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忠直亮一心为民|范仲淹_新浪财经

转自：前线理论圈

《宋史》将他与同一时期的宰相文彦博并称“富文”，评价他们“公忠直亮，行事果断，皆有大臣之风”。司马光称颂他“三世辅臣，德高望重”，北宋名臣叶清臣称赞道“今辅翊之臣，抱忠义之深者，莫如富弼”。

富弼（公元1004—1083年），字彦国，洛阳（今河南洛阳东）人，北宋时期政治家、文学家。他在宋仁宗、英宗、神宗三代均为重臣，为国家平安、百姓安宁作出了积极贡献，受到朝野尊重。《宋史》将他与同一时期的宰相文彦博并称“富文”，评价他们“公忠直亮，行事果断，皆有大臣之风”。司马光称颂他“三世辅臣，德高望重”，北宋名臣叶清臣称赞道“今辅翊之臣，抱忠义之深者，莫如富弼”。

诟如不闻不同俗流

富弼出生于西京洛阳一个官宦世家，自幼勤奋好学、气度不凡，少年时便以文章名世，被誉为“洛阳才子”。范仲淹注意到他的才华，赞叹其有“王佐之才”，还亲自将他的文章推荐给王曾、晏殊。

更难能可贵的是，富弼不仅以文章惊天下，还胸襟博大、器宇不凡。据宋人陈长方编撰的《步里客谈》记载，曾经有一个与他观点相悖的文人辱骂富弼。富弼装作没听见，赶快走开。有人悄悄告诉他：“某某骂你。”“恐怕是骂别人吧！”富弼若无其事，笑嘻嘻地回答道。“叫着你的名字骂的，怎么是骂别人呢？”这人一副打抱不平、怒不可遏的样子。富弼依旧毫不在意，说道：“不会吧，天底下同名同姓的多着呢！”那位骂他的人听闻此事后，被富弼的度量所打动，最终与之结为好友。这就是成语——诟如不闻的由来。

北宋天圣八年（公元1030年），宋仁宗突然宣布恢复制科，范仲淹推荐富弼参加科考，其以茂才异等科及第，自此走上仕途，先后被派到河阳、绛州、郓州等地任职。

当时，山东一带多有兵变，地方官员不但不去镇压，反而开门延纳，以礼相送。朝廷追究此事，派富弼随范仲淹去处理。富弼建议道：“姑息养奸，形同通匪，都应定死罪。”范仲淹则说：“土匪势强，远在山林，难以围剿，地方政府兵力不足，贸然围剿，只能是劳师伤财，让老百姓白白受苦罢了。他们按兵不动，以图缓剿这大概是保护百姓的权宜之计啊。”富弼不同意范仲淹的看法，与恩师争执起来。这时，有人从旁提醒富弼，不要忘记范仲淹的知遇之恩。富弼坦然答道：“我和范先生是君子之交。先生举荐我不是因为我的观点始终和他一致，而是因为我遇到事情敢于发表自己的看法。我怎能因为要报答他而放弃自己的主张呢？”范仲淹听后点头道：“不同俗流，这正是我看中富弼的地方啊！”

两次使辽何暇家顾

庆历二年（公元1042年），北方辽国大军压境，威逼宋朝割让关南十县。战事一触即发，朝廷急需一位能臣干将赴辽谈判。然而，群臣认为情况不可预测，皆不敢前去。宰相吕夷简因与富弼有嫌隙，故意推荐他出使辽国。富弼接受了这个推荐，在临行前叩见宋仁宗，慷慨陈词：“主忧臣辱，臣不敢顾其生死。”

富弼还没出发，辽国的使者萧英就已到边境雄州（今河北雄县）。富弼奉命郊外迎接，萧英却以自己有脚疾为借口，拒绝行礼拜见。这种态度无疑是对大宋的挑衅和轻视。富弼正色诘责道：“我曾出使北方，即使病卧车中，听到命令也会立即起身行礼。如今中使到来，你却不肯起身行礼，这是什么道理？”在富弼的责备下，萧英意识到自己的失礼，连忙起身让人扶着作揖行礼。随后，富弼“开怀与语”，向萧英详细陈述双方交战的利害关系以及契丹背信弃义的做法。自觉理屈的萧英对富弼肃然起敬，“亦不复隐其情”，屏退左右，将辽国君主的要求如实告知。富弼把了解到的情况向宋仁宗作了详细汇报，宋仁宗拒绝了辽国的割地要求，只答应增加“澶渊之盟”时所订下的岁币，以金钱换和平。

同年四月，宋仁宗派富弼前往辽国进一步谈判。面对辽兴宗索要土地的强硬要求，富弼指出：“兄弟之国，岂可使一荣一辱哉？”坚持宋朝不愿割地，但愿增币以维和。他以澶渊战役为例，向其说明发动战争不仅会造成双方巨大的损失，还会破坏民族间的和平共处。面对富弼的劝说，辽兴宗虽有感悟，但仍心有不甘，提出和亲。富弼进一步说服辽国君臣，强调岁币的长远利益超过婚姻带来的好处，辽国最终同意接受增加岁币的方案。

八月，富弼再次出使辽国，带去两封国书、三封誓书。然而抵达辽国后，辽兴宗却要求富弼在誓书中加一“献”或者“纳”字。为守护宋朝尊严，富弼据理力争，拒绝了辽兴宗的要求。辽国派遣使者跟随富弼一起前往宋朝进行商议。然而朝堂之上，宋仁宗求和心切，听从了晏殊的主张，委曲求全，满足了辽国的要求。

宋辽和谈成功四五个月后，西夏元昊派遣使者到宋朝请和。至此，宋、辽、西夏三足鼎立的格局逐渐稳定下来，民间交流日益频繁，为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据史料记载，富弼在第一次出使辽国之时，女儿不幸夭折；第二次接受任命时，夫人诞下一名男婴。他虽收到了家中的书信，却无暇顾及，连拆也不拆，便将其焚毁。随从的官员对此大惑不解，纷纷询问原因。富弼动情地说：“家书，家书，身在异国，读之徒乱人意耳，国事未了，何暇家顾？”他深知，自己此刻身处异国他乡，面对的是复杂的政治局势和艰巨的谈判任务，如果此时阅读家书，必然会勾起对家人的思念和担忧，从而影响自己的判断和决策。为了国家，他选择了将家书付之一炬。

《宋史》评价此事：“弼割老母之爱，蹈不测之祸，以正辨屈强敌，卒复和议，忘身立事，古人所难。故近者李良臣自北来归，盛言北方自主而下，皆称重之。”富弼的赤胆忠心赢得了朝野高度赞誉。

防疫救灾勤政爱民

富弼不仅在朝为臣时竭诚尽职，勇于担当，而且在地方为官时也造福一方，深受百姓爱戴。

皇祐元年（公元1049年），富弼在青州任职期间，黄河以北地区发生水灾，大量灾民逃难至青州。有人劝说富弼要谨慎行事，不要接收那么多的灾民。富弼却坚定地说：“吾岂以一身易此六七十万人之命哉！”他想尽一切办法，救助灾民。以往的赈灾方式通常是官府将灾民集中到城里施粥救济，由于灾民众多，不仅容易导致疾病传播，还有人因等待数日也未得到食物而活活饿死。富弼决心彻底改变这种赈灾方式。

富弼鼓励乡绅大户协助府衙救济灾民渡过难关，并安排小吏将捐赠明细记录在册，待灾情过后依据捐赠多寡上奏请求赏赐。这项举措极大调动了富户豪绅慷慨解囊的积极性，政府得以筹集到更多救灾钱物。此外，富弼还鼓励民众自救，将原本属于国有的山泽森林池塘之地，任灾民自行取用，以缓解他们的生活压力。灾民有死亡者，他又组织人力进行大规模的集体安葬，称之为“丛冢”，以防止疾病的传播。他安排地方官员劝农，借种给灾民种植自救，扩大灾民获取食物的来源。农以地为本，农民有了土地，经过辛勤耕作，既可以维持一家生计，从而稳定社会秩序，又能为国家提供赋税，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这在当时是一项创举，有一定进步意义。全面系统、细致周到的救灾与防疫措施，救助了数十万灾民，富弼赢得了广泛赞誉。此后，富弼的做法因简便周尽，被广泛应用到各地。宋仁宗也对富弼赈灾之事大加称赞，派遣使臣对其嘉奖。但是，富弼一概辞谢，并让使臣转告皇帝：“恤灾赈乏，臣之职也。”

熙宁元年（公元1068年），富弼被调任至汝州担任判官。宋神宗下诏让他进京觐见，询问其治国之道，并特许他乘坐轿子直达宫殿门口。在富弼入宫后，宋神宗亲自在东门小殿接见，并体贴地安排富弼的儿子富绍隆从宫门引入，还免除了富弼的跪拜之礼，让他坐着与自己交谈。这一系列举动，无不彰显宋神宗对富弼的尊重与信任。

宋神宗觉得富弼老成练达，久经政务，就向他请教致国强盛的办法。富弼说：“人主好恶，不可令人窥测，可测，则奸人得以传会。当如天之监人，善恶皆所自取，然后诛赏随之，则罪无不得其实。”宋神宗又以边事相问，富弼认为其初登大宝，应广施仁政，布泽万民，愿二十年口不言兵，让国家和百姓得以休养生息。一番交谈后，皇帝想让他以集禧观使的身份留在京城，但富弼坚决辞谢，仍回汝州任职。

在汝州期间，富弼借鉴青州赈灾的经验，采取多种方式妥善安置流民。他任命专职官员招集流民，选定在汝州城南四十里的地方搭建房舍，设立流民收容点。他又命令宝丰、鲁山等县官员在各地分设流民安置点，搭建庐舍、分发粮食、分散安置，做到流民有房住、有饭吃、有活干，形成了从官府扶持到百姓自救的稳定局面。

富弼为官清正、克己奉公，屡拒升官。即便晚年退居洛阳后，富弼仍保持着较高的声望与影响力。凡其外出时，人们都会奔走相传，把轿子围得水泄不通。元丰六年（公元1083年），富弼在洛阳家中去世，享年八十岁。即使在生命的尽头，富弼仍不忘国家社稷，让自己的儿子将遗奏亲手交给朝廷。宋神宗阅读了这份奏折后十分哀痛，辍朝三日，并亲自撰写祭文祭奠，追赠富弼为太尉，谥号“文忠”。

作者：张彰，北京联合大学政治学研究所副所长；刘莉丹，北京联合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

文章来源：《前线》杂志2025年第1期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责任编辑：金蕾蕾

网络编辑：徐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