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次贷危机的五个启示
张育军
美国次贷危机影响巨大、教训深刻，在诸多方面值得借鉴和反思，本书(《金融危机与改革》)相关章节从不同角度分别做了阐述。在本书的终章，针对政府、企业与家庭，我提出了一些此次金融危机中至关重要的经验启示，共计三个部分40条。这些结论非常直接，也必然非常主观，仅供读者参考、讨论。概括起来看，我觉得有五个方面的启示尤其值得关注。
一是宏观政策要注重审慎平衡。次贷危机虽然发生在金融领域，但包括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住房政策等在内的宏观政策失调是引发危机的首要原因。2000年以来，由于互联网泡沫破裂、政府减税、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等因素，美国政府的财政赤字不断扩大。巨额的财政赤字加上全球贸易失衡，给美国采取债务货币化的手段增添了动力。美联储于2000年开始实行低利率货币政策刺激经济，货币供给长期保持宽松状态。与此同时，“居者有其屋”的住房政策导致住房抵押贷款标准不断放松，金融机构大量发放次级抵押贷款。低利率、对房价上涨的预期和不断放宽的放贷标准，促使投机者和低收入者大量贷款购买房地产，推动房地产泡沫持续增长，而结构化金融产品的泛滥进一步加剧了房地产市场的泡沫。泡沫破裂导致房价下跌，直接引发次贷危机。这充分说明，金融领域的危机很多时候是宏观经济政策失调的产物。在推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必须始终坚持审慎的宏观经济政策，使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等宏观政策保持平衡、协调、可持续。
二是虚拟经济要服务于实体经济的需要。次贷危机的重要成因是，虚拟经济在监管缺失的情况下脱离实体经济而过度泡沫化。非审慎的住房抵押贷款、资产证券化和资产管理等各领域层出不穷的金融创新工具，推动了虚拟经济的过度自我循环和膨胀，营造出了一片虚假繁荣，最终积累了巨大的风险。本次金融危机后，美国等发达国家已经认识到不能仅仅依赖于金融创新和信贷消费拉动经济，开始重视国内产业尤其是先进制造业的发展，并将“再工业化”、制造业回归作为调整经济模式、重建竞争优势的战略方针。这些充分说明，虚拟经济是一把“双刃剑”。以实体经济发展的需要为基础，适度的虚拟经济能在资金融通、信息传递、市场定价等方面发挥独特作用。相反，如果虚拟经济脱离实体经济“空转”，就会形成资产泡沫，引发资源错配，造成经济体系相对价格关系混乱，加速实体产业空心化。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必须始终把实体经济作为经济体系发展的根本基础，虚拟经济应该把服从和服务于实体经济需要作为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
三是金融机构要加强风险管理。审视贝尔斯登、花旗、美国国际集团、“两房”等在次贷危机中遭遇重大风险的机构，首要问题都在于公司风险管理失控。
主要包括：金融机构杠杆倍数大幅提升，投资银行经营杠杆由以前的10多倍快速飙升至危机前的三四十倍，风险承受能力十分脆弱；流动性风险集中，部分机构严重依赖回购和商业票据市场的短期融资；金融机构的相关风险过于集中，持有大量与住房风险高度相关的金融产品；高级管理人员和员工薪酬的短期激励机制，在一定程度上也助长了金融机构的过度投机。借鉴次贷危机的教训，在防范金融危机过程中，一方面要保持宏观审慎，另一方面必须高度关注微观市场主体的风险状况，特别是对一些具有系统重要性的金融机构，应当督促其优化公司治理，完善激励约束机制，全面强化风险管理体系，避免金融机构个体风险酿成系统性金融风险。
四是监管部门要避免监管缺位。在金融自由化思想的影响下，美国对不断涌现的各类金融创新缺乏相应的监管措施，场外复杂金融衍生品市场存在监管空白，对投资银行和住房信贷机构公司治理建设以及信用评级机构的监管也严重滞后，形成了明显的“监管失灵”。金融监管未能及时跟上金融创新的步伐，未能充分评估和化解金融创新中存在的风险，这是次贷危机爆发的重要原因。金融创新与金融监管是矛盾的统一体。持续的金融创新在推动金融发展、提高金融运行效率的同时，不断地对现有的金融秩序、金融监管制度造成冲击。新的金融产品和服务的普及打破了旧的金融秩序和格局，增加了许多不稳定因素，需要新的规则加以规范和约束。因此，监管部门必须始终关注金融市场的发展动态，使金融监管紧紧跟上市场创新的步伐，避免监管真空和监管缺位。金融监管与市场创新的良性互动关系表现为“监管—创新—再监管”，最终才能在有效防范风险的基础上，促进金融活动的不断深化发展。
五是政府在危机应对中要坚决果断、前后一致。在应对次贷危机的过程中，美国政府及时采取了较为积极的应对措施。第一，美国货币当局创新性地创造和使用了多种金融工具，并且确立了其超级监管者的角色。第二，美国政府在货币、财政、税收、住房、资本市场等各相关领域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并相互配合支撑，发挥了政策上的综合协同作用。第三，国际社会紧密合作，在共同应对危机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这些应对措施在很大程度上减轻了危机的冲击和负面影响，促进了金融体系的修复和经济复苏，但仍然存在一些不足。危机发生前，美国政府对信贷泡沫、房地产泡沫、经济结构失衡等较为明显的预警信息认识不足，延误了最佳的应对时机。在主要金融机构倒闭时，美国政府先救助了贝尔斯登与“两房”，后又救助了美国国际集团，却任由具有系统重要性的雷曼兄弟倒闭，政策的前后矛盾导致市场预期混乱。次贷危机中美国政府正反两方面的应对经验表明，在重大金融风险面前，政府必须时刻保持警觉并及时应对，同时应当保持政策的横向协调性与纵向一致性。这不仅是政策发挥最大效用的关键，也是管理市场预期的重要手段。(作者系证监会[微博]主席助理，本文节选自《金融危机与改革》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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