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周天勇
笔者为研究中国二元体制经济，写了一篇感言。记述了自己从事此项研究的起因、过程和结果。拟在公众号中连载，今天发出之六。请朋友们批评指正。
经济学方面改革带来高增长的逻辑证明难题
前回之五中讲到，从定性的逻辑看，1978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长的奇迹来自于改革开放。经济领域的学者和政策研究者，大都认同这一判定。然而，也许有读者会提出，你说改革促进了经济增长，那你能不能从逻辑上证明给我看看。
这确实是一个难题。一是算法供给缺乏，这个问题笔者已经初步解决了，只是可个人和小团队研究力量有限，无法深入展开。二是各方面历史数据收集、整理、分析和使用差值进行内生的计算，特别是各领域中差值的寻找和确定，需要大量的工作。这需要一个专门的博士研究生，或者博士后，静下心来，用两到三年的时间，做一篇博士论文来完成。而且还需要数据团队和强有力算法的配合。
今天这回短文，先比较一下改革开放前后的重要数据，方法上先是估计固定广义技术进步全要素生产率值，其次将1978年以来改革对增长额外的余值性贡献，一是归为城镇住宅资产化零到市场价的财富溢值，这可以进行计算；其余的应该归到体制改革使劳动和资本生产效率的提高。而土地出让从零到市场价的溢值，由于数额较大，并实际已经计入了国民经济增加值的核算。但是，没有出让土地的资产化改革，不会形成这部分经济产出。因此，这部分也应当归于土地资产化改革新增的产出。
如果前20年高效率发展中国早就进入了发达国家行列
1957—1977年间，固定资产投资每年平均增长45%，资本平均增长7.75%，就业劳动力增长平均2.62%，资本和劳动的产出贡献比大约是70%和30%。荷兰罗格宁根大学的计算，这一时期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年平均增长为-1.21%。劳动贡献的经济平均增长速度为0.786%，而资本贡献的经济平均增长速度为5.425%。
这一时期，如果广义技术进步全要素生产率平均增长不是-1.21%，而是如改革开放后的年平均0.7%，如果那么高幅度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长形成的资本年平均增长为12%，如果劳动积极性再提高50%，1957—1977年的经济平均增长速度就会为9.21%，那么当时的人均GDP就不是344元，而是657元。在这个基础上从1978年到2021年再平均增长9.24%，2021年中国人均GDP就不会是80976元，而是154647元；国际比较，人均GDP折合当年汇率就不会是12551美元，而是23971美元。今天的中国，就会早已跨过中等收入阶段，而是一个初步进入经济发达行列的国家。
1978年以来的经济奇迹及其分解
投入大幅度降低情况下，产出却大幅度增长。1978—2021年间，固定资产投资年平均为14%，就业劳动力年平均增长1.4%，平均增长幅度分别只是1957—1977年的31.11%和53.44%，但是，资本增长率年平均为8.93%，高出1957—1977年1.18个百分点。资本和劳动的增长贡献比分别为0.6和0.4，分别形成的经济增长率为5.36%和0.56%。东北财经大学国民经济工程实验室计算的总全要素生产率年平均增长率为3.32%，其中广义技术进步全要素生产率转1957—1977年的负为正，年平均增长为0.7%。GDP年平均增长9.24%，比1957—1977年的平均增长速度高出4.24个百分点。因为前述差值计算的费时费力，也没有足够的经费支撑较为复杂的研究，我们只好用较为简单快速和省钱的办法进行了改革开放高经济增长来源的解析。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广义技术进步TFP增长是一平均增长0.8%左右的常量。我们先是按照琼斯研发人员投入增加并不促使TFP增长曲线向上向右变化，菲斯佩奇TFP增长长期看是一平缓变动曲线，以及1971年以来各主要创新国家TFP增长平缓并略微下行的趋势数据，特别是罗格宁根大学计算中国1978年以来TFP平均增长0.7%为据，并提高0.1个百分点至0.8%。
1978年以来2.52%的TFP增长，实际是计划经济向市场体制改革开放带来的。前面已述，东北财经大学国民经济实验室计算的1978—2021年的TFP平均增长3.32%，亚洲生产力组织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总TFP增长的计算也大体如此。中国进入21世纪后，教育恢复普及、知识进展、人力资本积累、技术引进、新技术发明、新技术应用、技术产品化和产业化等进展很快。虽然中国是首位国家，但位于创新型国家第三方阵之前。因此，这44年要素投入额外的增长，除了广义技术进步之外，大部分来自于体制改革。
用一个简单办法分解改革TFP的构成，其年均1.0增速来自于城镇住宅资产化改革的溢值，1.51%则来自于产品市场化和要素市场化配置对生产率的提高。笔者认为，一是城镇房屋从无价格的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将其资产化，实际发生价值零到市场价格的溢值。这里只是将原有的零价格的房屋，某一时刻在市场上交易，发生的支出和收入溢值，伴随着货币化、金融化和财富化，算做额外的财富。居民已经购买的商品房，再交易时的溢值是市场现象，不计入其中。
对产品供求和要素配置市场化改革带来的生产率增长，最好是用如改革后农业产量额外增加、乡镇企业（总农村就业和用地没有增加）产出增加、和城镇企业计件工资制后效率提高这方面。如果估计剔除技术进步因素后的参数，来进行历史数据的计算，是最为实证和科学的方法。但是，前面已述，被经费、时间和人力所困。因此，只好用分解的改革TFP增长部分，减去城镇住宅资产化改革溢值带来的其余TFP增长，将其归入产品和要素市场化改革带来的生产率提高。
土地资产化改革从零到市场价格的溢值，数额较大，直接计入了国内生产总值。如果从1978年算起，其贡献了年平均2.57%的GDP增长率。然而，土地出让是90年代才能开始的，如果从1992年算起，其贡献了年平均3.76% GDP增长速度。而如果从城镇住宅商品化改革完成，房地产公司大发展的2000年算起，其贡献了年平均4.99%的GDP增长速度。关于土地出让金是不是应该进入GDP，学术和政策研究界有两种看法。不论怎么说，与市场经济国家不一样的是，它是一种土地不断地从零价格到市场价格向城镇居住和工商物流业转移的过程。在1978年以来到1991年间，土地转移是无偿划拨的。但是，从1992年起，建设用地开始有偿出让。90年代中期后，特别是1998年城镇住宅商品化改革，出现了大量的房地产开发公司，房地产行业从无到有。土地出让，从支出法核算是一项大的投资；从分配法核算无论是不是计入地方政府项下，但其帐户中真金白银地收到了这部分钱；而从生产法看，其流转表现为物业公司地租，表现为居民和房地产公司金融业支付的利息，建筑与土地不能分割的表现为企业的折旧和利润，还表现为居民自己居住的住宅给自己虚拟交纳了一笔租房。如果不这样处理，在核算上支出法和分配法的流量，与生产法的流量无法平衡，出现三种方法计算不平衡的巨额缺口。不论怎样诟病2000年以来土地出让资产化，零到市场价的溢值，确实支撑了经济二十余年增长速度的重要力量。
笔者最后总结的改革开放以来要素配置市场化和城镇住宅及出让土地资产化改革释放的经济增长率算式为：
最后总结一下，也就是说，（1）如果没有1978年以来产品供求和要素配置的市场化改革，没有城镇住宅和建设用地资产化改革，就没有改革带来的年均5.09%的额外经济增长，中国自然经济增长中低速度为3.15%。（2）需要指出的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广义技术进步从-1.21转正到年均增率0.7%，如果没有改革开放，假如中国广义技术进步年平均增长率仍然与1957—1977年一样，则中国自然经济中低速度为1.44%。
因此，1978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长的奇迹，毫无疑问来自于改革开放。温故而知新，中国未来想谋求一个年平均5.5%的经济增长速度，唯有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才可实现。我从一个学者的研究看，其余别无它路可走。
这一回文章中，虽然对过去改革与增长的奇迹进行了因果解释，但还是没有进入较为科学的差值法内生计算体制改革与经济增长关系的数理逻辑分析。欲知如何，且读下回分解。
(本文作者介绍：东北财经大学国民经济工程实验室主任)
责任编辑：李琳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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