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我国国际收支的“双微顺差”与自主平衡

　　2018年我国国际收支的“双微顺差”与自主平衡

　　作者：应习文

　　国家外汇管理局近日公布了2018年四季度及全年我国国际收支平衡表初步数。2018年，我国经常账户顺差491亿美元，其中，货物贸易顺差3952亿美元，服务贸易逆差2922亿美元，初次收入逆差514亿美元，二次收入逆差24亿美元。资本和金融账户顺差408亿美元，其中，资本账户逆差6亿美元，非储备性质的金融账户顺差602亿美元，储备资产增加189亿美元（见下表）。

　　我国国际收支平衡曾出现的几种情况

　　平衡国际收支平衡表通常分为“经常账户”“资本和金融账户（含储备）”和“净误差与遗漏”，但通常分析时，考虑到储备性质的账户具有特殊的意义（代表了外储的变化），因此可以从资本和金融账户独立出来，形成“非储备性质的金融账户”与“储备账户”两项。这样，通常研究国际收支平衡的种类，可以采用“经常账户”（或称“经常项”，主要反映贸易流动和收入情况）、“非储备性质的金融账户”（通常就简称为“金融项”，代表跨境资本流动）和“储备账户”的三分法。而“净误差与遗漏”及“资本账户”则因规模不大而处于相对次要地位。

　　国际收支平衡表，之所以称之为“平衡表”，是因为从记账的角度看，必然是要平衡的，就算当经常项与金融项无法平衡时，也需要依靠外储的变动与净误差与遗漏来弥补。回顾我国近十多年来的国际收支历史，可以发现主要存在以下几种平衡类型。

　　一是“双顺差”型，即经常项与金融项大幅顺差，不得不依靠储备账户的大幅逆差（储备的“逆差”仅是记账需要，实际反而表示储备资产的增加）来平衡。回顾近年来我国的国际收支变化历史，可以发现，自1999年以来，我国国际收支当中的经常账户与金融账户曾经长期处于这种“双顺差”状态。这是由于，一方面，由于中国逐步融入世界贸易体系，相对的制造业低成本优势导致长期的巨大货物贸易顺差；另一方面，由于人民币的长期升值，吸引了大量长期与短期资本进入我国投资。从具体年份看，这种平衡模式占据了1999-2011、2013与2017这些年份。

　　二是“一顺一逆”型，即经常项大幅顺差，金融项出现逆差，而储备账户则根据前两项的加总的结果不同出现增加或减少。相对应的年份为2012、2014-2016年共4年。其中2012与2014年，金融项逆差较小，储备资产相应增加；而2015、2016两年，由于人民币贬值压力较大，跨境资本净流出较为明显，金融项逆差超过了经常项顺差，导致储备资产出现下降。

　　从以上两种分类上看，2018年我国经常项与金融项均出现了顺差，本可以归为第一类。但是仔细考察细项数据，可以发现2018年经常项与金融项的顺差规模均显著收窄，形成“双微顺差”的格局。其中，2018年经常项顺差占GDP的比重仅为0.36%，是1999年以来首次低于1%；而非储备性质的金融项顺差占GDP的比重也仅为0.44%，在1999年以来的该项顺差年份中排在第二小。因此我们并不主张将2018年的国际收支平衡归入“双顺差”类型，而应归入一种新的类型，即“自主平衡”类——即经常项与金融项接近自主平衡，其结果是不需要储备资产进行较大的调节和变动。

　　经常项的“微顺差”分析：货物顺差的下降与服务逆差的上升

　　2018年经常账户顺差大幅下降，其中重要的原因在于一季度出现了大幅逆差，以致于前三季度过后，经常账户依然出现了小幅逆差的情况，这是过去十多年所未见的。2018年经常账户顺差491亿美元，相比2017年的1649亿美元大幅下降。其中一季度逆差341亿美元，导致前三季度累计逆差55亿美元，直到四季度当季顺差546亿美元才最终实现全年顺差。全年经常账户顺差占GDP的比重下降至0.36%，是1996年以来的最低值，相比2007年峰值时的9.94%，可以称的上是“微顺差”了。

　　从结构看，2018年全年货物贸易顺差3952亿美元，较上年下降17%，在外部贸易环境发生较大改变与全球经济放缓的双重影响下，出口的下降导致了货物贸易顺差的下降。2018年服务贸易逆差2922亿美元，较上年增加10%，从细项来看，服务业逆差扩大主要来自于以下几方面，一是运输逆差669亿美元，较上年逆差增加108亿美元，源于进口增速高于出口，这一点与货物贸易顺差缩小是同步的；二是旅行逆差2370亿美元，较上年逆差增加119亿美元，随着我国国民收入的提高，旅行逆差扩大已持续多年；三是知识产权使用费逆差302亿美元，较上年逆差增加63亿美元，主要源于我国对知识产权保护的提升。

　　除了贸易顺差下降和服务逆差增加外，经常项中的收入部分也出现了逆差增加，其中初次收入逆差514亿美元，同比显著增加49.2%，主要源自雇员报酬顺差的减小，以及投资收益逆差的扩大。二次收入逆差24亿美元，倒是显著减少了。

　　金融项的“微顺差”分析：人民币贬值情况下首次实现顺差

　　2018年，非储备性质的金融账户在全年人民币贬值的情况下首次出现顺差。回顾金融账户的历史变化，在2012、2014至2016年的四年中，在人民币汇率出现贬值情况下，资本都出现了净流出；而2012年之前，以及2013年和2017年，在人民币汇率升值的情况下，资本都出现了净流入。2018年人民币汇率整体贬值，特别是下半年贬值速度较快，但全年非储备性质的金融账户仍实现602亿美元的顺差，占GDP比重为0.44%，虽然也是“微顺差”范围，但却是人民币贬值下的首次年度顺差。如果考虑到全年602亿美元的顺差中，还承担了四季度未核算出的净误差与遗漏项（预计有300-600亿美元的净流出），那么2018年最终的非储备性质的金融账户可能实现1000亿美元左右的顺差。

　　细究资本流动的影响因素的改变，可以发现过去人民币汇率因素往往是影响资本流动的重要原因，这可能源于短期逐利资本（热钱）在资本流动中的比重较大。但2018年人民币贬值情况下资本依旧净流入，则表明了随着我国资本市场估值降低、市场开放程度上升、投资环境优化等利好因素不断积累，对国际长期资本的吸引力有所增加（全年直接投资呈现净流入1074亿美元，较2017年增长62%），同时我国对外盲目投资的规模也小幅下降下降（全年对外直接投资净流出961亿美元，下降6%）。

　　未来国际收支平衡将如何演变

　　整体看，2018年我国国际收支实现“双微顺差”，最终储备资产增加189亿美元。可以说，已由过去的经常账户、金融账户与储备资产三者共同平衡的状态，走向了经常账户、金融账户分别趋向于自主平衡，以及储备资产小幅波动的新状态。

　　展望未来，预计自主平衡这种“新平衡模式”出现的可能性会有所增加。一方面，从趋势看，经常账户占GDP的比重近年来一直在持续下降，从2007年最高值时的9.94%，下降到2018年的0.36%。新的国际贸易环境与贸易规则，再加上我国经济结构的变化，都可能造成货物贸易顺差下降和服务贸易逆差上升，这使得经常项会继续向自主平衡方向发展。另一方面，金融项早已经告别了人民币升值预期下的大幅资本净流入，而两三年前人民币贬值压力下突然转为资本大幅净流出的现象也已告一段落，随着我国市场的开放，以及人民币汇率预期转向双向波动，资本的流向必然会走向均衡，金融项大进大出的概率也会下降。由于经常项和金融项都走向自主平衡，可以预见，我国的外汇储备变化或将长期处于低波动状态。（作者为中国民生银行研究院研究员）

责任编辑：霍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