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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秀岭
从几年前的毒大米、毒火腿、毒香肠、毒药品、毒酒、毒肉等，到现在沸沸扬扬的“毒奶粉”事件，为什么屡屡出现、屡禁不止？
笔者向工商、技术监督、食品监督等部门有关人员请教这一问题，他们给出了若干
答案。归结起来，在现阶段现行体制下，“毒奶粉”的出现存在众多理由。
多头监管的体制是“毒奶粉”出现的一个理由。中国有权“打假”的政府部门太多了，以至于到底谁在打假都成了问题。前些年出现的“八个‘大盖帽’管不了一头猪”、“七个部门管不了一篮子菜”等就是鲜活的例子。这次“毒奶粉”事件，同样涉及工商、技术监督、食品监督等部门。部门多，扯皮也不会少。为此，工商局和技术监督局有一个分工：工商管商场等流通领域，技术监督局管生产环节。但生产和流通是那么容易分割的吗？两大部门为“打假”而打架也就不足为奇了，市场监管出现空白地带在所难免。
地方保护行为是“毒奶粉”出现的又一理由。最近几年，很多地方以治“三乱”、优化环境为名义，出台了不少限制执法的禁令。如有的地方规定：行政机关对企业进行检查，应事先拟定检查计划并将计划报送同级经委(经贸委)和监察、法制部门批准；实施检查时，必须向企业出示检查管理部门下达的“检查计划”或备案核准通知书，不能出示者企业有权拒绝接受，并可向有关部门举报或投诉。一年只准到企业检查一次，甚至连一次检查也不被允许，执法部门怎么发现市场主体的违法经营行为？
低廉的违法成本是“毒奶粉”出现的另一理由。这和现行的处罚机制有关。一直以来，我们对制假贩假者的处罚较轻，做一次假，能抵得上罚七八次的钱，制假者付出的风险成本很小。而那种“高高举起、轻轻放下、以罚为主”的“打击”行为，简直是在培育造假者，把他们养成了一些管理者治下不断成长的摇钱树，养痈为患。
过高的打假成本也是“毒奶粉”出现的理由。比如执法鉴定费，现行体制下是谁执法谁负责出鉴定费。在普遍执法经费不足的情况下，谁执法次数多，谁的费用支出就高。一位从事十多年市场监管的人士无奈地说：干活的远不如不干事的舒服。消费者打假付出的成本也不小。费时费力费资金，却难以见效。这些，挫伤了各方打假的积极性，助长了造假者的威风。
另外，主管部门缺位，执法力度不到位，在个别机关中长期存在的推诿扯皮作风、对人民群众生命健康不负责的态度、农村市场监管的薄弱等，同样是“毒奶粉”出现的重要理由。
当然，“毒奶粉”出现的理由远不止这些。“毒奶粉”事件，注定要成为一个历史，以其为中心，一圈圈荡开波浪，投下的阴影、激起的话题、凸现的问题，既是体制之痛，更是社会之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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