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分，中国电影终于有了《好东西》

与邵艺辉前作《爱情神话》相似，《好东西》的故事依然发生在上海。不过，主角们并非上海“土著”，而是更能引发大众共鸣的“沪漂”群体。

单亲妈妈王铁梅（宋佳饰）带着女儿王茉莉（曾慕梅饰）搬到新家，结识了住在隔壁的乐队主唱小叶（钟楚曦饰）。一个独立的“铁娘子”，一个清醒的“恋爱脑”，再加上早熟的00后“小孩姐”，她们三人互相陪伴，彼此“当妈”，女性情谊、新欢旧爱、露水情缘，在上海里弄间慢慢发酵。

很多人表示，《好东西》的观影过程是愉快而美好的。它让观众在离开影院后，对世界不再那么焦虑，这在当下是一件难得的事。和《芭比》一样，《好东西》是一部适合三五女性好友一起观看的电影。影院里的每一次同频共振、每一次爆笑或哽咽，让女性在黑暗中彼此看见、确认对方的心意。

都说青年导演的第二部作品最易翻车，巧合的是，与《好东西》前后脚上映的，还有刘循子墨的第二部电影《胜券在握》、董越的第二部长片《戴假发的人》。目前，后二者的豆瓣评分在6.5分左右。

可以预见的是，《好东西》大规模放映后，口碑将迎来进一步的两极分化。邵艺辉的女性主义表达绝对算不上具有冒犯性，可一旦引入性别议题，创作者就必将面对最挑剔的评价、令人不解的破防和超越电影本身的论辩。

无论如何，《好东西》无需也不可能让所有人满意。正如邵艺辉所说：“能让你感到开心、平静、幸福的就是好东西。”当热门电影中的女性角色越来越少，中国电影由男导演所代言，我们需要《好东西》，也需要更多出自女性视角的作品，即便它没有那么“好”。

醒来的女性，雄竞的男性

《爱情神话》讲的是一个上海中年男人和三个女性的故事，《好东西》讲的则是三个女性彼此温暖、共同生活的故事。

片中两大一小三位女主，无一例外，都是“醒来的女性”。两个大的，一刚一柔，每个人都有各自的困境和伤痕需要处理，但她们从未放弃自我，去过一种依附于他人的生活。

宋佳饰演的单亲妈妈王铁梅，是这几年的影视作品中常见的独立女性形象。一出场，三言两语，王铁梅就把宣称要“为爱结扎”的前夫哥怼得哑口无言。

事业上，王铁梅写过极具影响力的调查报道，刚刚入职一家名为“好东西”的自媒体公司，担任主编；生活中，她既当爹又当妈，独自带娃、搬家、通马桶、换空调滤网，是无所不能的“超人”。

邻居小叶则是一个选择成为“恋爱脑”的独立乐队主唱。她就像银幕外许多顺直女的代表，忍不住为爱情牵肠挂肚，但也会为了维持自尊而强装洒脱。约会对象胡医生说自己Not into LTR（无法进入长期关系），小叶便谎称自己早已结婚生子。

受原生家庭影响，小叶的内心十分缺爱。按现在流行的心理诊断术语来说，她绝对是“讨好型人格”，一句夸赞便能让她十倍以报，“快乐倒贴”。但即便受伤，她也从不否认对爱的渴望，失去爱人的能力。毕竟，就像她所说，“男人还是很好玩的”。

还有铁梅的女儿王茉莉，更多时候，大家都直接叫她“小孩”——实际上，直到现在，邵艺辉的妈妈也是这么喊邵艺辉的。“茉莉”听起来太过女性化，“小孩”不偏不倚，刚刚好。她展现了一个没有受过传统性别规训、“正直勇敢、有阅读量”的孩子会成长为什么样子；她还拥有超乎9岁小孩的智慧，总能犀利地指出成人世界的不合理之处，让人怀疑她是不是从胎教时就接受了波伏娃和上野千鹤子的洗礼。

当然，《好东西》里并不缺失男性角色。但无论是章宇饰演的“奶狗”小马、赵又廷饰演的“软饭男”前夫，还是任彬饰演的“渣男”胡医生，都不过起到某种“工具人”般的作用。他们既没有推动女性人物成长，也不是她们觉醒的诱因，仅仅是“课间十分钟”的娱乐项目——这一点，从电影海报中就可以发现。

《爱情神话》海报中，几位主角围坐在桌旁，老白和李小姐位居正中。邵艺辉说过，老白是她理想中的男性的投射。试想，现实中有一个有钱有闲、会做家务，甚至还会道歉的男性，绝对大受欢迎。也因此，邵艺辉必须让老白中年发福、穿Polo衫，才能让人物更加可信。这些细节就和李小姐、格洛瑞亚、蓓蓓的潇洒叛逆、游刃有余一样，终究是为老白锦上添花。

但在《好东西》里，邵艺辉似乎彻底放弃了让男性角色具有普遍可信度。小马和前夫哥是如此“典型”，又如此小众，将他们编排成笑话无疑是个聪明的选择，因为“女权表演艺术家”永远不会被冒犯，他们只会在散场后继续完成表演。更何况两人乖巧、温顺，雄竞的主题竟然是擦不擦防晒、读过几本上野千鹤子、懂不懂“既得利益者”和“结构性压迫”。

男性角色成为镶边，三位女主则占据了海报的绝对C位：中间是打扮成凡·高的小孩，右边是cos成美国大法官金斯伯格的铁梅，左边是cos成墨西哥画家弗里达·卡罗的小叶。金斯伯格和弗里达都是享誉全球的女性主义icon，她们的抗争经验和精神，也巧妙呼应了铁梅、小叶的个性与人生。

对女性主义有所了解的观众，会在发现这些“彩蛋”时会心一笑——从不断被提及的上野千鹤子金句，到直播间里卖的大热女性主义书籍《看不见的女性》和《她们不是唠叨，只是受够了》，再到铁梅T恤上印着的“Yes，I'm a feminist”和“I Dissent”。

这不意味着《好东西》的女性表达是悬浮、说教的，恰恰相反，它是如此具体，融入主角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是我们当下生活最理想化的面貌。

有人批评《好东西》“妈不像妈，孩子不像孩子，一切都是假的”。上播客“随机波动”时，邵艺辉谈到自己经常陷入思考：究竟是去呈现一个真实但她不喜欢的、她认为不文明也不高级的世界，还是去呈现一个理想中的、没那么真实的世界？后来，她发现自己只能做到后者。

所以，在《好东西》里，搬家公司的名字叫“袋鼠妈妈”；王茉莉随了妈妈的姓，会不假思索地说出“经血又不是屎，怎么能弄脏呢？”；小叶约会回家被尾随，铁梅会骑着平衡车上前表示“让男的也感受一下被尾随的感觉”；看到随地大小便的男人，铁梅也会大声怒斥。而当铁梅在地铁累到睡着，头不自觉地靠在邻座男生的肩膀上，另一边的女生会悄悄把她揽到自己肩头。

这些碎片只是真实世界的一小部分，但确确实实是正在发生的故事。它们比现实更远，比冒着粉红泡泡的Barbie Land更近，就像上海街头唱起的《明天会更好》，交织着历史记忆、此时此刻和对未来的想象。

一名观众手绘的角色画像。（图/微博@邵艺辉）

女性主义电影，不必苦大仇深

当我们提起女性主义电影，往往感到有一种苦大仇深的必要性。我们不愿把它与商业片联系在一起，害怕喜剧消解了现实困境的沉重和复杂。

比利时导演香特尔·阿克曼于1975年自编自导的《让娜·迪尔曼》，被誉为影史上第一部真正的女性主义电影。三个半小时中，导演以真实时间为尺度，将镜头对准日复一日买菜、做饭、拖地的家庭主妇，让洗碗和谋杀在电影中获得同等注意力。

2019年滕丛丛导演的《送我上青云》，主角是有着新闻理想的女记者盛男（姚晨饰）。盛男意外地发现自己得了卵巢癌，为筹集手术费，她不得不答应为富商李平的父亲写自传。面对随时可能降临的死亡，盛男踏上了一条寻找性爱、直面自我欲望的道路。在与不同男性角色的关系中，我们看到了父权阴影下女性的挣扎与自我救赎。

批评一部女性主义电影消费女性议题，是永远不会出错的——就像批评一部商业电影不够深刻，无疑是展示自身电影品位最便捷的方式。但一方面，我们需要具备思辨性、能引发讨论的女性主义电影；另一方面，我们也需要轻松愉快、把各种主义和议题包裹在嬉笑怒骂中的女性喜剧电影。一千个女导演，就应该有一千种女性电影。

我们需要有人在重复女性苦难叙事的同时，提出“单亲妈妈一定要过得苦吗”；需要有人把家务活想象为各种自然声效的脑洞——晾衣服的声音像打雷，煎鸡蛋像下暴雨，煮面像沙漠里下雨，吸尘器吸地像突然袭来的龙卷风，妈妈做菜则像熊猫吃竹子。

长久以来的刻板印象中，女导演就只能拍摄小成本的生活流电影。而相较于历史、战争题材，生活流往往被认为格局不够大。但《好东西》中这段蒙太奇，绝对是今年影院中最充满诗意的片段之一。铁梅忙碌的背影，小孩闪闪发亮的眼神，被小叶充满灵气的采样串联起来。

《好东西》观看男性的目光是调笑的，毫不掩饰地写满了“你没事吧”的意味，它并非以“男凝”为原坐标，再往相反方向走。而电影投向女性的目光始终是温柔的，它用温暖的方式包容了一切。

正如《人·鬼·情》导演黄蜀芹所说，如果把男性视角比作朝南的窗户，女性视角就是东窗。阳光首先从那里射入，从东窗看出去的园子和道路是侧面的，有它特定的敏感、妩媚、阴柔、力度与韧性。

《好东西》的温柔，也体现在对非传统家庭关系的探索和想象上。

有意思的是，当铁梅和小叶被胡医生误以为是“拉拉”情侣时，铁梅瞬间回到传统性别秩序中，刻意扮演起“男性气概”——穿上宽垫肩的西装、岔开双腿、压低嗓音，而胡医生也急忙表示政治正确，借机从关系中顺利脱身。

而铁梅、小叶和小孩通过日常相处，构建了女性共居的完美模板：她们相邻而居，共同抚育小孩，一起吃饭、喝酒、看展、旅游——可以是闺蜜，可以是伴侣，也可以互为母女。小叶在铁梅忙于打工时帮忙带娃，鼓励小孩尝试走上舞台；铁梅经常给一大家子做饭，以一种母亲般的关怀站在小叶身后，给予依靠和理解。

小叶想用男人的爱填补心里的洞，但墙上明明白白写了“爱情没有神话”。最终，还是小孩品尝她略带咸味的泪水，告诉她：“你的眼睛又美又亮，怎么看我都没关系。”

女性互相陪伴，彼此看见。电影中，小叶心疼铁梅总想一个人承担所有，告诉她“你没法给所有人当妈”“你不是我妈妈，没必要跟我道歉”；而铁梅心疼小叶因原生家庭留下的创伤，告诉她“总要有人跟你说声对不起”。

小叶因为吃了过量安眠药被误以为自杀那个情节，更纾解了许多女性内心的恐惧，提供了一种梦寐以求的可能性。假设一个独居女性发生意外，或许会有像铁梅这样的女性好友第一时间发现，也会有一张温暖的床铺接纳不想回到孤零零房间的她。又或者，假设一个女性终身未婚未育，也会有三五好友互相关照，不用独自面对老年生活。

电影接近尾声时，小孩第一次登台打鼓，发现自己还是喜欢当音乐的观众。而小孩真正的兴趣在于写作。铁梅问小孩，为什么要写《我不再幻想》这篇作文、为什么不能写点乐观的故事？小孩回答道：“正是因为我们足够乐观自信，才能直面悲剧。”

这句话出自铁梅生小孩那年写的一篇报道，甚至她自己都忘记了。我们不清楚小马是不是真如自己所号称的那样读过铁梅的所有文章，但可以确定的是，小孩用心读了，还悄悄把母亲当作榜样。而她，将带着这种乐观和自信，去创造属于自己的游戏规则。

海量资讯、精准解读，尽在新浪财经AP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