产品当中，85%以上是引进技术，6个重要行业全部是引进建成的。后来到了60年代末，中苏关系出问题以后，我们还是尽量地引进，那时候引进不了太多的大型设备，就引来了很多中小型的设备。70年代，中国恢复了联合国的席位，中美关系一改善，立刻就制定了43亿美金的计划，非常迫切地希望从国外引进先进技术”，江小涓表示。 “到目前为止，仍然在开放问题上讲前十年闭关锁国，我觉得这不符合当时的事实”，她强调。 江小涓称，自己的体会就是一定要从一手材料出发，“如果你要做真正的研究的话，就要从一手材料出发。你把一五二五三五四五五，把数字看一遍，就不会走入企图，所以不要预设前提，不要想当然”。 二 90年代中期，我国处于资金过剩状态，为什么还要引进外资呢？ 江小涓回忆称，1997年前后，很多国内企业受到外资冲击，经营非常困难，各方面的呼声很高，“报纸上还说引进一个项目，倒下一个行业”。 她称，1997年调研后发现，当时需要理论的阐释，也需要对实际进行分析。“我们讲国际比较优势，不是说我们没有才引进，当你有的时候，你的要素能力不行的时候，你仍然可以引进，其实资金也是一个要素”，“我们要的并不是资金，而是搭在资金上的这么一套东西。作为集合多种生产要素的载体，两者是不相同的。然后还有强化竞争才能推动国有企业的改革，在那个时候，一定程度上扭转了学术的主流观点，然后再进一步地影响了决策与舆情”。 江小涓总结称，理论背景很重要，全球化不仅是为了互通有无，当时有了资金，有了产品，有了生产能力，能力已经过剩，为什么还要引进，不是为了互通有无，而是为了在大范围内的优化配置资源。 三 企业参与全球分工体系的收益应该如何计算？江小涓表示，2000年前后这一方面的质疑特别多，“中国制造一部车，才能拿到利润总额的五分之一，出口一部手机，才能拿到利润总额的十分之一，制造业只能拿到50元加工费，国际市场上卖100元美元”，有些领导觉得这个时候对外开放是没有收益的。 “这时候我们怎么研究这个问题？其实你还需要一些经济理论的研究和修养”，她指出，生产过程是多国共同完成的，中国最后加工装配的环节，你是做了最后的加工装配，但是所有产业链上相当部分的环节不是你做的，你那个环节占全球价值链的五分之一，那么这个环节的利润就应该是总利润的五分之一，不能拿出口总额和利润来比，出口总额当中还有多国共同的价值产业链，你最后做的部分在总产业链中是多少，你拿那个利润来比较才是合适的。 “我们做了七个行业的比较之后，觉得我们在整个产品的利润当中，切掉的部分是不吃亏的，这也是一个很有说服力的案例”。 江小涓称，上述例子表明，理论学得扎实很重要，“那么多的经济学家要拿产品的价格和自己的增值得到的利润去比较，分子分母的关系是错的。另外是要懂产值核算，还有就是分工理论，全球分工，全球利益共享”。 四 外资企业与内资企业的竞争中，市场机制能不能有效发挥作用？2000年后，外资急速地进入中国，部分预测称，中国企业将全军覆没，相关部委也出了政策，排头兵前几名是不能合并的。 “我们做了很多行业的调研，90年代中期，全球洗涤用品跨国巨头大规模进入我国，宝洁、联合利华、双高和花王，什么规模？宝洁一家的产值是我们排头15家的总和的四倍，那还能生存吗？这么大的企业。但是我们还是觉得市场有分割，我们企业有优势”，江小涓调研后称，1995年我国洗涤行业的排头兵企业，上海制造厂、上海合成洗涤厂、上海日化全部被上税四家外资公司合资。合资以后，品牌被搁置，用高价做外资自有品牌，价格高出中国品牌40、60%。 “但这个行业有它的特点，洗衣粉就是配方技术，没有秘密，消费者能不能够承担起更高的价格而已。外国公司一下子把品牌拉到新的天花板上，给我们的新生企业带来了巨大的机会。五年时间，我们的洗涤品牌全新崛起，除了第二位的汉高，第八位的宝洁之外，剩下全部都是我们自己的新品牌”。 江小涓称，上述例子说明，一定要对产业发展的一般模式有很深的理解，能够理解问题可能的演进趋势。“第一是引用高价，引用高价就拉开了市场空间，这个产品不复杂，相互竞争是必然的，而且是低门槛，此前我做过家电行业，我看着我们的企业怎么把家电行业一个一个把外国品牌打掉，所以我非常有信心，90年代初期我们还没有看到2000年的结果，但是我们相信外国品牌不会在中国一统天下，我们中国企业的竞争力是有合理预期的，一定要下去调研，看清各个方面，持续有耐心，最后我们的品牌上去以后，效果也不错，他又开始降价，2000年的时候，原来的品牌有了15%的上升”。 因此，“第一是研究真问题，第二是真的研究问题。一定要坚持科学精神，有社会责任感，这是一个基础。所以一定要实事求是，刻苦钻研，认真学习基本理论，一定要选择好的课程和老师。要不怕吃苦查数据文献，前30年我查的文献不知道有多少，几乎在当时能查到的我都查了。因为你要反驳一个主流的观点，就特别地要站得住，要调查研究，要为老师做助手，要感悟学术之道。我建议大家长期在几个领域浸泡，这都是老生常谈的问题，各位同学不是你们做不到，而是看你们愿意不愿意”，江小涓表示。[详情]
新浪财经讯 孙冶方经济科学奖第十八届颁奖典礼暨“中国经济学发展七十年”高层论坛于2019年11月17日在中国人民大学举行。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孙冶方经济科学基金会荣誉理事长张卓元出席并以“新中国70年经济学发展的若干特点”为题发表演讲。 张卓元总结称，第一个特点是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理论研究、道路选择和重大决策，必须建立在正确掌握基本国情的基础上。 在其看来，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要靠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国情相结合才能够顺利前进。中国70年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证明，对中国基本国情的准确掌握至关重要。经过近30年艰辛探索找到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唯一正确的选择。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跟是根据中国处于而且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最基本的国情所确定的。 他特别提及，1997年，党的十五大进一步确立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肯定了过去私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截至2018年，我国私营企业已经达到了3143万家，个体工商户7千多万家，民营经济贡献了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GDP和固定资产投资，70%以上的技术创新成果，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90%以上的企业数量。 “所以，2018年当有人提出所谓‘民营经济离场论’，新的公私合营论的时候，中央领导同志及时进行批评，明确指出，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中，我国的民营经济只能壮大，不能弱化。不仅不能离场，而且要走向更加广阔的舞台”，他说。 第二个特点是研究和确立中期发展目标，必须切合阶段性的特征。社会主义建设需要几代人甚至十几代人的努力。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大国，研究和确立总体方法目标，首先要从社会主义处于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出发，同时还要切合阶段性的特征。 第三个特点是改革发展任务，带动学科建设和发展。新中国经济学的大繁荣，是由社会与建设，特别是改革开放发展的伟大人物带出来的。社会主义建设需要问题导向，经济学的发展则是任务导向，为解决时代提出的任务而进行探索，寻找客观内在的规律性。 第四个特点是与时俱进，不断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新中国经济学的精髓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这一理论是以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和发展的实践不断丰富和发展的。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不断推进，研究经济发展问题的论著越来越多，占比越来越高。 第五个特点是适时提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任务。中国改革开放已经超过40年，改革开放不仅使中国社会经济面貌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而且积累了极其丰富的经验，从各方面突破了传统的观念和理论。 “需要指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一个很大的工程，但是随着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不断推进，特别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不断提升，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不走资本主义的道路，在短时间内跨越到发达的现代化强国的客观规律，将更加清晰地涌现出来。经济学家的任务就是深刻研究伟大的经济建设实践，对丰富的实践经验做出理论概括，用经济学的范畴概念，组合成逻辑的体系，这是经济学家的光荣使命，也是经济学家研究的广阔舞台”，张卓元表示。[详情]
新浪财经讯 孙冶方经济科学奖第十八届颁奖典礼暨“中国经济学发展七十年”高层论坛于2019年11月17日在中国人民大学举行。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乔洪武以《西方经济伦理思想研究》获孙冶方经济科学奖第十八届（2018年度）著作奖。 乔洪武称，此次获奖是对自己的莫大鼓励，也反映出我国经济学界对于将经济学原理的技术分析和哲学分析有机结合的研究范式的充分肯定。 在其看来，经济学原理和政治学原理结合起来就可以探索科学世界的理性，这个理性中就包括经济伦理的思想。经济学和哲学伦理学这两大学科本是同源的，只是边际革命之后，西方经济学的主流开始了去伦理化的模式，特别是福利经济学的领域当中。 乔洪武表示，在西方经济学中，挖掘整理和归纳评价经济思想是一项非常困难的任务。关于这个问题的研究大致分成两类，一类是从经济研究的范式出发，一类是从伦理研究的角度出发，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就需要研究者具有经济学和哲学伦理学的双重的素质，才能够发掘整理西方经济学，特别是经济学大师的思想当中蕴含的伦理思想，才能够归纳总结出来他们的思想精华。 “西方经济学的睿智的哲学伦理学思想，对于新时代的中国改革开放仍具有启示意义，凯恩斯在通论的最后说，事实上统治世界者并不是政客，而是经济学家及政治经济学家的思想，其力量之大，往往出乎人们所料”，乔洪武称。[详情]
新浪财经讯 孙冶方经济科学奖第十八届颁奖典礼暨“中国经济学发展七十年”高层论坛于2019年11月17日在中国人民大学举行。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高培勇出席并演讲。 高培勇介绍称，孙冶方经济科学奖设置的目的就是为了关注中国经济社会的演进，推动经济理论的创新，繁荣经济学科的发展。“从1985年设立至今，共颁发了18届，据统计，共计有56部著作、178篇论文获奖，这些成果代表了不同时代背景下，我国经济科学发展前沿的最新成果，也代表了不同视角下，我国经济研究各领域的最高水平”。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中国经济在70年里所取得的快速发展成就举世瞩目。当我们试图从经济学研究或者经济科学的视角来对此探究时，可以发现，支撑中国经济70年蓬勃发展的主要理论来源，既不是简单照搬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论述，也不是复制西方现有主流经济学的理论。而是根植于中国特殊国情的经济实践，当我们看历届孙冶方的获奖者也不难发现，这些成果便是围绕当时中国经济发展实践所做出的学术化抽象、理论化表达和科学化的解答”，他说。 环顾当下，高培勇指出，我国的经济研究已建立自己的理论体系。“这些年来我国经济学的创新发展，围绕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建立、发展和完善，以及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实践这两大主题，初步形成了较为完整的学科体系”。 展望未来，高培勇提出，应特别关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研究。“刚刚闭幕的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决定系统描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图谱，凝练、概括了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13个方面的显著优势，提出进一步发展和完善的方向和要求”。 “其中，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是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包含了极其丰富的内容，如何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如何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体系更加成熟、更加定型，如何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是经济研究的重要任务，也是带有根本性、全局性、战略性的重大问题”，高培勇称，“当前和未来一段时机，围绕两个百年目标下的经济发展的规律，经济运行方式、经济调控手段，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体系，还有很多问题需要我们大家一起研究”。[详情]
新浪财经讯 孙冶方经济科学奖第十八届颁奖典礼暨“中国经济学发展七十年”高层论坛于2019年11月17日在中国人民大学举行。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刘伟出席并演讲。 刘伟表示，今年恰逢新中国成立70周年，70年来，尤其是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的发展模式、发展道路越来越引起世界的关注，如何从理论上更加系统地总结中国之路的发展经验，更加深刻地解释中国之志的现实原因，既是时代的呼声，更是哲学社会科学理论界的使命。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时代更加需要中国经济学特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创新。 他指出，十九届四中全会以公报的形式首次系统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13大显著优势，明确了13个坚持和完善的具体任务。其中，一大亮点就是在公有制作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作为基本经济制度的基础上，把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上升为基本经济制度。 “这一新变化拓展了基本经济制度的内涵，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又与中国发展实际的具体结合，是一次重大的理论创新”，刘伟称，这一创新需要经济学界继续深化、细化，从而更好地为我们的事业服务。[详情]
新浪财经讯 孙冶方经济科学奖第十八届颁奖典礼暨“中国经济学发展七十年”高层论坛于2019年11月17日在中国人民大学举行。孙冶方经济科学基金会理事长李剑阁出席并致辞。 李剑阁表示，因为主张经济工作“千规律、万规律、价值规律第一条”，孙冶方在1964年就遭到迫害。薛暮桥也由于在1980年，代表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提出我国现阶段的社会主义经济是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商品经济，并主张进行市场取向的改革而受到批评和责难。“但是他们不计个人得失，不怕政治风险，老一辈经济学家为推动改革开放和社会进步献计献策的学者风范和家国情怀，永远值得我们后辈学习”。 本次颁奖典礼之所以在中国人民大学举办，李剑阁称，孙冶方和薛暮桥，以及孙冶方基金会的全体同仁与中国人民大学有着深厚的渊源。70年前，中央决定成立中国人民大学，1949年9月，也就是建国前夕，薛暮桥参与了由谢觉哉、吴玉章等10人组成的中国人民大学筹备委员会。在陕北公学、华北联合大学和华北大学的基础上开始筹建了中国人民大学。 1958年，中国人民大学为了提高教学和科研工作的水平，加强理论联系实际，邀请孙冶方和薛暮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给老师和学生们授课，受邀的还有宋平、于光远、杨波等著名经济学家，其中有很多人就是孙冶方基金会的发起人。 1962年孙冶方同松涛共同商定以关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若干理论问题的演讲，共赢得了10个奖的教学计划，孙冶方参加了中国人民大学的教学工作，薛暮桥也多次到中国人民大学讲课。 1959年，即“大跃进”的第二年，在中国人民大学做的关于统计理论中的几个重要问题和报告，薛暮桥指出，统计必须真实地反映社会实际情况，强调统计必须准确反映客观的经济形势和社会发展规律，必须建立科学的统计体系和科学的调查统计方法，他还对中国人民大学统计学科的建设作过重要的指导。 “中国人民大学作为我国社会科学，特别是经济学教育和科研的重镇，建校以来，培养了大批的国家栋梁，也获得了广泛的社会影响和工作的学术成果。据不完全统计，从孙冶方经济科学奖设立以来，中国人民大学一共有82人次和一个科研获奖，这包括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的和曾经在人民大学任职任教的经济学家，第一届到第十八届，获奖总数是379人和10个课题组，中国人民大学获奖人次占21%，这是一个值得中国人民大学自豪，也值得经济学界仰慕的亮丽记录”，李剑阁表示。 李剑阁还介绍称，从第十四届颁奖以来，孙冶方基金会突破了在国内权威出版刊物上遴选作品的惯例，开始关注在国际权威出版物上的以中国经济为论述对象的优秀著作和论文，包括外文和外籍人士。 “这大大扩展了遴选的范围，扩大了基金会的国际影响。这样做有利于提倡和鼓励年轻学者更加注重遵守国际学术规范，积极参与国际学术讨论，有利于在国际学术界发出中国的声音。也有利于中国经济学走向世界，从整体上提升中国经济学界的学术水平”。 李剑阁表示，事实证明，这项突破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现在孙冶方基金会传承到了我们这一代人手中，我们希望有更多的有识之士也能像孙冶方、薛暮桥等老一辈经济学家一样，与我们一起共向大业，为高质量做好评奖工作，为繁荣中国经济科学而共同努力”，李剑阁表示。[详情]
孙冶方经济科学奖第十八届颁奖典礼暨“中国经济学发展七十年”高层论坛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 【时间】2019年11月17 日 9：00-12：10 【地点】中国人民大学逸夫报告厅第二会议室 一、孙冶方经济科学奖第十八届颁奖典礼 8：30—9：00 签到9：00—10：10 颁奖典礼 主持人：孙冶方经济科学基金会秘书长 薛小和 9：00—9：20 领导致辞 孙冶方经济科学基金会理事长李剑阁致辞 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刘伟致辞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高培勇致辞 9：20—9：30 孙冶方经济科学奖评奖委员会秘书长郑红亮介绍评奖过程 【评奖过程】 9：30—9：35 孙冶方经济科学奖评奖委员会主任张卓元宣布获奖名单 9：35—10：00 孙冶方经济科学基金会理事长李剑阁、孙冶方经济科学奖评奖委员会主任张卓元、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刘伟、新一届孙冶方经济科学奖评奖委员会主任江小涓宣读颁奖词并向获奖者颁奖。 10：00—10：10 获奖者发表获奖感言（《西方经济伦理思想研究》作者乔洪武） 10：10—10：40 全体合影 茶歇 二、“中国经济学发展七十年”高层论坛 10：40—12：10 高层论坛 主持人：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刘元春 演讲嘉宾：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孙冶方经济科学基金会荣誉理事长张卓元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江小涓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平新乔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党委书记兼院长刘守英 孙冶方经济科学基金会简介 孙冶方经济科学基金会（简称孙冶方基金会，英文名称：SUN YEFANG FOUNDATION），是为了纪念我国卓越的经济学家孙冶方对社会主义经济科学的重大贡献，鼓励和推出新人，繁荣我国经济科学事业，由姚依林、宋平、薄一波、谷牧、张劲夫、荣毅仁、刘瑞龙、汪道涵、陈翰笙、薛暮桥、马洪、于光远、许涤新等55人发起，于1983年6月成立的。原名孙冶方经济科学奖励基金委员会，1995 年经中国人民银行及民政部批准注册登记改称孙冶方经济科学基金会。由孙冶方经济科学基金会主办的“孙冶方经济科学奖”是我国经济学界公认的最高荣誉，是经济学界最具权威地位、也是最受关注的经济学奖项。评奖活动从1984年首次评奖起，每两年举办一届，以奖励对经济科学做出杰出理论贡献的经济学家。迄今为止，孙冶方经济科学基金会已在北京、深圳、无锡、杭州和上海等地举办了17届颁奖大会， 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和深远的影响。 孙冶方经济科学基金会的历任评奖委员均为我国资深经济学家。30多年来，孙冶方经济科学基金会本着孙冶方同志生前追求真理、严谨治学的精神，公平、公正地评选，推出了一批又一批经济学界新人，为繁荣我国经济科学事业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其中，多位获奖的中青年经济学家目前已在中央和国家重要领导岗位工作。18届评奖累计共评出获奖著作56部，获奖论文178篇，颁发奖金300余万元。 孙冶方基金会是独立的社会团体法人，其任务是对国内外捐赠资金进行管理；奖励对我国经济科学做出贡献的集体和个人；组织和奖励对重大现实经济问题的研究和咨询；组织和开展国内外学术交流与合作。 孙冶方基金会是非营利的社会公益组织，机构活动的组织管理中有很多志愿者的参与，他们用无私的奉献精神推动着基金会的发展。孙冶方基金会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主管，受民政部社团登记管理机关的业务指导和监督管理。 孙冶方基金会发起人 孙冶方简介 孙冶方（1908—1983），原名薛萼果，江苏省无锡人。中国共产党的模范党员，卓越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国家统计局副局长、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顾问、全国政协委员、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孙冶方1923年初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年底经中共上海区委批准正式转为中共党员。不久，无锡地下党组织成立，被选举为第一任中共无锡党支部书记，同年加入国民党。1925年11月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30年9月回国后，在上海从事党的地下工作。1933 年底，孙冶方与陈翰笙、薛暮桥、钱俊瑞等发起成立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编辑《中国农村》月刊，深入实际调查，以大量的第一手材料，论证中国社会的半封建半殖民地性质。1941年6月，孙冶方到苏北根据地，在华中局党校任教育科科长。1949年5月上海解放，孙冶方先后任上海军管会重工业处处长、华东军政委员会工业部副部长兼上海财经学院院长、国家统计局副局长等职。在工作中他接触了大量的实际经济问题，深感我国经济管理体制和一些经济政策存在严重弊病。 1956 年11月，他写了著名的论文《把计划和统计放在价值规律的基础上》，批评斯大林把价值规律和国民经济计划管理对立起来的观点。同期，他还写了《从总产值谈起》，批判总产值指标妨碍对企业进行科学管理，指出利润指标是考核企业经营管理好坏的综合指标。1957 年底，孙冶方任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他首先大力疏通经济理论研究和实际工作结合的渠道，同时，引导研究人员把实践中存在的问题提高到理论水平加以研究。他身体力行，多次深入农村、工厂，写了大量的研究报告和文章，探讨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并逐步形成了以自然经济论为批判对象，以价值规律内因论和商品生产外因论为基础的理论体系。1959年7月，他写了《论价值》一文， 系统陈述了自己的理论思想和改革主张。1964年8月，孙冶方被戴上了“中国经济学界最大的修正主义者”的帽子，受到批判。1968年4月被捕入狱，直到1975年4月出狱，囹圄七年。在狱中，他用默忆的方法，把《社会主义经济论》在脑海中过了85遍。1975年4月出狱的那天， 对来接他的人的第一句话就是：我是一不改志、二不改行、 三不改变自己的观点！回家后即着手《社会主义经济论》的写作。1979年8月，在得知身患肝癌已到晚期时，他在经济研究所的大力帮助下，完成了《社会主义经济论》大纲二十余章。从这以后的三年时间里，他先后写出 22 篇论文，对经济建设和改革中的紧迫问题，系统发表了自己的观点。1982年11月19日 ，《人民日报》发表了孙冶方在病床上写的最后一篇文章《二十年翻两番不仅有政治保证而且有技术保证，兼论“基数大、速度低”不是规律》，对制定国民经济发展战略起了重要作用。1983 年2月22日，这位拼搏了一生的老共产党员，带着铮铮铁骨，离开了人世，时年75岁。 领导人题词 1991 年 6 月，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宋平发来的贺信 2012 年，国务院原副总理李岚清为孙冶方经济科学基金会篆刻印章，并题写边款 1996 年 3 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前国家主席杨尚昆题词 1998 年 4 月，时任国务委员张劲夫题词 1998 年 5 月，时任海峡两岸关系协会会长汪道涵题词 陈翰笙（1897-2004）江苏省无锡人。著名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历史学家和社会活动家。1926年秘密加入共产国际，1935年转入中国共产党。1950年回国后历任外交部顾问、外交学会副会长、国际问题研究所副所长、世界历史研究所名誉所长和中国科学院原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他还是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 薛暮桥（1904-2005）江苏省无锡人。著名经济学家。1927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9年后历任中央财经委员会秘书长、国家计委副主任、国家统计局局长、国家经委副主任、全国物价委员会主任、国务院体制改革办公室顾问、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总干事和中国科学院原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等职。他还是中共第八、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 于光远（1915-2013），上海人，著名经济学家。1937年初加入中国共产党。1949年后历任中央宣传部科学处和理论宣传处处长、国家科学委员会副主任、国家计划委员会经济研究所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所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顾问、中国科学院原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等职。他还是第十二届、第十三届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1986 年，评奖委员会主任委员薛暮桥（前排中）、基金会理事徐雪寒（前排右二）与参加第二届评奖工作的同志合影 第六届孙治方经济科学奖颁奖大会 评奖委员们在认真审核孙冶方经济科学奖候选作品[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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