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中国发展高层论坛嘉宾观点汇总

　　来源：中国发展高层论坛官网

　　十字路口的欧洲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教授、201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克里斯托弗·皮萨里德斯

　　欧洲目前面临的主要挑战之一即欧洲一体化应该如何前进：“我没有任何怀疑，欧洲需要进一步推进一体化，欧盟肯定会存在下去，但在经济政策方面则需要一定的灵活性。”

　　他首先指出，欧盟经济政策的一体化决策在帮助欧洲渡过欧债危机、保证欧盟体制的延续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当前，欧盟内部的各个经济体仍是相互依存的，经济政策一体化也会继续推进。但同时，一些成员国希望增加自己经济决策的自主性。

　　除了欧债危机之外，皮萨里德斯表示，欧洲各国发展步调、发展程度的差距，也加剧了欧洲经济一体化进程中的内部摩擦。应在经济政策的制定上增添一定的灵活性。例如，若打破现有的单一货币体制，或能带来些许益处。

　　法国巴黎银行董事长乐明瀚

　　处在十字路口的欧洲正面临若干挑战，但欧洲一体化整体上依然是成功的，同时欧洲需要进一步推进改革。

　　乐明瀚指出，民粹主义的兴起是欧洲面临的重大挑战之一，其根源在于各成员国国内的发展不平等问题，包括就业机会不平等、城市与乡村的发展机遇不均等。“现在几乎所有欧洲国家都在讨论这一话题，只是程度不一”。另外，欧洲如何实现能源转型、解决贸易冲突、应对恐怖主义等安全威胁、促进技术发展等等，也是欧洲关注的核心议题。

　　在多重挑战的压力下，乐明瀚认为，欧洲当下的发展状况总体良好，“英国离开欧盟非常困难，这就从侧面说明了，欧盟一体化是成功的”。他同时承认，如今有不少对于现有框架不满的声音，但这也是推动欧洲改革的意义所在。在他看来，即将于5月举行的新一届欧洲议会选举非常重要，或将重塑欧洲政治格局。但无论新一届议会的多数党有哪些政策主张，乐明瀚强调，各方应该谨记，“欧洲核心的价值观之一，就是通过讨论和对话解决问题。”

　　金融专业人士朱云来

　　对于欧洲发展概况，及美国、欧洲和中国的发展水平进行了对比与评估。从欧洲的基本情况来看，人口老龄化是其人口发展的重要特点。

　　至于欧洲当下面临的主要挑战，朱云来认为，经济发展方面，欧债危机后的经济复苏、去杠杆等问题是欧洲的核心议题。养老、就业、移民与难民等社会问题，也不断构成新的挑战。此外，军费分摊、国防等安全问题也愈发突出。当下，英国脱欧、欧洲部分国家如何加深一体化等议题，对于全球政治版图的发展均有重要意义。

　　安盛集团首席执行官托马斯·布博

　　欧洲的十字路口指的正是欧洲从第一代进入到第二代。为完成这一代际的顺利过渡，欧洲需要从内外两个角度做出正确的抉择和行动。

　　从欧洲内部来说，

　　其一，要关注新一代欧洲人的想法。在推进欧盟一体化时，应更加脚踏实地，让每个欧盟公民都从中获益。

　　其次，欧盟应明确自己的优势，并在这些擅长的领域加强投入，例如注重可持续性发展。“我们应该明确，自己对于一个新欧盟的愿景究竟是怎样的。我相信，欧洲可以在当今世界按照自己的价值观走出自己的一条路。”

　　德国经济顾问委员会成员拉尔斯·菲尔德

　　若从欧盟外部反观这一地区，欧盟如何在中美两大经济体之间正确地自我定位，则是欧盟亟待解决的另一关键问题。当下，欧盟对于中国的战略政策正发生变化，例如，中国投资进入欧洲的难度已经有所提高。“当今全球经济体系已出现分崩离析的态势，在这一背景下，欧盟需要在中美之间做出正确的选择。”

　　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

　　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江小涓

　　“中国已进入服务经济时代。”江小涓在论坛中表示，服务业在就业、新增GDP中的比重不断增加，但GDP增速近几年持续下行。她研究俄罗斯、土耳其、巴西、日本等国的发展历程，发现服务业比重占GDP比例超过一半时，经济增长速度会下降，因此中国的经济增长符合国际规律。她认为原因在于服务业长期被认为是低效率的。“制造业可以用机器，但保安、保姆、艺术表演等服务业两三百年来都没有效率提升。”

　　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扬·什韦纳尔

　　“先进制造业可将生产效率提高30%至40%以上。”产品生产到上市时间可以缩短几十倍，现代服务业与制造业融合亦能提高效率，降低制造循环周期。先进的工业技术还有很多潜力，如金属冶炼、建筑行业，都有很多进步空间。与国际市场相比，中国工业在GDP份额中占比更高，美国的服务业是支柱行业。而德国在先进经济体中工业占比较高，这是较为罕见的案例。扬·什韦纳尔认为，如果服务业和制造业的整合，再加以数字化，这会为中国带来巨大的优势。

　　中国第一汽车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奚国华

　　谈及企业在数字化时代的转型，奚国华指出，“汽车是制造业王冠上的明珠，在技术革新的推动下，汽车产业正在发生新的变化，汽车正从单一的交通工具，转向移动生活空间。奚国华介绍，一汽正在打造移动出行公司。切入这一领域的原因在于，未来买车的主力是90后及00后，他们更注重体验，对功能性和多样性有更多需求，因此需要掌握相关数据，发挥制造商的优势为消费者服务，更好的开发新产品。

　　徐工集团董事长王民

　　“数字化转型正在推动着先进制造业产业革命和新技术革命的浪潮滚滚向前”，徐工集团董事王民说。他指出徐工已经率先投入运行一套全球起重机行业的大型结构件智能化焊接生产线，同时在行业内率先开展设备联网，构建数据采集分析平台。“徐工工业互联网平台累计入网设备67万台，连接20多个国家。”王民介绍，在工业互联网领域，徐工是中铁建的重要合作伙伴，徐工为其打造四款工业App，通过就近匹配为企业节省物流成本，为中铁建节约1500万元的成本。对于前沿技术在工业领域的应用，王民介绍徐工集团已经组建队伍，对机械行业的无人操控进行研发，并探索5G技术的应用。数字化转型之后，徐工集团生产效率提升一倍，人工成本显著降低，自动化焊接率从40%提升至90%，产品一次交验不合格率降低至1%以下。

　　迎接5G时代

　　工业和信息化部总经济师王新哲

　　王新哲认为，5G将提供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推动信息通信产业体系化、规模化扩张，形成万亿级的产业规模，在工业、交通、农业、服务业等领域广泛应用，并为智慧社会建设提供关键支撑，推动社会形态向智能化方向演进。

　　同时他强调，应该清醒地看到，5G商用在产业发展和融合应用方面仍然面临诸多挑战。

　　王新哲指出，当前中国5G发展进入冲刺阶段，工信部将落实中国政府的决策部署，尽快启动5G商用，并推动5G与经济社会各领域的深度融合。他表示，下一步工信部将在加快商用部署、推动融合应用、构建安全保障体系、制定5G商用配套政策以及深化国际合作等方面重点推进。

　　王新哲还呼吁各国增进互信，促进5G良性竞争。他指出，5G技术是经济全球化浪潮下的创新成果，开放发展是必由之路，“希望各国产业界增进互信，扩大共识，共同维护公平、公正、透明的发展环境，按照市场原则和国际规则，促进产业良性竞争”。

　　联想集团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杨元庆

　　杨元庆认为，5G商用已经箭在弦上，5G超过50%的业务将会在商务方面，随着商业时代到来，更多新的应用空间将被引爆。

　　“仅仅在两年前，人们还站在第四次工业革命的门外眺望，现在已经迈进新的时代，而5G将是推动智能化时代巨轮滚滚向前的强大动力。”，杨元庆表示。

　　他强调，5G技术将给人工智能带来革命性的变革，会给数据、算法、算力带来新的融合反应，推动更多智能化变革。

　　美光科技总裁、首席执行官桑贾•梅洛特

　　桑贾•梅洛特对于5G和人工智能的关系有个形象的比喻：如果把人工智能比作大脑，5G相当于神经链接，数据好比血液，存储单元则是心脏。他认为5G是人工智能的基础，也会引领诸多创新。

　　他认为，5G的核心是可以更快传输数据，其低延时、大带宽、多端点的特性可以带来更多丰富的体验，包括在自动驾驶、远程医疗、智慧农业等领域的多种应用。

　　作为5G产业链上的一员，桑贾•梅洛特认为产业链已经做好了准备，“工厂中已经有了很多数据，但没有5G这些数据就无法被分析和计算”。

　　他认为，5G可以使数据更快地链接和分析，从而提高生产效率和增长使用周期，设备商和终端应用正在合作使5G成为现实。

　　桑贾•梅洛特提到，全国人大十三届二次会议重点提到了知识产权保护和外商投资法，他认为这些举措十分鼓舞人心。他强调，只有保护知识产权并构建完善的法律法规架构，创新才能够顺利进行。

　　全球移动通信系统协会会长葛瑞德

　　葛瑞德则指出，现在讨论的不仅是5G，更是智能链接。到2025年，预计有13亿人会连接到5G网络，这里面预计有4亿人在中国。

　　同时，他同样认为5G需要各国携起手来。4G时代来临之时，国际间第一次形成统一标准，推动了4G的发展，在这个基础上5G合作可以进一步扩展。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吴曼青

　　吴曼青认为，5G时代是期待和担忧并存的时代。“物理世界和虚拟世界正在加速融合，人们在向数字时代移民，5G会带来更多更快的数据，同时也会有更多压力”。他强调，应该重视万物互联带来的风险，始终关注数据和网络的安全性。

　　拨开用药难迷雾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注册管理司司长王平

　　总结出所开展的五方面工作：　　

　　第一，建立药品优先审评机制，鼓励药品的研发创新，明确列出加快审评的三大类18种条件。

　　第二，完善药物研发技术体系，推进药品的研发审评与国际接轨。重新定义“新药”、“仿制药”，同时推进仿制药与原研药疗效一致工作。2017年中国加入ICH（国际人用药品注册技术协调会）后发布的近20项指导原则促进了药品国内外同步研发。

　　第三，接受境外临床研究数据。在数据科学、准确、可追溯等条件下，境外企业可以直接用境外数据在中国申请上市。

　　第四，为加快新药上市，取消每一批化学药物的进口检验，同时将临床试验审批制度改为60天默认制。

　　第五，强化审评队伍改革，推进构建科学审评体系。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方式，审评队伍由200人增加到750多人，同时还聘请了有FDA工作经验的审评专家。通过这一系列的举措，审评时间整体缩短12个月，2018年48个新药获批，是2017年获批新药数量的1.5倍。

　　王平表示，药监部门2019年的工作重点之一就是配合《药品管理法》修正案推进工作。在《药品管理法》确定以后，尽快修订配套《药品注册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把前期取得的成功经验固化到注册办法中，以确保中国药物审批审评工作稳定开展。

　　辉瑞公司首席执行官艾伯乐

　　艾伯乐对最近几年的中国药审改革、采用全球最佳实践所取得的成果表示赞赏。他表示，中国必须要确保可及性的改革拓展，不应以牺牲创新和质量为代价。当下需要既能够支持患者，也能够支持整个生态系统的可持续定价措施和政策，以保证药物的质量和创新。

　　广州医药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李楚源

　　李楚源抛出“大湾区内的药品准入和流通该如何协调”这一具体问题。他指出，内地城市与香港和澳门在药品制度方面存在明显不同，可供应的药品种类也不同，而国外很多新药会先登陆香港市场，内地相对延迟。所以，李楚源建议相应产品准入和流通问题应该由国家层面出面解决，实现药物的互认互通。

　　诺华公司首席执行官万思瀚

　　万思瀚同样对过去两年中国出现的新药获批热潮表示惊喜。他指出，在解决用药难问题的同时，更要对知识产权进行保护，如此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此外，万思瀚建议，监管方应该明确国内对细胞、基因等自体疗法的监管措施，加强对医院此方面试验的质量监管。

　　赛诺菲集团首席执行官白理惟

　　白理惟认为，过去两年时间发生的变化与中国开展医药领域改革，尤其是出台药审改革新政密不可分。他特别强调国家应该持续关注罕见病的用药难问题，建议把更多的罕见病药物纳入国家医保目录，给予一定资金支持。

　　默克集团执行委员会主席、首席执行官欧思明

　　欧思明认为，过去30年中国在医疗改革方面实现了前所未有的成就，比如基本实现了医疗保险的全覆盖，普及医疗保健服务至偏远地区。但是，用药难问题还需要进一步解决。他表示，中国需要一个可持续的体系来给患者提供高质量的医疗解决方案。同时，应该更好地利用知识产权保护这一重要的激励机制。惟有如此，中国医药企业才能更有竞争力并且更加高效，最终实现与国际知名企业的并驾齐驱。

　　进一步开放金融服务业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副主席王兆星

　　王兆星指出，中国银行保险业的开放从未止步。2018年银保监会提出15条新的金融开放措施，如取消和放宽外资持股的比例、放宽外资机构业务准入条件、扩大外资机构业务经营范围、优化监管规则等，这些措施的落实宜早不宜迟。

　　王兆星表示，下一轮银行业开放的主要方向和领域包括：进一步放宽外资市场准入的条件，特别是规模、年限、股东类型、持股比例等数量限制，强调审慎标准和条件，进一步拓展外资金融机构经营范围，允许外资金融机构参与创新试点的一些新领域，同时进一步简政放权，缩减和优化行政审批，进一步优化监管规则，改善外资经营环境等。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达到对外开放和金融稳定的双重目标。

　　渣打集团行政总裁温拓思

　　温拓思认为，中国如果想要在全球化中发挥领导作用，实现经济一体化，就必须融入全球金融一体化的进程中。除了资本账户的开放，还要有资本、能力、技术的自由双向流动，有更多的融资工具来实现平衡。

　　综合美国和欧洲过去累积的经验，温拓思提出了三点政策建议，包括在法律上确保期货合约的结算、向外资银行开放国债期货相关商品、扩大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名额。温拓思认为，中国政府已经做了很多工作，非常期待中国金融服务业的进一步开放。

　　瑞士再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集团首席执行官缪汶乐

　　缪汶乐从保险和再保险行业的发展出发提出了三点政策建议，一是构建综合风险管理体系，

　　二是深化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

　　三是实现监管层面的创新，引入可交易基建资产类别，使得长期投资者能够更好参与到基础设施建设中，缓解政府资金压力。

　　彭博有限合伙企业董事长高逸雅

　　高逸雅认为，中国金融市场的开放为全球投资者带来了不容忽视的影响和长期投资机会，其中中国的债券市场是重中之重。中国债券市场规模达12万亿美元，是世界第三大债市，但对外开放程度较低。高逸雅指出，一个可投资的债券市场的健全发展包括市场监管、市场准入、投资者需求和业绩基准四大要素，彭博预计2019年中国将在这四大方面面临更有利的条件，迎来爆发式增长。

　　中国建设银行副行长黄毅

　　黄毅指出，中国人大刚刚审议通过了外商投资法，这表明了我国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决心，对于金融体系的开放也有深远影响。但是，礼尚往来才能形成良性互动。黄毅表示，希望互相信任、互相支持，公平竞争，避免单方面的规则，任何一方过分强调本国利益优先、设置市场障碍都会导致信用歧视，增加交易成本，甚至陷入零和博弈。

　　衔接脱贫攻坚战与乡村振兴

　　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韩俊

　　韩俊表示，现阶段中国最大的不平等是城乡发展的不平等，最大的不充分的是农村发展的不充分。韩俊介绍，脱贫攻坚在过去几年的努力下，取得显著的成果，中国贫困的发生率从六年前的10.2%下降到了去年的1.7%。

　　乡村振兴战略随之被提出。韩俊说，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对此作出了详细的部署，提出了政策蓝图。有关实施方案和重大工程正在出台中。韩俊认为，在优先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同时，乡村发展还有一些任务，包括农业市场化改革、农村供给侧改革、粮食安全、推进农业绿色发展等。韩俊介绍，正在实施的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行动，将重点抓好农村的交通、水利、饮水工程、宽带网络等基础设施建设。

　　他强调，2020年以后，乡村振兴要与农村的脱贫攻坚做好衔接。首先要做好规划的衔接，其次是政策和投入的衔接。韩俊说，要保证现在投入脱贫攻坚的资金继续投入到乡村振兴中。脱贫攻坚形成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也要运用到现在的乡村振兴中。

　　VISA公司首席执行官艾克礼

　　艾克礼介绍了VISA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合作项目，包括为东北、四川等地的农村学生和农村居民提供金融教育。艾克礼说，今年开始，VISA的重点将转向为四川省尚未被金融服务惠及的农民提供支持。谈及在农村地区支付领域的布局计划时，艾克礼说，首先是要在中国获得认可。他认为，要打通农村支付的“最后一公里”还需要让农村地区的人民了解金融产品，先建立信任基础，之后才能促成一些尝试。艾克礼说，这需要提高农村地区人民的受教育程度。

　　英美资源集团首席执行官孔廷礼

　　孔廷礼以英美资源集团在全球各地开发矿产资源为例，介绍了企业在资源开采过程中如何解决当地居民获得感不足、环境问题突出等难题。孔廷礼说，进行采矿活动时，要采用最高级别的环保标准。他介绍，英美资源集团现在采用新的技术，往深处更精准地挖矿，而非一味扩大矿的规模，以防止生态的恶化。另外，在当地进行矿产资源开发时，英美资源集团会与社区共同做规划。孔廷礼说，除为当地提供部分就业岗位，提供较高的薪酬外，集团还会做一些额外的投资，以改善当地生活，包括交通、能源等基础设施方面的投资。同时，集团还为社区提高教育、医疗等设施。

　　国家开发投资公司董事长王会生

　　王会生从产业基金的投资角度，分析了现阶段乡村振兴的重点是防止返贫。王会生介绍，十八大以来，国家开发投资公司出资20个亿，先后设立了两支专业扶贫产业基金。到2018年底，这两支基金在贫困地区共投资了100多个项目，这些项目将带动48万贫困人口就业，每年可为贫困人口增收30多亿元。这两支基金现在开始重点关注，如何解决因病返贫、因学返贫的问题，提高贫困地区人口的生活质量，助力乡村振兴。

　　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教授、南南农业合作学院院长李小云

　　李小云也强调，要防止返贫问题。他认为这是衔接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重要方面。他建议，将脱贫攻坚的各种资源和机制，用于乡村振兴，尤其是财政投入和金融的资源。可以将现在1000多亿元的贫困补贴资金，拿出一部分，重点投入到容易发生贫困的短板上，比如，贫困地区的学前教育，以及贫困地区义务教育的师资等方面。他认为这些领域是未来发生新贫困的重要领域，如果现在不去阻断，就会出现一边扶贫，一边产生新贫困的问题。

　　民营企业：与时代共进

　　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副主席李兆前

　　李兆前援引数据称，目前中国有92家独角兽企业，在全世界排第2位，其中87家是民营企业。中国70%左右的新技术产品和技术创新来自于民营企业。中国民营企业的发展得益于全球化，也得益于技术创新。同时，中国的民营企业分布在民生领域各个行业，解决近3亿人的就业，员工占城镇就业人口80%以上，占新增就业人口90%以上。没有中国的民营企业，就没有中国稳定的就业形势，也没有持续扩大的中产阶层。

　　罗兰贝格管理咨询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常博逸

　　常博逸表示，要维护良好的市场竞争环境，政府不应将企业按性质划分。以宝马公司为例，在宝马的发展过程中，欧洲国家政府确保它能获得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并从这样的竞争中获得长久生命力。他提示，当前对中国企业来说有三点值得关注，即保持竞争力、打造品牌和数字化革命。在欧洲已经可以看到公私部门密切的合作，涉及能源、汽车、火车等行业，中国也可以在这一领域进一步尝试。

　　新希望集团董事长刘永好

　　刘永好在问答环节回答有关混改的问题时表示，国有企业具有政府背书、资金雄厚、消费者认同等优势，但在机制灵活性、决策市场化等方面显然还不够。如何帮助国企提升市场化格局、提高效率，让管理者真正分享企业价值，就需要包括混改在内的一系列改革。他称，新希望在20世纪90年代初就参与过混改，当时收购了30余个饲料企业，现在看来，凡是收购的、参与合资的企业，都过得不错，没谈成的企业几乎都垮了。现在约99%的饲料企业都是民企，所以早一点做混改是对的。

　　TCL集团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李东生

　　李东生同样就混改问题发表观点。他称，真正的混改必须改革企业的经营管理模式。目前看到的多数国企混改方案，都是拿出少数股权在社会上出售，动员民营资本去认购，这样企业从法律意义上就转变为混合所有制。但这些企业的管理模式依然是国企体制，例如高管限薪。如果仅停留在这一层次，混改是不到位的，混改一定要真正达到改变企业经营模式的目标，按行业竞争力的标准向社会招聘管理者。

　　李东生表示，目前看来，国家对如何进行混改还没有很清晰的标准，只是鼓励大家去尝试。但是，往不同的方向走，结果差异很大，这就需要管理者和管理部门能承担责任、做出决定。如果说金融领域需要由国有资本控制，那么在制造业领域、资源性行业，由于历史性原因形成的大量国企，如何进行混改，是决策者需要想透的重大命题。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周其仁

　　周其仁表示，中国民营企业当下有两个特点或趋势值得关注。　　

　　第一，很多发展较好的民企，开始呈现股权多元化，成为股份制公司、上市公司。

　　第二，从民营企业、尤其是头部民企的业务结构看，这些企业和员工、客户、上下游、供应商、服务商等方方面面结成市场性契约关系，民营经济已经成为市场契约网络中的重要节点。这意味着，对于大型股份制企业来说，企业的资产已经不单单是老板自己的财产，还涉及很多其他方面的财产，甚至包括其他国家、其他地区、其他所有制拥有的财产。民营企业家做的每一个投资经营决策，不仅是使用私人财产，还要动员很多其他私人财产，甚至公共财产。头部民营企业的业务运行质量，例如支付宝、微信支付、华为的通讯基础设施等，都对国民经济生活、社会生活产生重大影响。

　　周其仁称，私有产权已不足以概括民营企业里成长出的私有经济的特征，整个社会要从观念、法律、政策、习俗等方面为上述新的发展留有足够空间。民营经济不是一个应对短期经济下行压力而需要关照的事件，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组成部分，将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长久共存。基于此，根本的问题是要稳定民企长期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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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霍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