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120为代表的院前急救：人命攸关，却在“鄙视链最底端”|急救_新浪财经

5月17日，河南大学大三学生小君在学校宿舍感到身体不适，拨打120求救后未及时得到派车，最终在收住至ICU的14天后去世。

小君去世后，父亲彭强将女儿拨打120时的通话录音在网上发布，引发全社会关注。6月6日深夜，郑州市纪委监委官方微信公众号“清风郑州”发布《关于网络反映郑州120延误救治事件调查和问责情况通报》，对包括郑州市紧急医疗救援中心接线员张真颖在内的5名相关人员给予处分。这次悲剧的发生，也让国内院前急救医疗体系的深层问题呈现在了公众面前。

文｜李秀莉魏倩印柏同

“接线员有没有资质？是否经过正规培训？120急救中心问题出现在哪里？为什么接到急救电话后两个小时内没有派车？”在上述通报中，郑州市相关方面并未公布接线员张真颖的资质和岗前培训情况，小君的父亲彭强的疑问没有得到解答。更令人们感到不安的是，一个如此不专业的接线员，竟出现在了这样一个人命攸关的工作岗位上。

“我们国家的院前急救，如果你深入下去了解，实际上是非常无奈的。它能应付日常的工作都已经很不容易，还没有上升到如何进一步全面提高质量的层次。”上海医师协会急诊科医师分会会长，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北部院区急诊科和创伤中心主任陆一鸣告诉本刊。陆一鸣1987年从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毕业，进入瑞金医院，瑞金医院的急诊科及监护病房就是由他一手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其职业生涯几乎见证了中国医疗急救体系的发展历程。

2021年8月5日，山西省卫生健康委员会组织开展“卫生应急实战演练”（视觉中国供图）

他告诉本刊记者，中国急救医疗体系大致可以划分为“院前急救-急诊室急救-ICU救治”几个环节。而无论是院前急救还是医院急诊室急救的体系建设，均正式开始于上世纪80年代。“我记得很清楚，1983年，北京协和医院急诊科成立，这也是当时我国最早建立急诊科室的医院。1985年，上海瑞金医院的急诊科也建立起来。”陆一鸣说。到1986年，中国卫生部开始要求各地卫生部门逐步启用“120”作为全国各地急救中心电话号码。

发展至今，中国的院前急救尚无统一的运作模式。但整体来说，可以分为四种：第一种是独立型，指120急救中心作为独立的医疗机构承担病患转运任务，有自己的急救医生、司机和救护车等人员、设备；第二种是依赖型，急救中心在管理体制上属于独立机构，但往往设在当地的大型综合性医院里，由医院负责解决部分急救医生、救护车等资源，再由政府给予医院一定补贴；第三种是指挥型，急救中心只受理急救电话，并进行调度，救护车、急救人员等由医院提供；第四种是综合型，即“直属急救站+网络医院”模式，急救中心拥有直属急救站的人、财、物等资源，而在直属急救站点半径范围以外，由急救中心指挥调遣医院，再由医院自行派急救人员、急救车辆等执行救助任务。

但无论采用何种运作模式，急救中心的核心功能都是调度医疗资源，因此，120接线员在行业内的正式称呼实际上是“调度员”，这是一份责任重大且高强度的工作。“我们急救中心，目前大概有200名左右的接线员，需要白班、晚班、夜班三班倒。每班8个小时，平均下来一名接线员在8个小时内需要接打200通左右的电话。这些电话，有的是呼救，有的是咨询，有的（可能）是不同群众看到同一起公共交通事故打来的重复电话。”王宇说。

急救中心接线员一般有医学背景，年龄多在28 ～ 30 岁，女性居多（视觉中国供图）

对120接线员来说，一方面是高标准的专业要求和高强度的工作节奏，另一方面却是较低的岗位门槛和待遇。陆茗是国内某二线城市的一名急救中心工作人员，她告诉本刊记者，自己所在的急救中心属于财政全供事业单位，自己在十多年前入职时，单位的接线员招聘还有编制，但很快就经历改革，后来进入的接线员大都属于“劳务派遣关系”。收入方面，有媒体作过统计，该职位的行业整体薪酬仅在2000～5000元之间。招聘对象多为“大专及以上学历”“临床医学或医学相关专业背景”，并不要求具备医师资格。

除了接线员，我国院前急救医生的配备也不乐观。空军军医大学基础医学院的陈瑞霖等人在2021年发布的文章《国内外院前急救发展现状及启示》里提到，根据有关调查显示，发达国家平均每名急救人员负责1万人口的急救工作，而我国的这一数据却是11万。文章还提到，有研究统计，随着我国院前急救医生数量减少，这一数据将会上升到13万，甚至更高。

事实上，院前急救医生的“用人荒”问题由来已久，2015年，时任杭州市急救中心主任应旭旻在接受采访时说，根据当时的站点配置，杭州市至少需要76位急救医生，但急救中心在编的一线急救的医生只有29个。为了缓解急救中心“用人荒”，原杭州市卫计委出台规定，杭州市级各公立医院的临床医生晋升职称前都要到急救中心轮转4个月。

《急诊科医生》剧照

刘医生就是杭州市急救中心下属急救站的一名120医生。他所在的急救站属于新建站点。2020年，他所在的这家民营医院为扩大影响力，向浙江省杭州市急救中心申请增设了急救站。根据当年公布的《杭州市急救中心布局规划》，杭州市将急救半径控制在5公里内，每5万人配置一辆救护车，为此在一年内在全市增设站点31个。

刘医生工作的站点是医院内一个独立的办公空间，三间办公室分别供值班医生、救护车驾驶员和两名担架工日常休息，医生的工作台就设在公共区域的一角，刘医生和其他三位同事就在这里接警、完成工作日志，常规情况下，值一个早班一个晚班后可以休息两天，有时任务紧张，也会一次性值班24小时。

做院前急救医生一年多，刘医生慢慢意识到，为什么同行会将120急救医生称为“医生鄙视链的最底端”：与其他接受过5年医学教育、参加过执业医师规范化培训的同行相比，120的救护工作并不需要太多系统的专业训练，很多时候，只需要经过基本的急救培训就可以胜任这份工作，因此作为医生的成就感也大大降低了。很多求助者甚至会认为，他们只是“将患者从家带到医院的搬运工”。去年，在一次急救中，刘医生接到了从业以来的第一份投诉。他猜测是因为自己到达现场后一心顾着给患者查体，和家属说话时没有直视对方。对方在投诉信件里写道：“医生工作态度散漫，为人傲慢，不尊重人，担架工没有力气，抬人抬不动。”

《急诊科医生》剧照

与此同时，在现有的院前急救运作模式下，院前急救医生很容易被排除在日常的培训和职称晋升体系之外。以上海为例，2017年，为了提高院前急救医生的业务水平，上海曾尝试将院前急救医护纳入院内急诊规培体系中，瑞金医院急诊科室当时也接收过一两个急救中心的医生。“按照正规要求，培训要3年，但是大概几个月之后，他们就回去了，因为（120急救中心）人手紧张，没人干活了。”陆一鸣说，上海的院前急救采用的是“独立型”运作模式，急救医生从属于120急救中心，与医院分属于两套系统，120急救中心的医生也无法参与医疗体系内的职称晋升。

刘医生也有类似的“身份”担忧。尽管他被划归至杭州急救中心管理，但他的劳动、人事关系仍在医院。近些年市急救中心待遇提升，比以往招聘更容易，但下属的急救点待遇不稳定，流动性大，招聘相对困难，他也迟迟没有转为编制身份。他想，如果120急救医生的待遇能“跟上”，付出和回报成正比，大家或许会更珍惜这个岗位。

一方面是院前急救专业人才缺乏完善的晋升路径，职业方向不清晰，另一方面则是120急救需求的增加。在陆一鸣的记忆里，当年瑞金医院急诊科成立之初，只有3名固定医生，20多个急诊观察床，3个急重症监护床位，不能马上收到专科病房的病人才会被送到急诊科的观察室里。到现在，仅地处上海嘉定区的瑞金医院北部院区急诊科每年接诊的120救护车在就超过5000辆。陆一鸣说，上海市120急救中心目前有两千员工，光市中心地区（内环以内），急救中心下设的急救分站就近40个，平均每个急救分站的地域覆盖密度或急救半径为3-5公里，每个分站平均配有五六辆救护车。“这在我大中型国城市中已经属于很高水平的覆盖了。”但在一些特殊时段，例如早上，叫救护车可能还需要排队等候，“因为高峰的时候车不够用。”

《救命病栋24小时》剧照

2011年，为了提高院前急救医生的业务水平，上海市曾尝试过将院前急救医生纳入市统一的急诊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体系中，瑞金医院急诊科作为培训基地当时也接收过一两个上海市120急救中心的急救医生来参加培训，“按照正规要求，全程培训要三年，但是，大概几个月之后，他们就回去了，因为（120急救中心）人手紧张，没人干活了。”陆一鸣说，上海的院前急救采用的是“独立型”运作模式，急救医生从属于120急救中心，与医院分属于两套系统。

据报道，上海新冠疫情期间，当班急救车增幅近 50%，工作量是原先的 3 倍。接线员的接电话量则是平时的五六倍，“新冠病人的转运车跟一般120转运车的消杀要求又不一样，对于院前急救中心来说，真的是太难了。”陆一鸣说。

除了人才问题，中国院前急救还面临经费不足等问题。“我们这么大人口的一个国家，怎样建设符合我国国情和实际的这样一个院前急救系统，我觉得需要在顶层设计上有一个通盘的考虑。首先，是政府在人才和经费上给予足够的重视，其次，还包括如何做好内部培训、人才建设、救护车及医疗设备提高、院前院内衔接、急救网络和信息化建设，如何更好的开展急救知识和技能的大众普及，等等。它既是一个关系众多病患、挽救生命的民生工程，同是也是一个兼顾医学专业、庞大而又复杂的系统工程。”陆一鸣说。